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国际金融》2026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为方便阅读，此版本省略了脚注与参考文献，全文请参见中国知网。点击以下超链接，可阅读笔者团队近期关于加密货币与加密资产的相关研究。

摘要：2025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合并的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七版（BPM7），新增“数字化”章节，将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统计范畴。这给国际收支核算的制度逻辑带来新的挑战，或将冲击国际收支平衡表核算方法，进而影响全球金融稳定，并潜在重塑全球货币体系与国际秩序。我国可能会在统计规则与数据管理、宏观政策与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跨境监管、人民币国际化、财税及合规等五方面面临新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完善制度法规、制定风险预案、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六点应对策略。

近年来，加密资产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金融发展格局。从比特币等私人加密货币的出现，到稳定币、去中心化金融（DeFi）、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发展，再到现实世界资产（RWA）的探索，加密资产逐渐成为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变量。这不仅挑战传统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也在推动国际组织对加密资产属性与经济效应的重新评估。在此背景下，2025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合并的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七版（BPM7）。作为全球通行的最新国际收支统计规则，BPM7为各国编制国际可比的宏观经济数据提供了国际标准框架和编制指引。

为反映数字时代经济活动的新特点，BPM7新增“数字化”章节，首次明确了比特币等加密资产的统计要求，以体现金融创新和数字化的最新发展需要（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2025）。扩展后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全球化和金融工具创新。这有助于提高宏观政策制定的有效性。BPM7体现了IMF统计口径从传统货币金融交易转向对数字资产和数字经济的全面覆盖。它的核心在于通过改革统计框架，提高全球经济活动的可见度，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准确的数据基础。

在IMF统计口径改革背景下，各国家（地区）均需根据自身国别情况采取差异化政策路径，形成本地化调整模式。然而，不同国家（地区）在接收和执行BPM7改革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也使得全球统计协调面临新挑战。

对于我国而言，IMF在国际收支统计方面的政策调整既带来新挑战，也蕴含新机遇。从新挑战角度看，我国现行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尚未充分反映加密资产的跨境流动情况，存在“漏统”和“错统”的风险。在加密资产交易和持有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若我国统计口径与国际规则脱节，将可能削弱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和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从新机遇角度看，我国在数字人民币（e-CNY）研发与应用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若能主动对接IMF新规，并在国际收支统计和监管标准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不仅有助于提升数字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地位，也将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一、加密资产定义及国际收支核算方法

当前，学界对加密资产的界定尚无统一标准，但普遍认为其核心特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加密资产以加密算法为支撑，确保资产的唯一性与不可篡改性；二是加密资产通过分布式网络实现点对点交易，具有跨境、匿名和高流动性特征；三是其价值并非完全依附于传统主权信用，而是部分基于市场信任与共识机制形成（Hermans et al.，2022；Vasselin，2024；段丙华，2024；陈雪萍，2025；邓建鹏、马文洁，2025；胡云腾、周维明，2025）。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加密资产的衡量至关重要。尽管其在全球资产中的占比可能相对较小，但它却会对未来的金融稳定、税收政策和监管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统计学家已经找到了将某些加密资产归类为“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方法，而此类资产会体现在国民财富中。确保新版《国民账户体系》能为各国提供指导，说明应如何报告加密资产，是避免相关标准在未来过时的一种方式（Klyuev & Tebrake，2025）。

IMF在The Recording of Crypto Assets in Macroeconomic Statistics报告中对加密资产进行了定义。加密资产作为价值的数字化载体，依托密码学技术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构建的去中心化点对点架构，使交易双方无需通过可信中介机构即可直接完成交易。目前，加密资产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一般交易媒介的加密资产。根据债权属性可分为央行或其他机构发行的有对应负债方的加密资产（如央行数字货币、对发行者有负债方的稳定币），及没有对应负债方的加密资产（如比特币等加密资产）；二是仅在平台或网络中作为交换媒介的加密资产（即支付代币）；三是证券型代币（其始终具有对应负债方）。

此外，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欧盟、西班牙央行、美国金融业管理局（FINRA）也对加密资产进行了定义，如表1所示。

BPM7中关于加密资产国际收支核算方法的规定，可以归纳总结如下：一是将生产性加密资产和加密资产的验证交易纳入经常账户核算；二是将金融性加密资产纳入金融账户流量和存量统计；三是将非生产非金融性加密资产纳入资本账户统计；四是比特币等无负债方加密资产不能计入储备资产（刘慧，2025）；五是加密资产跨境流动的归属以“居民地位”为核心判断标准，遵从经济所有权原则，凡在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所有权变更的，按持有者居民地位将该交易和头寸计入相应国家的国际收支统计，不依据节点、平台或服务器所在地确定归属。

《国民账户体系（2025版）》（SNA2025）与BPM7指出，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需依据SNA2025和BPM7的新标准推进实施。其统计逻辑包括“核心要素”和“项目模式”两大部分。在核心要素方面，文件提出六个被视为实施SNA2025与BPM7的基础的组成部分，分别包括战略方法、沟通与宣传（含倡导工作）、培训、技术援助与国际合作、手册与指南的准备以及持续研究。在项目模式方面，文件提出五个实现战略落地的关键环节，即规划、监测与评估、国家准备情况评估、实施阶段与时间安排，以及国际协调与治理。该规定要求各国家和地区应在2029—2030年间完成实施，并特别强调国际层面的协调与治理机制，以确保统计方法的标准化与一致性，为包括加密资产在内的新兴经济活动统计提供制度性指引与技术支持。

二、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统计体系的国际影响

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统计体系将产生以下四方面的影响。

第二，将冲击国际收支平衡表核算方法。将加密资产全面纳入国际收支核算，将在统计方法上带来以下变化：一是资本与金融账户的边界可能模糊。加密资产的投资属性使其可被视为金融衍生品，但其高波动性和流动性又使之不同于传统证券。如何界定其在资本账户与金融账户中的归属，将影响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衡量。当前的处理方法是将金融性加密资产纳入金融账户流量和存量统计，即有负债方加密资产的交易和存量分别计入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而非生产非金融性加密资产纳入资本账户统计（刘慧，2025）。例如，稳定币等有负债方的加密资产被视为金融资产，统计在金融账户项下；比特币等无负债方的加密资产记录为非生产性非金融性加密资产，统计在资本账户项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2025）。二是隐性交易的透明化需求增强。加密资产市场交易量庞大，但匿名性导致大量交易未能计入官方统计。这可能造成国际收支统计失真，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判断。三是储备资产构成的潜在调整。部分国家央行已尝试将加密资产，尤其是稳定币或比特币，纳入储备考量。例如，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3月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建立了“战略比特币储备”（Strategic Bitcoin Reserve）和“美国数字资产储备”（U.S. Digital Asset Stockpile），将比特币视为国家储备资产的一部分，这标志着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首次将加密资产纳入官方储备体系。有学者指出，特朗普2.0政府的加密货币政策是试图为提振美国经济、缓解政府债务问题开辟新路径，以此巩固美国在全球加密资产、区块链等前沿领域的主导地位（张明等，2025a）。如果该趋势持续扩展，国际收支中的官方储备资产项目将面临重构。这将影响传统的美元、欧元与黄金在储备中的结构。

第三，将影响全球金融稳定。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平衡表，将直接改变各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外部环境。具体而言，一是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挑战。跨境加密资产流动快速、匿名且成本低，可能削弱资本流动管制的有效性。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大规模加密资产的流入或流出将加剧汇率波动，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的风险。加密资产绕过传统银行体系和外汇监管渠道，使央行难以全面掌握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从货币流通域视角分析，这是一次货币权力的重塑；在此背景下，非美货币的主权将遭受更加剧烈的冲击（张明等，2025b）。例如，2021年在土耳其本币快速贬值期间，部分居民通过购买比特币和稳定币USDT以规避本币贬值风险，导致资本外逃压力加大，央行干预空间受限。同类事件也发生在阿根廷和尼日利亚等新兴市场国家。这表明，加密资产跨境流动已成为影响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主权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外部变量。二是对全球金融稳定的冲击。加密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若其被正式纳入国际收支统计并在资本账户中占比提高，则可能放大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加密货币可能给全球金融治理带来挑战，它不仅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还通过相关滥用行为放大了国际金融监管的漏洞，同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高的货币替代风险（张明等，2025c）。尤其是当稳定币被广泛用于跨境支付时，其发行方的信用风险可能演变为全球性风险。三是对外汇市场结构的重塑。加密资产作为跨境结算媒介，可能削弱对于美元、欧元等传统储备货币的需求，从而在长期内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层级结构带来冲击。四是可能重塑全球资本流动结构。加密资产为跨境融资提供新通道，使得新兴市场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方式多样化，但这也可能导致跨境监管套利，增加全球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第四，将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秩序。在国际层面，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平衡表将产生制度性影响。一方面，可能加速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若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实现跨境结算，其在国际收支中被统计为储备资产或跨境支付工具，可能加速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能催生全球金融治理新框架。IMF或许需要在BPM7的修订中增加关于加密资产的独立章节，以统一分类与核算规则。当前，国际清算银行（BIS）已经与多个国家（地区）建立多个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合作项目。在此过程中，BIS可能在未来承担起对跨境数字资产流动风险监管的重要职能。

三、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IMF将加密资产正式纳入国际收支统计，意味着国际收支统计体系将把此前大量处于灰色地带或“链上直接流动”的价值转移纳入官方宏观统计范畴。与此形成制度性分歧的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对境内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保持禁止性的政策立场，我国对稳定币等加密货币实行“禁止式”金融监管体系（柯达，2024）。

我国对虚拟货币等加密资产的态度一以贯之。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2021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稳定币，均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在境内开展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2026年，《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延续了近年来的政策立场，重申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在境内开展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

在此背景下，IMF的统计制度调整给我国带来了结构性挑战，也伴随制度调整与战略机遇。其影响可从统计规则与数据管理、宏观政策与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跨境监管、人民币国际化、财税及合规等五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统计规则与数据管理

加密资产被纳入国际收支统计将提高对加密资产链上跨境流动的可见性，弥补传统统计规则对匿名链上交易、去中心化交易，以及点对点转账的漏报缺口，从而改善国际收支、国际投资头寸，以及资本流动数据的完整性。但也给我国统计机构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统计机构需要建立链上数据抓取、地址归属推断、多源数据融合（交易所申报、银行客户信息、海关与支付通道数据）等新型统计方法，以应对以下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居民/非居民界定难题。如何在链上数据中界定交易主体的“居住国”属性。二是资产分类问题。不同加密资产的功能（支付、储值、投资）重叠，是否能在金融账户中将其准确归类，将影响资本账户、金融账户的口径。三是估值与波动性问题。加密资产价格波动极大，纳入后的周期性估值波动将使国际收支与储备估值波动性上升，将给跨期数据比较与政策解读带来复杂性。

（二）宏观政策与货币主权

加密资产的跨境流动一旦被官方统计捕捉并纳入资本账户中，短期内会改变监管机构对跨境资本流入/流出的量化认识，从而影响央行对资本流动压力的判断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

在宏观金融稳定层面，我国可能面临双重新挑战。一方面，加密资产在链上快速且低成本跨境转移，将使得资本管制与宏观审慎工具面临穿透风险，传统上凭借银行间通道施行的管控措施面临执行与监管套利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加密资产被官方视为合规流入渠道并被纳入统计与监管框架，则可以通过制度化渠道吸纳优质跨境数字资本和创新金融服务，从而减少加密资产的非正式流动对宏观金融稳定的冲击。

在货币主权层面，加密资产的跨境流动可能对货币流通结构和外汇储备构成产生影响。随着加密货币的快速发展，如果稳定币或其他外部代币化资产在跨境结算中被广泛采用，且其发行主体或锚定资产以外币计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的外汇结算和短期储备需求，从而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形成竞争压力。同时，加密资产作为新型“私营”或“准主权”资产进入外汇储备视野，将促使我国在外汇储备管理、外汇政策协调与国际规则谈判中，重新评估加密资产配置与制度对接的策略。

（三）金融稳定与跨境监管

IMF把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统计使监管机构更清晰地看到加密资产跨境流动，从而更有依据进行宏观审慎监管设计。例如，差别化资本要求、跨境交易披露义务、交易所及托管机构的合规监管。但是，统计的可视化并不自动等同于风险可控。例如，链上交易的匿名性、去中心化金融（DeFi）协议的合约风险，以及稳定币的信用风险，仍可能在短期内放大国内金融系统的外溢性风险。

当稳定币在跨境支付中被广泛接受时，其发行机构的储备管理、兑付承诺与关联信用风险，可能从国外传染到国内金融体系，形成跨境系统性风险。因此，我国需要将统计口径的调整与监管工具的创新同步推进，建立跨部门（金融监管、司法、税务、海关）联合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

（四）人民币国际化

从战略层面看，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统计带来的透明度提升，为推动合规的跨境数字人民币使用创造了客观条件。一方面，政府能更准确衡量数字支付在跨境结算中的份额，从而在规则层面争取更多话语权；另一方面，若我国能在IMF等国际规则修订过程中积极参与加密资产分类与统计规则的制定，有机会在新兴统计与监管标准中植入有利于CBDC互操作性、跨境监管合作与数字人民币应用的制度安排。换言之，这既是风险，也可能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期。

（五）财税及合规

加密资产跨境流动被纳入国际收支统计，将触发税收和合规监管的连锁反应。完整的跨境加密资产流动数据有利于打击洗钱、逃税与资本外流非法渠道，但也要求我国的税务与司法机关提升对链上证据的取证能力、跨境司法协助与信息交换能力。对企业与个人而言，跨境加密资产交易的纳入意味着更严格的申报义务与更高的合规成本，同时也为合法的跨境数字金融服务提供正当化路径。

四、启示与建议

加密资产被纳入国际收支统计，不仅是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一次深刻调整，也为我国提供了推进制度创新和战略布局的重要契机。面对可能出现的跨境资本流动复杂化、统计口径调整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加密资产对货币主权和金融稳定的潜在冲击，我国需要在完善相关制度、制定风险预案、加强国际合作等多方面采取系统性应对策略。这些应对措施不仅是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更应成为主动塑造新规则、增强制度话语权的重要抓手。

第二，完善税收与法律制度。加密资产跨境流动的透明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税收与合规管理需求。我国需要建立针对跨境加密资产的所得申报与税收征管机制，同时在法律上明确加密资产在民商法、金融法和外汇管理条例中的地位，以消除法律模糊性导致的监管套利。加强与主要司法管辖区的跨境司法协助合作，推动链上交易证据的国际互认，将有助于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行为。通过完善法律与税收框架，我国可考虑为合规的加密资产跨境活动提供正当化渠道，既增强政策执行力，也为国内市场提供稳定预期。

第三，加强跨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加密资产跨境流动具有极强的跨市场、跨机构、跨国界属性，单一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证监会应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形成覆盖统计、税收、反洗钱、跨境支付和资本流动管理的全链条监管网络。在操作层面，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统计后的监测与风险评估，并在跨境大额流动或系统性风险事件发生时，统一协调监管措施与应急响应法案。通过跨部门的合力，可以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减少信息孤岛和监管套利的空间。

第四，建立风险管理与政策预案。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统计后，必然带来估值波动、资本流动加速和潜在的跨境传染风险。因此，我国需要在宏观审慎框架中加入加密资产的专门考量，例如，针对跨境加密资产流入设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或通过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加密资产风险纳入对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的考核。同时，在外汇储备管理方面，可以进行情景测试，探索在全球储备资产逐步多元化的背景下，是否以及如何在外汇储备组合中配置部分加密资产。

第五，推进数字人民币与合规加密资产的发展与国际化。数字人民币作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已经在国内支付和部分跨境结算中开展试点，其在跨境场景下的应用潜力将随着加密资产被纳入国际收支统计而进一步提升。依托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通过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地区）、RCEP成员以及金砖机制等合作框架相结合，推动建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清算平台，提升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使用频率。同时，探索合规加密资产的发展路径，例如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代币化债券或资产证券化产品，以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开辟新的渠道。数字人民币与合规加密资产的协同发展，不仅可以对冲私人稳定币对我国货币主权的潜在威胁，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的制度动力。

第六，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IMF、BIS等国际组织的统计方法修订与监管规则谈判，积极推动与主要经济体在跨境加密资产流动监管方面的合作，包括信息共享、监管互认和跨境执法协助。通过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动，我国不仅可以降低外部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还能够为人民币国际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