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美国与越南就一项新的关税协议达成了共识。协议的核心内容十分直接:所有运往美国的越南商品将被征收20%的关税,而转口货物则将面临40%的关税。同时,越南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将被设定为零。这一消息一出,舆论反应激烈。有观点认为,这是越南的不得已之举,而也有声音表示,越南已经“投降”给美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美越关税谈判,整个过程非常简洁,并不像美国与欧洲、日本或中国的谈判那样反复拉锯,充满了你来我往的博弈。相反,越南几乎没有提出太多的条件,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硬的立场。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在越南党总书记苏林与特朗普进行了一通电话后,协议竟然如此迅速地达成。
这背后透露了什么信息?显然,这表明越南的对外政策已高度集中在苏林个人身上,或许我们可以说,越南正式步入了“苏林时代”。
过去,越南的政治结构被形容为“四大支柱”,即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这四个职务分别掌握一定权力,互相制衡,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然而,这一结构在近年来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前总书记阮富仲主导的反腐运动下,许多党内元老被清除,权力逐渐向总书记一职集中。苏林的崛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苏林原本是公安系统出身,非地方领导人,但他受到了阮富仲的重用,并破格提拔为国家主席。阮富仲于2024年8月去世后,苏林顺利接任总书记,成为越共的最高领导人。
上任后,苏林迅速展现了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政策方向。首先,他接任总书记一个月后,便启动了五年经济振兴计划,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发展绿色能源,特别强调高科技产业和新能源的推动,目标是将越南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在新一代越南人中产生了强烈共鸣,迅速提高了苏林的民间威望。
其次,苏林继续了阮富仲的反腐行动,并在2024年10月推出了“熔炉2.0”,进一步打击高层腐败和利益集团,清除潜在的政治障碍。这些举措不仅帮助他稳固了自己的政治基础,也提高了他的领导力。
在外交方面,苏林延续了阮富仲的“竹子外交”战略,巧妙地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并且与前几任领导人相比,苏林在外交事务中的决断力显得尤为突出。
回到这次的关税协议,为什么越南没有反抗,也没有拖延时间,直接达成协议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越南实在输不起。
早在今年4月,特朗普就曾公开宣称,如果越南不改变做法,美国将对其商品征收高达46%的关税。若此政策落实,将对越南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毕竟,越南是一个严重依赖出口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一旦美国封锁市场,越南的外贸几乎会瘫痪,苏林的经济现代化计划也将因此停滞不前。
此外,2026年1月,越南将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苏林必须确保自己连任总书记,以继续主导越南未来五年的发展。如果经济崩溃,苏林的政治地位将面临严重威胁,因此,他选择了迅速与特朗普达成妥协,以确保越南经济的稳定。
有人认为,苏林此举是“倒向”美国,彻底背离了传统立场,但这种看法实际上有些片面。越南真正想走的路线,依然是模仿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模式:通过引进外资,转移技术,最终实现自主发展。这条路的核心目标是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越南希望通过这种路径,像中国一样,逐渐实现从“低端加工”到“自主创新”的转型。
然而,这条路充满了挑战。首先,越南没有中国那么庞大的市场体量,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口红利,战略环境也不够稳定。更糟糕的是,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也在争夺外资,越南依赖“低成本和外资工厂”这一模式,现在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竞争力。
如今,国际形势的变化让越南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摩擦、金融动荡和技术脱钩,任何一项都足以打乱小国的战略布局。因此,虽然苏林在集权后推动改革显得更加高效,但这也意味着他的政治风险逐渐上升。
过去的“四大支柱”体制,能够分散权力和矛盾,但当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若经济出现问题,改革受阻,或者外部压力加大,那些曾经沉默的利益集团,很可能会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越南的军队和国企系统,这些长期在越南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利益集团,面对改革触动的“蛋糕”,不一定会甘于坐视不管。
因此,未来苏林能否继续推进他的改革,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还需看他如何处理好与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他是否能像韩国的朴正熙一样,以强有力的领导推动国家现代化,还是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在改革的高压下被内外夹击,最终失控?越南是否能在苏林的带领下成为下一个韩国,还是下一个苏联?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谁也无法预见。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苏林时代”。这场转型,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而这份新的关税协议,或许正是这一时代的第一道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