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刚结束，唐文生就被学校解聘了。“请于三个工作日内来人事处办理手续。”学校通知他。

唐文生在西安一家民办二本高校任教。今年5月，学校突然下发《科研教研工作量认定及考核管理办法》，要求各职称教师完成一项名曰“横向经费”的到账任务，金额为4.5万到10万不等。横向经费是高校科研经费的一种，主要来自于企业和社会机构付款，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立项资助的“纵向经费”相对。

唐文生是助教，需要认领4.5万横向经费到账，在7月前完成。对他所在的文学院的教师们来说，为企业或社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来获取这笔科研到账，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年轻教师都在观望。一个月过去，汉语言文学系43位教师，只有16位在横向协议上签字，完成率仅37.2%，文学院院长不得不开了一场动员大会。

那天，唐文生在线上参会，听到院长如是“提点”老师们：如果你能拉来横向科研项目，那是你的本事，如果你拉不来，你就去找一个公司做假合同。

院长在会上说，横向经费是硬性要求，学校给文学院下达了702万到账的指标。为了能在2029年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必须保证，接下来5年，每年师均科研经费不低于4万元。这也就意味着，唐文生需要连续5年完成横向经费到账。“这是支持学科建设，支持申硕，也是要永久保住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的一个长远之计，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院长说。

对文学系教师们低迷的完成率，院长似乎感到痛心，“我不知道我在文学院做院长，做得如此失败。”她一遍遍强调，当她必须在某位教师的考核表上写下“不合格”三个字时，她会有多么难受。她觉得同志们没看清形势：“要么走账，要么走人……经济这么低迷的情况下，我们不严格要求，让老师失去饭碗，出去再找工作，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会上，一位教师提出困惑，“一个是途径不太清楚，另一个就是有资金压力”。

院长开始暗示老师们自掏腰包，“设置成分期付款的形式，压力就不大了”。

她现身说法，以自己为例。今年暑假，院长正准备装修已经住了24年的房子，她找了个装修公司，和对方说好，一块攒一个横向课题。她拟的题目是——“人居环境文化主题策划”，然后用 DeepSeek 做了一个10万元的装修方案。合同约定，装修公司（实则是她本人）向乙方（学校）分批次支付调研费、设计费、实施费用。这笔横向经费到账后，她再拿装修期间产生的发票，去学校财务处，想办法把这10万元报出来。

“这就是真题真做，”院长说，“你还有什么疑问？”

“我这脑子反应太慢，我再琢磨，我好像有点眉目。”这位老师磕磕绊绊地回复。

另一位教师问：“现在每个老师都是用自己的资金去报这个账，不管是贷款也好，还是掏自己的资金也好，学校是否能保证我们的报销下得来？”

“这个我估计学校不会不给的，因为我去年弄了9万，学校真给了，我当时也有这个担忧，今年我又弄了7万，我没有这个信心的话，我不会再给的。”教研室主任说。听上去他没有院长那么笃定。

在会议的最后，汉语言专业负责人总结分享了她的个人经验，给大家传递信心：“我自己也是贷的款，贷了一年，中间付了几百块利息，一年以后全款付清，报账下来是没问题的。”

尽管学院再三担保交上去走账的横向经费会“完璧归赵”，唐文生最终还是没有在假合同上签字。

他算了一笔账。横向经费到账后，学校交6.7%的增值税，再收取10%的管理费，他再花4%购买假发票，一圈下来，即使余钱能全部报销，他也损失掉了不少“本金”。他每个月基本工资5000元，课时费40多一节，连续交5年横向，约等于得赔进去一年收入。

钱还是小事，他更担心学术造假会给他的职业发展留下污点。唐文生是95后，本硕都在澳洲就读，学的是文化产业，疫情期间回了国。他先是去陕西一家国企工作，领导要他吃回扣，他胆小不敢做。辞职后，他来到高校，“觉得象牙塔可能相对来说会远离尘埃”。工作之余，他仍在寻找国外的发展机会：“我的职业生涯可能是面对国外的，学术造假会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文学院近100位教师，和唐文生一样，拒绝签字的有6人，均被学校辞退。更多人还是愿意花钱，保住这份只能勉强糊口、但至少体面的工作。

失去工作后，唐文生也有些后悔，“收入没了以后会感到恐怖，自己没有正事干，每天就给家人打扫卫生做饭”。他是西安本地人，已婚，有房有车，家庭富裕，和那些来自外地农村的老师相比，4万块钱对他来说数目不大，他也有过闪念，“还不如给了算了”。

事后，唐文生最不能理解的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他和不在高校的人交流，对方说：掏点钱保住工作很合理，现在找工作都得花钱呢！

如今在小红书上搜索“横向课题”，会出现许多帖子在交流“花钱自保”经验。一位天津的大学教师，考虑到孩子要上学校的附属幼儿园，卖掉房子，拿出40万“充值”横向；一位IP安徽的教师，惭愧地说着“是我太没用了，没有钱，没有能力完成预期目标……不知道这样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同时晒出已向银行贷款8万元的截图。

活跃在评论区里的，不乏专业中介，他们帮助教师匹配企业资源，并给教师做报账计划。一位名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在朋友圈里亮出一份汇款记录，表示今年2月他曾帮助一位经管老师完成100万横向，配文是：“24年8月加的好友，今天突然成交，若非学校政策逼得太紧，谁愿意这么折腾？”

石云在苏北一家公办本科任教，也是一名文科讲师。她告诉凤凰网，今年，她所在的学校改革了考核要求，明确把横向课题写进了职称评定及岗位聘期考核里，如果完不成指标，绩效和职称评定都会受到影响。摊派到她身上的任务略高于唐文生：接下来三年，每年完成5万到7万横向到账。

“我还没有听到过哪一个文科老师能很正规地拉到横向。”石云说。和应用性强的理工科不同，文科很难直接产生社会经济效益。没办法，石云只能自己掏钱，再托做生意的亲戚朋友，通过他们的公司账户，把钱打到学校。

横向课题正在慢慢成为考核教师们的硬性指标，这一变化，石云说，她的学校大概始于2022年。2021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2020年度新增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学位授予每3年评定一次，明确把该教学资质和经费挂钩，对科研到账经费和学校收入都提出了相应要求。石云觉得，高校“通过上一轮冲硕士点的操作尝到了甜头”，横向到账经费既能向上展示“科研实力”，参与考核比拼，又能为学校创收，“哪怕管理费只收1%，对学校办学来说，都是一笔收入”。

这也是刘一均这两年观察到的变化。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2023年毕业后，在中科院当了一年博士后。他观察已在高校工作的师兄师姐的状态，得出结论：“现在高校的逻辑是，你要么给我名，要么给我钱，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钱就是横向。”

多位二本院校教师表示，以二本院校的平台去申请国家级课题，基本不可能。从唐文生所在的二本学院发布的文件来看，横向科研项目，每到账1万元，算10个工作量，与之对比的是，国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结题，算2500个工作量。

石云最担心的是法律风险。合同与报销的流程经不起严格的法律审查，“等于你留着一个把柄在学校手上”。她认为，尽管校方暗示老师去造假，但校方并没有下达红头文件明文要求，出了事，学校不必承担风险。

眼下，她正发愁，财务处对横向经费开支的报销要求如此狭窄，今年她得买多少东西，才能凑够5到7万的发票？

二本院校铆足了劲凑横向，为的是保本申硕，而一本院校凑钱的目标则是：向“双一流”看齐。

吴建军在北方一所理工类院校任讲师，他说：“从学校各类文件通知来看，我感觉在冲‘双一流’，从上到下卷得很。”

2021年8月，吴建军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靠投简历，入职了这所一本高校。学校实行预聘制，首聘期4年，通过聘期考核后，才能转为长聘。他和学院签订了任务书，首聘期内，他需要完成累计100万元的科研到账经费。他努力完成了指标。但等他去交材料，人事处的老师告诉他，今年得按副高的要求来，得累计150万。

“我今年咬着牙，还得再弄50万。”吴建军说，文件解释权在学校手里。

无论是因为领导要政绩，还是学校要名气，这两年，吴建军面临的业绩考核一直在加码。他举了个例子：假设学校有100个任务，10个二级学院，一个学院肯定不能只分10个，至少得分12个；学院分给老师，又会再加系数。

这突然增加的50万，吴建军虽然无奈但也有信心，这是因为，他也早早给自己加了系数，“为了完成100万的任务，我给自己定了300万的任务，这样我才有把握完成100的任务量”。

交流起来，吴建军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工作前三年，他特别恐慌，整日里状态都很紧绷。虽然和文科相比，工科在和企业合作上有优势，但即便项目谈成，经费到账也是有周期的，往往活干完了，手续还没走完，焦虑的时候，吴建军也曾去银行研究过能否贷款，“但没有走到那一步，我的业绩从去年开始慢慢上来了”。

为了拉横向，吴建军还去北京读了个博士后，“去想办法，拓展合作”。如果能拿到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那就是“碾压式地”“毋庸置疑地”能通过考核，但数据显示，2024年度国家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为15.54%，对师门不够强大、人脉资源匮乏的普通教师来说，难度太大。学院内部也有派系，吴建军说，以市科技局的纵向项目为例，对院长派系的教师们来说，申报容易，他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他所上交的150万，都是实打实向企业争取来的横向经费，纵向他“根本拿不下来”。

在吴建军看来，阶级固化在高校也很明显。如果他是富二代，家里不缺钱，200万大笔一挥，他就能过得很舒服，或者如果他是长江学者的门生，发论文、出成果，也会方便。

如果能顺利通过首聘期，接下来，吴建军下一步的规划是“研究人”，研究如何和人打交道，他觉得，“所谓的学历脑力劳动在权力和资源面前是很微弱的”。努力搞“横向”的这两年，他对科研的认可度逐渐降低，“其实人生要有机会当领导干部，何必要搞技术”。

和吴建军一样，王森也对科研感到失望。

王森今年43岁，博士毕业后，在山东一所公办二本院校工作了七年多。她是文科讲师。今年年初，学院向她摊派了70万的横向到账经费任务——她的年收入不过10万元。

她拿不出这个钱来。学院领导找她谈话，建议她把房子抵了，再自己注册个公司。“有些老师的确那么干了，但是我干不了，一旦中间有什么闪失，房子没有了，我的父母住哪里呢？我也不可能拿父母的养老钱去做这种有风险的事。”王森说。

现在来看，王森觉得，领导就是在PUA她。他对王森说，别看你是博士，现在博士也很卷的，30岁的博士，我们都嫌年龄大。

王森在2017年开始找教职，那是博士进高校最好的时候。那两年，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战略，合并“三本”院校，许多地方学院升级成为大学。但短短几年后，高校教师就快速“超编”了，博士进高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王森觉得，现在的高校教师和公司里的员工是一样的，拉横向课题，就像在拉赞助、卖保险。

过完年，王森选择了辞职。除了无法完成的横向任务，王森决定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放弃做科研了。本该专心做科研的时候，她总是患得患失，陷入灾难化想象：这个立项书要是投不中怎么办？情绪和状态都非常差。

读博的时候，她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读完博士，她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适合做科研的人，除了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还要有很强的公关能力、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她不擅长。但是，付出了那么多，她又没法放下。

即便是她最喜欢的教学部分，也几乎成了高校里最不重要的事。在王森的感受里，疫情之后，教学就变味了，出现了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

首先是写材料。入职七年，王森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修改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但实际上，日常教学很难按这个大纲去安排。去年，为了应对为期半个月的学科评估，王森来来回回地写材料，忙活了一年的时间。吴建军也有同感，“各种材料，无数次不定期地随时抽查，随时推倒重来。”这些材料包括基础的学生作业、期末表现，还包括教学分析报告。

然后是全流程监管。吴建军感到，所谓的信息化办公系统，就是用来不间断地对老师和学生进行监控。一个新概念是“无感听课”。教室里装上几个摄像头，360度全天候监控，领导不定期查看监控画面，教师必须时刻站在能拍到的范围里，前三排学生得坐满。另一个概念是“抬头率”，学生抬头听课的比率，只有保持抬头状态的学生，才算是在认真听课。

这些监管让吴建军身心疲惫，他的身体出现了应激反应，“它（学校）一检查，我就生病。”吴建军说，“马上感冒，嗓子不舒服，浑身不舒服。”

江苏的石云觉得，教学已经变成表演，“最重要的是拿数据，让各个环节都看起来很努力，有事情在做”。她所在的学院从不给教师批假或调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是去开学术会议，还是病得严重，只要人还活着，就得去上课。因为病假调休关乎到另一项数据，影响学院之间年底的排名。

传统印象里的高校教师，工作稳定，自由，有寒暑假。但这两年，“青椒叙事”早已不是这样了。石云说，所谓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加班。她如今身兼数职，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早上睁开眼就要工作，晚上12点还在给同事发消息。对有科研志向的青年教师来说，寒假更是不可能休息。每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接受送审，从12月开始，教师就得为自己30页的立项书精雕细琢。

高校教师的性价比逐年降低。石云说，如果让她给博士毕业生建议，她会讲清楚所有弊端，但如果对方对科研有热情、有理想，她还是会鼓励他们进高校。

她自己就是这样。虽然不能成为所谓的学术大佬，但石云说，她对学术仍然有理想，如果离开高校去做公务员，或者去教培机构，谋生当然可以，但精神层面的滋养，就会弱很多。

再三思虑后，王森决定告别科研。她感觉自己从读博到工作，一直走在世俗层面“正确”的道路上，但她越来越感到，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她想要的，她没有找到科研的真正的意义。辞职前不久，她在三个星期里感染了两次甲流，也是因为生病，她突然意识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手的。在辞职报告上盖完公章，她感到释怀，“它（辞职）就在我的计划里头的，博士毕业时我就想休息一年，无奈父母像催婚一样催我尽快工作，这一等就晚了七年”。

之后，王森打算去做独立老师，给学生提供学业规划咨询。教书育人仍是她的热情所在，她希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帮助他们找到擅长之处。这是在如今的大学里，她难以实现的。

应对方要求，文中唐文生

石云、刘一均、吴建军、王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