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半的孩子不幸确诊为 HIV 感染，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整个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与困惑之中。经检测，感染源头竟是孩子的父亲。一个原本应给予孩子无尽关爱与保护的人，却成为了将病毒传递给孩子的“罪魁祸首”。这不仅给孩子的健康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让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抉择。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希望能为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庭带来一丝希望与温暖，让他们在困境中艰难前行。

研究者表示，该家庭内HIV-1传播事件对艾滋病疫情防控提出新的挑战，应加强高危人群筛查、宣传教育和预防控制。

撰文 | 燕小六

责编丨汪 航

婴儿出生后明明各项检查正常，为何却在16月龄时被确诊为急性期HIV-1感染？

2025年4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主管的《中国艾滋病性病》杂志刊登一篇论文，对这起家庭内HIV-1传播感染事件进行了溯源调查。作者包括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肖明凤、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王娟、北京佑安医院李建维等。

溯源调查结果显示：该家庭内传播事件的感染源头是幼儿父亲，他通过同性性行为途径感染HIV-1后，经异性性行为传播给幼儿母亲，后者通过母乳喂养迅速感染幼儿。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最初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婴儿父亲并未透露有同性性行为史”。

在了解这一传播病例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与免疫科负责人何云教授告诉“医学界”，该事件反映出我国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存在的新挑战，“包括进一步加强人群健康教育和宣传，扩大HIV检测与筛查力度；督促高危人群摒弃侥幸心理，加强预防、检测等。”

研究原文

一起家庭内HIV-1传播感染事件

据论文《一起家庭内HIV-1传播感染事件的溯源调查》所述，该研究报道是以幼儿为HIV-1感染的“先证者”，在我国鲜见。“先证者”是指家庭中被医生或研究者发现的第一个患病个体。

2023年10月，这名16月龄的幼儿因支气管炎到福建省某医院住院治疗。其间，幼儿的艾滋病筛查有反应，HIV-1核酸检测为阳性，病毒载量24100拷贝/mL。通常而言，病毒载量越高，说明传染性越强，病毒复制越活跃。

随后，幼儿34岁的父亲、33岁的母亲也在该院被确诊为HIV-1抗体阳性。

由于这家人长期居住在北京，幼儿也出生于北京，同年11月9日，一家三口便回北京进行感染溯源、进一步确诊，以及展开治疗、随访监测。截至2024年1月5日，全家共进行5次随访，每一次幼儿的病毒载量都远高于父母。

感染是怎么发生的？负责病例跟踪的相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佑安医院开展了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

最初的调查显示，母亲在妊娠晚期和保留脐带血时，都做了艾滋病筛查，结果均为阴性——这能排除宫内和分娩过程感染。此外，确诊前幼儿一直通过母乳喂养，父亲未透露是否有同性性行为史。

作者在文中介绍，研究采用分子流行病学和贝叶斯合并理论分析方法重建这起家庭内HIV-1传播事件，并进行感染溯源分析，发现该家庭内传播事件感染者均为一年内感染。其中，提示父亲感染时间最早（2023年3月），母亲和幼儿的感染时间接近，均为2023年8月。

过程中，研究团队完善基因分析，锁定3人都感染了同一亚型病毒，可能来源于北京MSM人群。MSM意为“男男性行为”。

研究最终发现：该家庭内传播事件的感染源头是幼儿父亲，（他）通过同性性行为途径感染HIV-1后经异性性行为传播给幼儿母亲，后者通过母乳喂养感染幼儿。

作者表示，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包括：

首先，由于流行病学调查的局限性未获取父亲同性性行为史，性伴的相关信息及血样，本文进化分析表明家庭所感染的毒株可能来源于北京 MSM，但无法推论出具体的感染来源，还需结合更多具体真实的流行病学信息才能得出可靠的推论。

其次，研究仅针对pol基因片段进行系统进化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感染溯源时，应结合多个基因区段相互佐证的推理结果，以获取更加可靠的分子流行病学证据。此外，由于父亲的cART效果好，未能获取后续随访的RNA序列。

防控面临新挑战

在详细了解完该幼儿感染病例后，何云教授告诉“医学界”，她在同行交流中曾听说过类似情况，每次都心痛不已。

何云解释，感染HIV-1的妇女可在产前宫内、产程中胎盘、产道羊水，以及母乳喂养等途径，将病毒传染给婴幼儿。其中，经产道分娩的传播几率最大。

有研究显示，未经抗病毒治疗的HIV阳性母亲，母乳喂养的传播风险达15%-45%。其中，处于急性感染期的母乳，会进一步增加传播风险。

如果能及时诊断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能将母婴传播风险降至2%以下。今年5月30日召开的官方发布会显示，我国艾滋病母婴传播率已降至1.2%，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这距离《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行动计划（2022—2025年）》提出的目标，即“2025年在国家层面实现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又近了一步。

但在前述幼儿感染事件，母婴传播仅为途径并非源头。研究者指出：MSM存在多性伴、交友频繁，且隐蔽性高，趋于年轻化，并且HIV-1急性期病例频发，是艾滋病防控的重点高危人群。

“已婚MSM在发生高危行为后往往不知已经感染而容易发生家庭内二代传播……该家庭内HIV-1传播事件对艾滋病疫情防控，尤其是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提出新的挑战。”研究者写道。

何云告诉“医学界”，一般而言，女性在孕早期建卡和分娩时，常规要做艾滋病等检测，但相关筛查暂未覆盖产后哺乳期，“前述病例中的妈妈，就是在哺乳期发生感染。”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HIV-1感染孕产妇，能最大限度降低婴幼儿在出生后的感染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家庭从第二次随访时，就启动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3人均检出一类突变，会导致其对一些治疗药物“潜在低度耐药”。

对这名不幸感染的16月龄幼儿，何云教授十分心疼。

她表示，婴幼儿的药物治疗难度很大。一方面，用药量是根据体重计算，幼儿长得快，必须频繁调整；另一方面，给婴幼儿喂药存在难度，如果幼儿挣扎哭闹，很容易吐出来或喂不进去足够量，导致血药浓度不稳定，影响治疗效果

何云教授强调，前述HIV家庭传播事件提示，在针对高危人群进行防艾宣传时，要加大力度、更接地气，破除一部分人的侥幸心理。针对大众宣传，要避免强调特殊人群导致“事不关己”或过于强调“性行为”导致“草木皆兵”的恐艾症，总之宣传应该平稳化、持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