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丽开启了工伤认定的维权之路。

两年来，崔丽丽常在噩梦中惊醒。有一次她梦见自己的右腿被连根砍断，鲜血喷涌而出。

梦是现实的投射。2023年9月22日，当时身为天津市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科智控）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到杭州出差，其间参加商务宴请后醉酒，遭到公司实控人（总经理）王某性侵。经过一场艰难的诉讼，2024年4月2日，法庭判决王某犯强奸罪，服刑四年，并赔偿崔丽丽3000元。

崔丽丽赢了官司，却丢了工作。她被公司开除，丢了年薪百万的销售总监职位，被迫告别打拼了17年的汽车零部件行业，还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崔丽丽认为，她在工作中遭到上司的性侵犯，这属于工伤范畴。于是，她又开启了工伤认定的维权之路。

酒局之后

在德科智控担任销售总监，是崔丽丽的第三份工作。入职时她38岁，以为这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份工作”，因此充满了干劲，打算在汽车销售行业干到退休。

2023年9月，崔丽丽和老板王某等人去杭州出差、拜会客户。9月22日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家日料餐厅宴请客户。饭局开始前，王某对崔丽丽说，一定要让客户“喝美了”“把他拿下”。

他们先是点了一瓶清酒。崔丽丽的理解是，主要是让老板和客户“放开喝”，自己只需要做好倒酒、点菜、买单等后勤工作。大约一小时后，王某与客户喝完了一瓶720毫升的清酒，给崔丽丽发微信：“你陪着多喝点，我快挂了。”随后补充道，“（这酒）后劲大啊。”

崔丽丽想，可能是老板喝不惯清酒。于是，她听从了老板的指示，成为陪客户喝酒的主力。晚上十点多，崔丽丽买完单后，晕乎乎地回到包厢，发现桌上又多了两瓶清酒，王某一直劝她“敬客户一杯”。结果，她彻底醉倒趴在桌子上断片了，再后来的事就记不得了。

凌晨四点多，崔丽丽醒来，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王某房间的床上，衣服散落一地。王某躺在旁边的床上，仅穿一条内裤。

惊慌失措中，崔丽丽赶紧穿上衣服跑回隔壁自己的房间。后来，她洗了澡，并清洗了自己的内衣裤——这成为了她日后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崔丽丽在天津安定医院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

等她回过神了，才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经历的这件事的严重性。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去找王某对质，对方说那天晚上她喝多了，他们一起打车回酒店后，他背着崔丽丽到房间，却发现她的房门打不开，于是就把她带去了隔壁他的房间。

王某还说她吐了一床。但这都不是崔丽丽想问的，她始终没有勇气问出口：我为什么没穿着衣服？你是不是侵犯了我？

接下来的几天，崔丽丽都是在恍恍惚惚中度过的。9月26日，崔丽丽再次见到王某的时候，才逐渐想起了更多模糊的细节——在床上，王某摁着她的手，捂着她的嘴，让她不要说话。但整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记忆一直是模糊的。

第二天，她给丈夫吴东（化名）打电话说：“感觉我被欺负了。”吴东一听就来气，问道：“什么叫‘感觉’？有没有被欺负、谁欺负的，你不知道？”

崔丽丽一直在自责，自责喝醉了，自责没有保护好自己。后来她才反应过来，可以去查酒店的监控。在咨询了律师之后， 她来到酒店查监控，才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了当晚的情况：回到酒店，王某抱着昏迷不醒的崔丽丽，在电梯里就实施了猥亵，而后径直走进了他的房间。

这与王某之前的说辞出入很大。崔丽丽一边看监控，一边哆嗦发抖。随后，她又向酒店前台、保安、保洁等员工录音取证。事发当晚，前台工作人员看到崔丽丽被王某抱着，还曾让保安帮忙一起搀扶崔丽丽上楼，但被王某拒绝了。王某把崔丽丽抱回他的房间后，前台给王某房间的座机打电话，又派保安敲门，提醒王某把崔丽丽送回她自己的房间，但都没有得到回应。保洁人员则回忆说，打扫王某和崔丽丽的房间都没有发现呕吐物，这与王某此前的说法也大相径庭。

查完监控后，崔丽丽对于是否报警还很挣扎。“报警的代价是什么，老公能承受吗？”“家中老人能承受吗？”“女儿才11岁，她知道了怎么办？”最让崔丽丽纠结的是她的事业，“汽车行业圈子就这么大，闹开了我怎么面对同行，之后找工作公司做背调怎么办？”

她苦苦思索了许久，并和好朋友商量了一番，决定先采用一个折中的方式：和王某对质，先看看他的态度。

2023年10月6日，是崔丽丽所在公司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她一早就走进了王某办公室，向对方提出一个个问题。王某没有承认性侵和猥亵，还说“早知道你这样不知好歹，就不应该照顾你”。崔丽丽彻底被击碎，决定报警。

当天下午，王某给她发了条微信，称自己“无论多醉，不应该把你抱到我的房间，也不应该把你的裤子脱掉”。但其他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王某还在微信中表示，可以由崔丽丽的直属领导当中间人，商量赔偿。两天后，崔丽丽收到直属领导的信息，称“他（王某）希望你提出具体要求，他来考虑。”

“我不会再和他沟通。”崔丽丽回复。

经过好几天的思想拉扯，压制住内心的耻感，崔丽丽终于下定了决心。2023年10月10日，事发后第19天，崔丽丽在丈夫的陪同下，在杭州报警。

关键证据

在这起案件当中，检察官最初遇到的难点是，采集不到DNA。光靠原告崔丽丽模糊的记忆，指控“强奸罪”肯定是不够的。但办案的检察官非常负责任，一丝不苟地查看监控，看到崔丽丽进王某房间约半个小时之后，也就是2023年9月23日凌晨1时30分，住在涉案酒店房间隔壁的一位客人突然开了门，走到涉案王某房间门口停留了几分钟，并且有掏出手机的动作。

发现这个细节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当时还下着特别大的雨。但检察官生怕这条线索断了，立刻跑去酒店，在警方的配合下排查房客。

后来，那位房客作为证人告诉检察官，自己当时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了挪床和撞墙的声音，还有女性迷迷糊糊反抗的声音，觉得很奇怪，就循着声音走到王某的房间门口。在门口，他就听得更清楚了，于是就用手机录了大概2分钟时间。这段录音成为了案件中的关键证据。

法庭上，王某拒不认罪，反口指称崔丽丽业绩不好，担心被开除主动勾引他。王某的辩护被检察官一一驳回。

2024年4月2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王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连带民事赔偿诊断焦虑、抑郁、失眠的医疗费用3000元。

工伤认定

案件虽了，但事情没有结束。

从事情发生之日起，崔丽丽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她到天津市第一人民医院问诊，确诊了抑郁症，随后她向公司请了病假。2023年10月27日，她发现，自己被踢出了公司股东群、管理群、部门群等所有微信群，不再能登录办公系统，工资也停发了。

王某被批捕的时候，正值公司准备上市的关键时期，公司领导很担心王某的案件会影响公司上市。有一天晚上11点多，投资人给崔丽丽发信息，说哪家公司老板都是最难的，老板倒下，200多人的饭碗都受影响，让崔丽丽“要以大局为重”。

天津市安定医院为崔丽丽开具的诊断证明。

“我才意识到，自己要对抗的不只是老板，还有整个公司，这是一个权力系统。”崔丽丽告诉《中国慈善家》。

王某的刑事案件判决后，崔丽丽和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她向公司提出，补发从事发到判决期间半年的工资，加上合同期内解约的赔偿和工伤赔偿，总共18个月工资。但公司方面只接受半年工资加解约赔偿，共10个月工资，不认同工伤赔偿。

更让崔丽丽不能接受的是，公司还认定崔丽丽旷工110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要解除与崔丽丽的劳动合同。

崔丽丽直接就去了天津市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工伤。在她看来，性侵本身是重大伤害，而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因工作原因遭受了重大伤害，就是工伤。王某和公司的每一点反应，都直接影响着她的情绪和状态。从事发过后的恍惚、羞耻和恐惧，到报案后的噩梦缠身，她的精神始终处于反复波动的状态。有一段时间，她独自出门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她不再信任任何人。和陌生男性同处一部电梯都让她感到恐惧。

决定申请工伤认定后，崔丽丽咨询过多位律师，没人看好她这桩劳动仲裁案。一位律师告诉她，“99.9%认定不下来，费那劲干吗？”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律师，崔丽丽干脆让丈夫吴东担任自己的民事诉讼代理人，夫妻俩认真研究起了法律和《工伤保险条例》。

他们通过研究了解到，遭遇性侵本身并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她需要证明三个关键点：第一，受到性侵与履行工作职责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二，精神损伤是否由性侵直接导致？第三，遭性侵后的精神损伤是否属于工伤？

职场性侵害造成的精神伤害，没有工伤认定的先例可循。但崔丽丽发现，《工伤保险条例》里明确提到，员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意外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她觉得这一条对自己适用。

然而，工伤认定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崔丽丽想象中要多得多。2024年4月18日下午，到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提交材料时，崔丽丽才知道，她需要提交医疗诊断证明，以证明性侵对她造成的伤害。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她，要认定精神伤害，需要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经过3个月或12次系统治疗，之后由几位专家会诊，才能开具正式的精神诊断书，证明她的工伤。这意味着她此前在三甲医院的诊断结果，无法用于认定工伤。

而在丈夫吴东看来，以崔丽丽当时的精神状态，不论能不能认定工伤，再不进行心理治疗，“人就废了”。于是，2024年4月23日，吴东把她带去了人社部门的协议医疗机构天津市安定医院治疗。在心理治疗室，她开始向医生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这次的诊断结果显示，崔丽丽不光有之前在三甲医院精神科确诊的抑郁、焦虑，还查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2024年7月初，接受了12次治疗后，她拿到了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证明。随后的7月16日，她第二次走进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人社局当天就受理了她的申请。2024年12月3日，距离申报过去七八个月，崔丽丽的工伤最终得到了认定。

认定书的结尾写道：“崔丽丽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看到“崔丽丽同志”几个字，她开始控制不住掉眼泪。那一刻，她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位国家公民，一个劳动者，被认可、被保护。

接着，崔丽丽和公司协商确认停工留薪期，并要求公司补发停工留薪期工资、补缴社保。

协商未果，崔丽丽向津南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

3月24日，津南区劳动仲裁委做出裁决：德科智控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公司需支付崔丽丽停工留薪期工资、周六加班费、带薪年假工资等共计113万余元。但驳回了崔丽丽要求公司支付她来回杭州取证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的诉求。双方都不服此次裁决结果，均向津南区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7月16日，工伤案宣判，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8月11日，历时20多天的等待，公司未提出上诉，工伤案《行政判决书》最终生效。至此，崔丽丽正式成为中国首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案受害人。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场所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精神伤害可纳入工伤范畴”“醉酒状态不免除企业的工伤责任”，这些认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制度的模糊地带。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简称千千律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说：“这在全国女职工劳动维权领域，以及工伤认定领域里，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及借鉴意义的案例。”

沉默才是帮凶

“没有一天是不做噩梦的，总是梦见他们不停往我身上泼屎泼尿扔鸡蛋，要不就把我的右腿连根砍断。惊醒后，被恐惧、愤怒和痛苦裹挟着，情绪跟蹦极一样忽高忽低，时而无比悲愤、慷慨激昂，时而抑郁消沉、毫无能量。”崔丽丽表示，她将追究王某、企业及其代理律师作伪证、诬陷诽谤的责任，并追究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捏造理由将她开除的责任。这些处理完，等停工留薪期满，再把劳动能力鉴定等事情处理好，才算给她的维权之路画上一个句号。

而崔丽丽真正想做的事，远不止给自己维权。“这件事打开了我的视野和思路，以前我只关注汽车领域小圈子里的事，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和女性权益扯上关系。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发现我能在维护女性权益方面做很多事。”崔丽丽说。

2024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刊物《方圆》杂志刊登的文章“女子出差被老板强奸，隔壁房客录下关键证据”被转发到社交媒体上，迅速成为微博热搜。该文有两亿多浏览量，九千多条评论，五十多万人点赞。崔丽丽一夜没睡，翻完了所有评论。有人鼓励她，“主动报案，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支持她后续争取赔偿；也有人心疼她，“什么都没做错，却丢了工作，丢了健康”。

为了给自己维权，崔丽丽花大量时间查找资料，以寻求法律支持。

“网友们救了我。”崔丽丽说。这么多陌生人给了她鼓励，让她更有勇气面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她决定接受更多的采访，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像她这样的女性面对性侵和职场性骚扰不再沉默，敢于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她甚至不再化名，“我想要作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她不再害怕熟人看到，恰恰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我留在家里没有再出去工作，消失这么久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想起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在《裸泳》一书中写道，记者在拜访韩国慰安妇时，问她们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实？那些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记。”

崔丽丽对这句话非常感同身受，“除非我的生命结束了，或者失忆了，要不怎么可能会忘记？”她形容这种感觉像是自己身上长了一个“不死的肿瘤”，这种无法消弭的痛苦，让她更加坚定了做点儿什么的决心，“我现在是带瘤生存，既然它不死，那我就要想办法和肿瘤共存。”

如今，她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私信。其中有一位农村的15岁留守少女，被30多岁的熟人男性性侵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老想划手自残。崔丽丽一听到小姑娘的遭遇就气爆了，指导着小姑娘取证、报警，三天就立了案，7天对方就被抓了。对方亲属想给小姑娘3万元钱撤诉“封口费”，崔丽丽又一步步指导着小姑娘，不上这个当。

她逐渐意识到，做这些，不止是为自己，也是为千千万万个“丽丽”去战斗。这些在她的心理医生看来，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暴露疗法”。心理医生也经常让崔丽丽思考：“你到底能从这场伤害中，学习什么，成长到什么程度？”

“我们这样的人（性侵受害者）是很孤单又无助的。很多姐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找谁求助，甚至，都不知道能和谁聊这个事。”崔丽丽说，她想等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之后，自己的状态再好一点，把报警流程、证据清单、心理援助电话做成“求生地图”，做成一键求助资料包，走进校园、企业，告诉姐妹们，“沉默才是帮凶”。

她还想成立一个反性骚扰的公益组织。在职场的十七年，她换过三家公司，受到过各种培训——基层岗培训、管理岗培训，但唯独没有反职场性骚扰方面的培训。她希望，如果有一天能重回职场，她要给女性做安全培训。她想告诉更多人，性别暴力是一种权力压迫，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想告诉职场女性，遭遇侵害不是耻辱，沉默才会让施暴者更猖狂。”崔丽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