张能为：伽达默尔与“哲学是否终结问题”
在西方解释学史上，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实存性解释学”基础上真正完成了从技艺学、方法论意义的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创立了哲学解释学。理解与解释成了人的存在和生活的一种方式，理解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在伽达默尔那里，以解释学为基础，实现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实践哲学成为了解释学发展的最新趋向。解释学不再作为只是关于理解和解释某种文本意义的学问，而是与人的存在、与世界的普遍意义联系起来，“理解、存在与实践”成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东西，真正的理解和解释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也因而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实践知识或者说实践智慧（phronesis），而这就是伽达默尔在实践理性日益沦丧的现代极度科技化文明下极力试图去复兴与重建的以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为原型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根本不同于作为理论运用的技术性和生产性的“物质性的活动”（伯恩斯坦语），而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关于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反思性理论，这是“规定所有人的知识和活动的问题，是对于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①。显然，这种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是以世界的普遍意义和人的存在的总体性价值为其理论的最大诉求的，而这就蕴含了对“形而上学”、对“哲学”的明确而重要的肯定，一切“形而上学终结论”甚至是“哲学终结论”都源于对哲学及其作用方式的不正确理解，哲学总会以其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在科学制止了哲学的补充和思辨的独断对它的限制时，哲学才会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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