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遭质疑
文︱陆弃
2025年7月31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对等关税”的合法性展开公开辩论。11位出庭发言的联邦法官中，有10位明确对这项行政令的合宪性表达怀疑。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法律争议，而是美国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一场赤裸裸的博弈，也是特朗普式经济民族主义再次遭遇制度铁墙的一次真实写照。
特朗普高调宣布“对等关税”制度，将多国商品按10%至41%的梯度征税，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却绕过国会授权，强行使用IEEPA——一部本质上用于国家安全和外交危机管理的特殊法案。问题在于，特朗普并未拿出能支撑“国家紧急状态”认定的任何确凿证据，整个关税政策几乎只是对贸易逆差的情绪性回应。而IEEPA原意并不涉及常规贸易调整，历史上亦从未被如此大规模用于全球性经济报复。特朗普此举，已远超法律授权范畴。
法律，是权力的边界。 美国宪法明确将贸易政策和税收决定权授予国会，这是一条从未被挑战的政治红线。特朗普若能成功绕开立法机关，仅凭行政令就重塑美国的对外贸易体系，那将不是“执行总统权力”，而是对联邦制度的结构性重塑。联邦巡回法院的多数法官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质疑总统将贸易逆差等同国家安全威胁的逻辑基础，质疑IEEPA是否被曲解滥用，也质疑行政部门有无权力在没有国会审议的前提下，对数十个国家发动关税战争。
事实上，这并非法院首次出手。 早在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就已作出裁决，认定特朗普依据IEEPA颁布的关税行政令违法，裁定其永久禁止执行。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上诉，联邦巡回法院以“审理期间保留权力”为由，暂时搁置了这一裁决，使争议延续至今。这种拉锯战不只是技术性的司法争议，而是一场制度结构上的对撞。一边是希望通过国家主义姿态强推经济政策的白宫，一边是试图守住权力分立和宪法框架的法院。
这场对抗还不可能很快结束。不论联邦巡回法院如何裁决，败诉一方几乎必然会将案件推进至联邦最高法院。 这也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政策将再一次被绑上司法战车，整个关税体系的合法性将在未来数月经历史无前例的解构审判。此举不仅将对特朗普本人构成巨大政治压力，也势必影响美国企业的外贸规划与市场预期。
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的这场“对等关税”实验已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连锁反应。 多国政府抗议激烈，一些盟友视此为“经济讹诈”，加拿大已表态将采取反制措施；欧盟则威胁对美国汽车加税；印度、菲律宾等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寻求替代性贸易路径，转向区域化、多边化的贸易安排。特朗普想通过关税重构全球贸易格局，却可能加速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边缘化。
而对美国国内而言，这种极化的贸易政策带来的并非“公平”，而是价格波动、产业混乱和法律不确定性。中小企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不仅要面对进口成本激增，还要承受法律规则一再翻转所带来的合规成本。在纽约起诉特朗普关税令的，正是5家中小企业与12个州政府，他们无法承受“国家紧急状态”背后的政策试验。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场抽象的法律之争，而是生死攸关的经营危机。
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并非没有受众，但它正面临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美国建国以来最严密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制衡，在于让任何“人民总统”的意志无法凌驾于国会、法院之上。特朗普想要挑战这套体系，既需要政治天赋，也需要法律巧思，更需要一种在历史上罕见的民意动员能力。而今看来，至少在司法环节，他正处于失势的一端。
此案背后隐藏的，更是一个值得全世界警惕的信号：当国家领导人试图以“国家安全”之名，突破权力边界时，法律体系是否足够坚韧？当经济政策被情绪绑架时，民主体制能否及时修正？美国是全球宪政民主的标杆之一，若连它都无法阻止这种“权力扩张性滥用”，其他国家又该如何自保？特朗普的关税行政令正走向命运拐点，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