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对越反击战打响4天后我军感叹轻敌：越南军队比国民党军强多了！
1979年2月17日，我军分成东西两路，向越南黎笋政权发起自卫反击。由于我方准备充分，越军边境防线薄弱，解放军迅速突破越南边境。然而，战斗打响仅几天，随着我军不断深入，越军的民兵和特工频繁袭扰我军后勤和指挥系统，导致部队判断失误、发生混乱。
有些单位突然关闭电台，有些部队销毁了密码本，还有的单位因为通信排长失联，导致误以为有叛变行为，情况变得一片混乱。军队不断接到穿插、分兵的命令，原本能由一个师控制的兵力，迅速从一个团缩减到一个营，甚至一个连，大家都身处陌生的敌境中，局势极为危险。
地形的复杂和不熟悉让部队如同在迷宫中行进，地图上没有明显的道路标记，只有等高线标志，而实际地形却是险峻的山谷和峡谷，根本无法通过。就连本来能作为穿插路线的地方，实际是一片无法跨越的天堑。
2月21日，121师接到广州军区命令，调动363团到董赛防守，师部跟随362团向扣屯方向推进。然而，随着部队根据军区和上级的指示频繁调整位置，指挥部几乎变成了“光杆司令”，陷入极度混乱。越南北部的原始森林、陡峭山脉和深不见底的峡谷给我军带来极大的困扰。山路险峻，有的路段看似可以通行，走上去却只剩下藤蔓，一旦不小心就会跌入深谷。
熟悉当地地形的越军利用山洞和悬崖，从山顶突然发起攻击，虽未能造成直接伤害，但对我军的补给线和士气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在没有摩托化装备、依靠人力和马匹运输补给的情况下，穿插本身就非常困难，更何况还要应对越军的骚扰。
121师在接到指示后，带着1300多名民工、400多名伤员（民工主要负责担架）以及两个连的部队，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峡谷中。师部确定的队形是：侦察连控制制高点，警卫连开路，师部在中间，伤员被安排在后面。由于山道狭窄，军马无法顺利通过，只能卸下负担，小心牵马走过荆棘丛生的山道。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军马因摔下山谷而死亡或重伤，无法继续行走。
为了减轻民工的负担，师部决定将轻伤员放下担架，只有重伤员需要抬担架。即使如此，抬担架的民工依然极为辛苦。在山路上，民工四人一组，两个在前背担架，两个在后抬担架，艰难前行。过陡坡时，抬担架的民工甚至要小心避免伤员滑落或碰到伤口。
民工们的衣服被荆棘撕裂，身上到处是伤口，许多人还被毒虫叮咬肿胀。然而，他们毫无怨言，始终保持着与部队相同的行进速度，保证伤员的安全。
幸运的是，军方提前派遣了侦察部队，对越军的零星哨兵和特工进行了清除，从而避免了更大的伏击危险。要是越军在121师穿越山路时进行伏击，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在经历几次损失后，我军逐渐意识到，越南几乎是全民皆兵，任何一个看似普通的村民都可能是敌人。这让我们的士兵更加谨慎，尽管在战斗中常有老兵指挥，他们依然警觉到敌军可能的埋伏。
随着部队走出山谷，进入开阔地带时，越军早已在这里埋伏。敌人的机枪、步枪声此起彼伏，甚至还投掷手榴弹。越军的隐蔽和狡猾超出我军的预料，我们虽然能听到子弹的呼啸，却很难找到敌人的位置。虽然我军人数较多，但由于越军火力的压制，行动变得非常困难。
此时，121师只带了三天的干粮，已经断粮一天。饥饿的士兵依然毫无怨言，继续执行任务。在指挥官毛余的决策下，121师决定集中少量重武器，压制越军的火力，确保部队能够通过敌人的封锁。
就在我们准备通过开阔地带时，才意识到越军在太阳的掩护下占据了有利位置。由于我军正对着夕阳，眼睛难以适应强烈的光线，无法有效瞄准敌人。而越军背对太阳，清晰地看到了我军的每一个动作。
为了避免被敌人精准打击，我军士兵采取了不断变换位置的战术，快速奔跑、卧倒、翻滚，以减少暴露目标。尽管如此，士兵们还是成功突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进入了树林。
随着大部队进入森林，大家筋疲力尽，许多人没有吃东西，又遭遇了长时间的奔跑，体力严重透支。就在此时，毛副军长调动的362团终于与121师汇合。王副参谋长看到情况后，忍不住感叹：“你们没有任何保护，太危险了！”
然而，宋子佩却苦笑着回应：“我们没有选择，三天接到了五次急调命令。” 这一切让指挥官们感到无奈，因为部队不断接到调动命令，结果各团被拆散，原本有序的战斗变得支离破碎。
不久后，宋子佩与毛副军长进行了一番讨论。宋子佩坦言：“我们轻敌了，越南军队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强得多，武器精良，战术凶狠。”经过交战，才发现越军装备了大量苏制和美制高精度武器，尤其是在迫击炮和手榴弹方面远超我军。
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严峻，部队不仅遭遇了断粮断水的问题，连后勤物资也因为越军的伏击而未能及时到达。局势越发困窘，直到最后，毛副军长的警卫员才拿出一根地瓜，大家传来传去，依然没能满足饥饿的需求。这个情景让人深感心酸，仿佛回到了历史上那些最艰难的日子。
战争并非游戏，轻视敌人和麻痹大意最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