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秋雨

实习生 | 梁愉曼

编辑 | 向治霖

一顿早饭5元、午饭12元、晚饭12元，一天饭钱近30元……

从四川山村考到上海某重点高校的梅子，上大学后学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是算账。

她规定自己一个月只问父母拿1200元生活费。她有一对身为农民的父母，从小教育她挣钱不易。学习的一路，她被灌输的观念是：她要更努力，每迈出一步都承载着家里的希望。

但从农村踏入国际大都市，梅子却长期感到不合群。她敏锐地发现，在大学里，许多来自家庭、甚至阶层的差异，似乎不是她靠努力就能弥补的。比如，有同学上课会在桌上摆出iPad，边听课边拿着触控笔在屏幕上记笔记，看上去既高级又时髦。

在大学里，许多来自家庭、甚至阶层的差异，似乎不是靠努力就能弥补的/《善意的竞争》剧照

她捕捉着这些差异，久而久之，贫穷给她带来的冲击，就像每年冬天手上必长的冻疮，反反复复刺痛她。

梅子在大学感受到的落差并不特殊。考入大学对于很多“普通”孩子而言，并不等于实现理想。对比高中时统一穿校服、埋头读书的紧张节奏，走进更大的城市，见识了城市与人群的丰富多元后，他们反而变得更迷茫和内耗。

羡慕的人

即使距离本科生涯已经三年，梅子还是会想起大四时参加活动时的窘迫。那次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上，她没有化妆，头发乱糟糟的，全身上下最值钱的是一双价值100多元的鞋子。

走在参观队伍中，她忍不住暗暗瞥着一名“像女明星”的同班同学。

她长相艳丽，身形完美，穿着时髦。更凸显气质的是那头披着的长发，一看就是精心烫染过的。

梅子曾多次悄悄翻看“女明星”的朋友圈，每次都被她展现的绚丽又奢华的旅游打卡照吸引。那会儿身边同学都在毕业旅行，梅子尤其记得她，“她真的是在满世界打卡”。

身边同学绚丽又奢华的旅游打卡照很吸引人/《小时代》剧照

更令梅子感受到冲击的，是活动现场同学之间的交谈。有人提起，那位“女明星”同学的衣物是古驰（GUCCI）的。她表面假装认识它，附和了几声。实际上，她偷偷掏出了手机，搜索了古驰的官网。

那时她才知道什么是古驰——原来同学的一件衣服是上万元的，这相当于她至少10个月的生活费。

一种熟悉的自卑感袭来。

“站在她身边，我感觉自己就像个丑小鸭。”她如此说。即使自己与他们考到了同一个学校，此时都在上海，“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因为穷，自惭形秽，这样的感受伴随了梅子的大学生涯。同龄人背的包包、衣服，有logo的苹果电脑，她都感到“又漂亮又时髦”。这些物品曾让她暗地里羡慕很久。甚至，她还羡慕买了电动车的同学。

“每次我上学都走路，看到他们骑着电动车上下学，还可以到处去玩。”这是一种她无法触及的自由。“当时我会觉得电瓶车特别贵，我没有办法负担。”

羡慕的情绪会经常出现/《二十不惑》剧照

2021年，从宁夏考入广州某“211”学校的赵艺，也在大学里感受到了明显的家庭差异。她记得刚抵达广州时，因为需要添置新物品和课本，她很快体会到在大城市生活的艰难。

她印象很深，第一个月，高考后打暑期工挣得的几千元近乎花光了。等到月底充话费时，她才发现卡里只剩50元了。

于是，上大学的头几个月，相比于身边同学去食堂或者点外卖充饥，赵艺选择独自留在宿舍，吃速食方便面、酸辣粉，一顿只吃个五六元，扛住最艰难的日子。因为钱不够，她也没参加班级组织的团建活动。

直到一两个月后，助学金以及她勤工俭学的工资发了后，经济状况才慢慢好转。

尽管如此，在平日消费上，她依然感受到与同学的很大差距。衣服、包包，同学朋友圈里晒的“漂亮饭”，这些都是她平常完全不会考虑的花销。“一顿漂亮饭可能就花了我一个月的饭钱，衣服我也从来不买，都是穿我姐姐穿过的……”

尽管有助学金和勤工俭学的工资，依然会感受到与同学间的差距/《安娜》剧照

她并不耻于谈论自己的家庭条件。在大学里，她没向父母讨要生活费，靠着勤工俭学、打暑期工等养活自己，每年申请到的贫困生助学金她还会带回家、贴补家用。一个同学曾评价：“这边也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同学），但是像你这么困难的也没有见过几个。”

但有些时候，自强的赵艺也会羡慕别人的生活与状态。

同学之间流行的集体消费，最让她感受到冲击。她记得好几次，同学们一起点奶茶的时候，她都选择了不喝。“喝喜茶一杯20块钱左右，但我平时如果吃一顿15或者18块钱的饭，我还想着下一顿吃一碗泡面回回血。”

“别人的饮料钱，可能都比我一碗饭贵得多的时候，心理落差很大。”赵艺说。

旅游、社交、娱乐、发展兴趣爱好……针对大学生消费习惯的多项调研都显示，当代大学生的日常开销已经不满足于吃饭和日常品。艾媒咨询2024年发布的报告称，大学生平均每个月在饮食和日用品上的消费支出约为500—800元，在整体生活费中的占比仅为50%。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53.7%的大学生平均每个月在饮食及日用品上的消费支出为500-800元，801-1000元的占比为25.7%，而在1000元以上的占比仅为6.1%

在河北张家口的贫困生晓阳，每个月有1500元生活费。但上大学后，她还是感到“被自己穷笑了”。

在同学面前，晓阳发现自己平时“不够潇洒”。每次买衣服、吃饭，她都要货比三家。平常购物，她最常用的也是拼多多，很多东西都是二手的。

更让她感到自卑的是，身边不少同学都用上了国际大牌。她注意到她们身上背着的香奈儿或者圣罗兰的包，以及动辄上千元的护肤品。每次与同学一起逛大商场，她的自卑心就炽热一分。“实体店一件衣服四五百，我的同学会直接选择线下购物，直接看上哪个就买哪个。”

在这样的氛围中，她也经常担心，自己网购的衣服会被他们看出来，被人嫌弃。“二手他们是看不上的，网购的衣服他们认为是有（质量）危险的。”

于是，每次闲聊被同学询问衣服的价格时，她总是支支吾吾，避开话题。

消费即圈子

事实上，梅子、晓阳等因为家境、阶层差异而滋生出的自卑或是羞愧，都不是特例。在南风窗接触的8名大学生中，无论是生活费在1000—2000元的普通家庭孩子，还是生活费在3000元以上的学生，他们都曾敏锐地感受到与别人的阶层差距。

一个非常共通的、让大学生感到冲击的场景是旅游。月生活费3500元的Shara说，她在大学里感受到的阶层差异，是在朋友圈看到IP地在国外的人。“比如有同学突然发朋友圈，定位就在加拿大了，（或者）那个同学突然在日本旅游了。”

大学生黄心注意到的差距也是在旅游场景里。她注意到，哪怕只有三天小长假，一些同学也会选择出门旅游。有时考试周临近，一些同学还会出国看演唱会。相较之下，她多数时候考虑到出门要花钱，选择待在了宿舍。

梅子也曾在朋友圈里看到同辈的旅游照片而滋生羡慕。每逢假期，她只能待在学校宿舍“看着他们天南海北地打卡，觉得很伤心”。或者，她要先坐车，拐很多个弯，回到那个山村的家，帮父母干农活。

在同辈旅游的时候，只能待在学校宿舍或者回家干农活/《幸福到万家》剧照

大学四年，碍于生活费有限，加上父母总告诉她“外面的世界很危险，万一被人拐卖了怎么办”，她没能出远门旅游，唯一的例外是在大三时，同学拉着她去周边的苏州和南京逛了逛。但这次旅行，没给她留下美好的体验。

她和另一个同样家境贫困的朋友一起出门。第一次出外住旅店，两人没经验，上网订了个120元的双人间。为了避免露怯，在出发前，梅子偷摸似的上网查了查，酒店的房卡应该如何插入卡槽才能取电。

准备工作做足后，梅子没想到的是，120元一晚的宾馆的设施非常糟糕。宾馆位于苏州郊区，房间门都锁不紧。而且，房间里洗漱台、枕头和被子，卫生状况都十分不佳。两人不敢睡在被子里，穿着外衣将就过了一夜。

整个旅行最终以开销500元告终。但梅子此后很长时间都坚持，她再也不参加这类不属于她的活动了。

《安娜》剧照

在大学中，梅子感受到，消费以及每个人消费得起的物品、娱乐、服务，很多时候恰恰决定了一个人的圈子。

如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所说，“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令人眩晕的差距影响了梅子此后的交友。

她发现，很多同学讨论的流行话题，她都有些听不明白或者难以融入。“我在初期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这人还可以’，”她自我评价，“但是一旦深入交流后，就会发现我们并不拥有共同的东西。我们没有共同的居住环境、经济条件、生活方式……”

梅子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大学课堂上提到了彩礼的问题。一位同样来自成都的男同学表示，男女平等的时代，不应该有彩礼的存在。梅子站起来，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说应该要有彩礼。因为父母辛辛苦苦养了女儿这么多年，彩礼应该给父母。这就是他们应得的一笔财富。”

她记得自己说完这番话后，同学们齐刷刷地都看向了她，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当时我坐下来后还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都会对我那么惊讶呢？”

直到研究生期间，梅子才回忆起自己当年的“无知”。“后来我才明白，我的表述真的像说，生养女儿是一个可以用金钱交易的行为。”

《幸福到万家》剧照

不过，这只是她少数勇敢表达的时候。大学本科四年，她自认为无法融入他人，选择自我封闭，独来独往，在沉默中度过。

晓阳在八人间的寝室也感到有些格格不入。宿舍姐妹的深聊局里，她经常感到插不上话。一次，舍友们热火朝天地聊起了香港签注，她一句也听不懂。“我的室友们都好有钱，她们的自信、气度让我感受到她们生活在幸福的家庭里。我好羡慕。”她在社交媒体上感叹道。

家境的差距也影响了宿舍的交友和抱团。晓阳感到有些受伤的是，有好几次，多名室友一起约着出门玩，没喊她。她没敢问她们不喊自己的原因。

在学校，她多数时候也是孤独的。到了假期，室友们都回家了，她为了节约路费，继续留校打临时工，或者在图书馆独自待着。

无法前进的人

事实上，内心失衡不只是在大学期间。农村出身的、出类拔萃的学子很多都有着高自尊、不服输的个性。而梅子又是其中尤其敏锐、懂事的女孩。靠着自己从小山村走到更大的城市，她没人托底，总将感受到的羞愧与苦涩独自扛过。

于是，贫穷给她留下的烙印，从很早就开始了。

12岁时，她从农村小学考到了区里排名前三的初中。上初中后，她在与城里同学的聊天中，第一次知道别人家里有个东西叫“Wi-Fi”。

从村里到市里，她记得和妈妈第一次坐上市里的公交车——那种到站点了才会停下来的巴士。而她仍记得自己当时的尴尬：快到学校时，母亲一直对着司机喊，为什么不现在停下来，她们要下车。

上高中的时候，她开始变得对家境更敏感和自卑。家校联系本上，她注意到多数同学的地址填的是几栋几单元，而只有个别同学写的是“村”。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她也属于“村”，她和同村的同学商量，告诉老师“让我们最后一个填（地址）”。

上高中后，开始变得对家境更敏感和自卑/《幸福到万家》剧照

自尊心受损的时候还有很多，比如有男同学嘲笑她脚下的鞋子是“Diadas”，而不是正品Adidas。但这些嘲笑和“耻辱”，在最该学习的初高中阶段，成为了她奋斗的动力。她想要证明自己，也想对得起父亲靠松土、搬砖、做体力活给她支撑的未来。

只是上了大学后，一切的苦困叙事、恨意、奋斗动力都不奏效了。在学习好也不代表酷的大学生涯，没人告诉梅子怎么做。每次做选择，都是梅子一个人的主意，而她的脑子里总传来父母给她的教诲：“外面很危险，你小心不要被车撞，不要被别人骗。”

如今回想起来，梅子自认为错过了很多上升路径。她在上海读社会学——一个许多人是被调剂来的专业。大一期间，许多同班同学开始谋求考高绩点，从而在第二年转到就业更好的专业。“而我就懵懵懂懂，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大三时，很多同学都忙碌地找实习，以图挤进更好的公司，为简历镀金。梅子还是害怕与外界过度密切的交流。为了凑够社会实践的学分，她找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学校的办公室等部门做兼职，安安静静地实习。

《二十不惑》剧照

到了升学选择的关键期，梅子才知道维持大学高绩点的必要性。身边的人要么保研，要么出国，要么有了规划，只剩下她还是一页白纸，连完整的简历都拿不出来。

直到看了保研名单后，她发现保研也没想象中的难——她的绩点也就差一点点成功保研。

最后，为了拖延进入社会的时间，她还是选择了考研。本来，她想考个北京更顶尖的高校。备考几个月后，为了稳稳地考上研究生，她还是选择了报考本校。

只备考了3个月，梅子顺利考上社会学的研究生。尽管，这是一个被越来越多声音“嫌弃”、就业率不佳的“天坑专业”。

《异国日记》剧照

与梅子相似，赵艺在大学的岔路口，也改变了此前的升学计划。最早上大学时，她计划考研究生，从而找到更好的工作。但上到大四时，她的想法就变了。

她想起自己过去为了维持生存，边学边兼职，连放假也要打暑期工；同时，她还要上学、考试、参加班级活动。她感到疲惫。

她不想让自己那么辛苦了。大三时，忙碌的她患了重度抑郁和焦虑，要靠定期吃药才能缓解。反复买药和看病，也花了她约7000元。

2025年“毕业季”，放弃升学的赵艺在广州找了份工作，以图安顿。

重新出发

大学期间感受到的差异，曾经影响了她们的选择与心态，她们很久以后才把自己“救”出来。

26岁的梅子，经过漫长的反思和自我对话，得出的经验是：只有认识和了解困住自己的是什么，才能克服贫穷带来的自卑与痛苦，进而走出一条完全忠于自己的路。

很长一段时间内，梅子被困在“低人一等”的家庭里，无法走出自己建造的牢笼。她曾反思，家庭环境让她养成的思维方式是“短视的”。“我也觉得（短视）是不对的。但是每次想到要做一个事情，我下意识地会想到可能面临的经济困难，以及我父母给我的压力。这些困难先把我打趴下了，而不是看到这个事情本身会给我带来的成长。”

《幸福到万家》剧照

赵艺在成长的一路上，也将“经济”作为衡量价值的首要标准。大学时，同学们纷纷“贴钱”到大公司做实习，想为未来找好出路时，她想的却是，实习算上通勤、日常吃饭等费用，她可能攒不下钱。

于是，每年的大学假期，她选择回姐姐在的浙江义乌，住在姐姐家——这样可以省通勤费、房租。她再在义乌找暑期工，挣更多的钱贴补家用。

她毕业选择找的第一份工作，赵艺说，就是为了挣钱去的。家里还欠着外债，父母也老了，她需要扛起家的责任。这份工作有着不错的薪资，但每天早八晚八，只有单休。

她清楚，这份高强度的工作，是绝大多数同龄人不会愿意去的。“（工作）辛苦一点，但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我问其他还没找到工作的同学（怎么想的），他们说自己绝对不会将就。”

为钱焦虑，害怕给家人带来负担的心理，也曾深藏于梅子多年来的思维链条里。直到研究生期间，她遇到一位好友，好友引导她反思过去痛苦的根源。数次痛苦的自我对话之后，梅子理清了过去很多她未曾细想的事。

她的家里，实际上并没有父母所传递的那么穷，至少，上大学时，她并不是贫困户，也没拿国家助学金。

她还记得一次放学，她在街上随手收到了一张补习班的传单。她有些想去上课。没想到，父母看到了这张传单，第一句便问她：“你是不是想去补习？”

梅子否认了。她回答，自己只是想把这张传单用来引火，方便烧柴。

父亲点点头，说：“补习班很贵，可能效果也没有那么好，你自己学习努力一点也可以。”

她现在觉得，自己的父母“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爱孩子”。从小，她和姐姐都感到，父母更偏爱堂哥，而非家里两个女儿。又或者说，“可能他们自顾不暇，自己也很匮乏，没办法给孩子提供太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想清楚这些后，她才慢慢明白，刻在她大脑里的“贫穷就是耻辱”的想法，是多方原因造成的。

等到她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见过更大的世界后，梅子发现，她现在有能力对抗这一切了。“他们就希望我稳定、体面。现在，（希望）我找到一个好归宿，这是他们的非常迫切的愿望。”

郭嘉亮 制图

相比过去的唯唯诺诺，梅子走上了相反的道路。父母希望她做老师、考公务员，但研究生毕业后，她选择做自媒体，靠着各种不稳定的收入养活自己。

“或许是自我意识觉醒了，我就想活出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被安排好的道路。”她说。

2025年，梅子发现，尽管她已经很好地关照了自己的身体，但每年冬天手上必长的冻疮仍如约而至。她曾经一直以为，冻疮是家境贫穷的人的标志——“冻疮是一种穷病”，每次都因此暗自神伤。但今年，她选择与手上的冻疮共处，接受它的存在，不去反思太多背后的原因。

很快，只过了两三天，她的手自然地好了。

“我突然明白，大脑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被贫穷占据心智的人，一定会被贫穷所困。”她这时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我们）不要被贫穷占据心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梅子、赵艺、晓阳、黄心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