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印度，在中国舆论场中向来是个热门“IP”。关于印度的不少话题，从其政治动向到社会生活，常能引来众多关注。一方面国家经济大步向前，目前GDP已挤进世界前五；另一方面国内外矛盾丛生，诸多现状饱受争议。真实的印度到底是怎样的？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及其团队曾多次前往印度进行调研考察，其在公众号“房宁世界观”上发布系列视频，介绍了自己实地观察、了解到的印度情况。本文修订自视频文本，为相关系列第三篇，观察者网已获授权编辑、刊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房宁】

印度和中国很不一样，因此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印度？为什么要研究印度？研究可比性不高的两个国家目的何在？

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涉及到了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方法。在中国，按学科说，政治学是所谓一级学科。而在美国，政治学是比较研究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这意思是，政治学出来都是在比较的基础上、比较意义上进行的。

什么是比较研究？简单地说，就要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

关于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我认为有两个收益。

第一个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好东西能够用的就拿过来，或稍加改造用在自己身上。

比如说，去过英国的人都知道，英国对现代文明有三大贡献：第一邮政局，第二警察，第三出租车。这三样东西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普及了。

中国历史悠久，秦代就书同文车同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驿站；但是现代邮政，具体来说邮票和全国邮政系统，这是英国人发明的，英国人发明了第一张邮票。

1840年5月6日，英国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邮票。票面为黑色基调，印有维多利亚女王的浮雕像，每张面值一便士，俗称“黑便士邮票”。

我年轻的时候，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宁对于现代邮政系统特别关注，他设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消除社会分工带来的阶级差别，其重要途径就是把复杂的社会管理简单化，就像现代邮政系统一样。现代邮政系统就是把非常复杂的事情，分解成一道道非常简单的工序。这样一来，即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特殊训练的人也完全可以胜任邮政系统中的工作。列宁认为，未来管理社会主义社会就要仿照现代邮政系统，使得普通的工人农民都可以胜任现代社会的管理工作。至少列宁当时是这么想的。

还有出租车。英国老式的黑色箱式出租车是伦敦的一个标志。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出租车，全世界出租车都用英文taxi标识。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北京市特制定做了一批英国老式出租车。上海开世博会前，也定制一批英式出租车，命名为“世博号”。

可以说，邮局、出租车都是拿来主义。

那么，中国能从印度“拿来”什么呢？

中国与印度千差万别，似乎想不起来可以从印度直接学到什么。想来想去，印度抛饼可以算是一个。显然，中国从印度很少能够直接“拿来”什么。

那么，中国关注印度，和印度进行比较研究，主要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们的体会是：“照镜子”。

照镜子，就是你可以通过它看到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从中受到启发。这就是在差异性中能够获得的收益。印度有什么差异性可以启发我们？我举个我自己受益匪浅的例子。

到印度做调研，除了新德里，孟买肯定是第二个要到访的城市。提起孟买，很多人会想到孟买的贫民窟，这似乎是孟买在许多人心目中最突出的印象。说来也巧，我们到孟买的第二天就去了孟买的贫民窟。

我见过世界不少国家的贫民窟，比如菲律宾的、南非的、智利的，甚至还参观过巴勒斯坦难民营。那些地方是这个世界上贫困的渊薮。但是，当我看到规模巨大的孟买贫民窟时，还是被惊到了。

孟买贫民窟不仅规模大，而且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也是我见过最差的地方。像南非的贫民窟基本上还有个简陋房屋，即便是巴勒斯坦难民营的难民们也主要住在一些水泥构件中。比较起来，孟买贫民窟条件最差，许多就是用纸箱纸板、塑料布搭起的棚子，风雨一来根本不禁吹。

孟买的达拉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 资料图

参观孟买贫民窟的第二天，我们访问了一个高大上的地方——印度的中央银行。孟买是印度的经济首都，印度的央行和股市都在孟买。印度的股市是1925年就开始的，是亚洲最早的股市，比东京股市还早一年。印度中央银行和印度股市同在一幢大楼里。那天我们去访问印度中央银行，接待我们的是印度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办公室在中央银行的顶层。

首席经济学家显然是位婆罗门，在美国读的博士，英语纯正。他很友善和蔼，详细地为我们介绍印度的经济和金融情况。在交流的时候，我十分婉转地提了个问题：印度的发展与印度文化有何关联？

人们都说印度人极聪明，果然不假。这位首席经济学家立刻听懂了我的弦外之音。他站起身来，打开办公室门，带着我走到外面的顶楼的大厅。走到落地玻璃窗前，他指着远处说：“请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哦！不远处便能看到昨天我们去过的那一大片贫民窟。他问，“你说的‘印度文化’是不是指的这个？”我有些尴尬地点点头。

“你看我们孟买，孟买有着发达的经济、金融，城市也在快速地建设发展。”他指着远处的贫民窟继续说道，“那里难道不是我们印度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吗？！在孟买有200多万住在贫民窟里却不怨天不怨地、不仇官不仇富的穷人，有这样庞大的一群听天由命的穷人、劳动者，这难道不是我们孟买最大的优势吗？！”

听到首席经济学家的这番话，且不论这话是否“政治正确”，不论它的社会学意义，这番话真的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启发了我对贫富差别问题的认识。

过去我们观察印度、研究印度，或研究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叫“贫富差别”。中国也一样。但是就在这一刻，在印度中央银行的这一刻，我忽然对贫富差别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过去我们讲贫富差别就是讲财富，讲收入差距。但这时我意识到，贫富差别还有精神方面的因素，还有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说，所谓“贫富差别”，它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人们头脑里的贫与富的概念，即关于贫富的标准问题。

实际上，人们对贫富差别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对贫富标准是有共识的。比如，在中国，你开着“大奔”，你就是富人；你若开着“奔奔”，有可能被看作穷人；像我这样天天走路的，那应该算是“表列种姓”了。

但是，如果人们在贫富问题上没有共识，会怎么样？可巧印度人就是这样，印度教徒听天认命信神，他们的人生观是不一样的。有些印度人一辈子住在贫民窟里，他也安之若素。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处很大的院落，院子大门外面很多人在排队。从外面望去，院子里一片光亮。我们团队的印度学者给我们出了一道题目，他让我们猜这些人在排队干什么？他要考考我们的观察能力。

干我们这一行的，肯定是有观察力，但那天他把我们给考住了。我们几人还商量了一阵：像是买东西吧，但都空着手；排队看电影吧，但老老少少都有，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情侣；排队等施舍或领什么东西，但从穿着打扮看还比较整齐，不像是穷困潦倒的。

我们看了一阵，还真看不出什么差异性或规律性。看着那个大院落里边光亮，我觉得很像是看马戏，马戏表演都有个大棚子，里面有个尖顶亮亮的，似乎还有一些音乐。我们连猜了三次都没猜对，最后实在猜不出来了，我们说“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在干嘛？”

原来这是一座锡克教的金庙，外面的人们在等待施舍——按中国说法，就是赊粥嘛。

印度阿姆利则的金庙是锡克教最神圣的寺庙，据说修建金庙上面的穹顶用了750公斤的纯金。金庙有一个叫兰加尔（langar）的地方，即免费食堂，无偿地向所有进来的人供应饭食。 图自印媒

印度许多人没有正式工作，但他们并不潦倒，所以从装扮上很难判断其身份。印度人的三观与中国有很大不同，许多人安贫乐道，一天只吃一顿饭也觉得很好。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很多印度人不认为塔塔家族是富人，也不认为自己是穷人，那么，在印度就不存在“贫富差别”。

印度人，主要是印度教徒，有着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们至少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概念首先是物质性，按中国传统的说法是：福禄寿禧财。中国人过年的时候爱说“恭喜发财！”，见到小孩要给个红包，碰个彩头。而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就与我们很不一样了，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自己有个好的来生——此生吃苦受难是为了来生幸福，是为了上天堂得永生。

进一步讲，谈到贫富差别，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否定贫富差别。在中国谈到贫富差别，很多时候紧接着的一句话就是：消除两极分化，消除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古来的社会理想就是均贫富，到今天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在中国的语境里，贫富差别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要随着社会进步加以改造和消除的。

在中印社会的比较研究当中，我们意识到，诸如贫富差别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它还蕴含人们的社会观念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就是从“照镜子”中获得的启发。这就是比较研究重要价值之所在——比较研究可以从他者身上看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