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美国宣布成功促成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签署和平协议，并称将获得对赞格祖尔走廊这条战略通道的99年开发权。协议文件里，有个细节耐人寻味：这个合作项目被命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后文简称TRIPP）。

这个名字确实让人意外。纵观全球，从城市到街道，从机场到桥梁，美国的总统、将军、议员名字早已遍布全球，美国人咋就对以人名命名这么情有独钟？

殖民时期的传统

在古代中国，把人名作为地名非常罕见，由于为尊者讳的观念，为皇帝和其亲族专门更改地名的情况反而时常发生，例如为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全国几十个地名中有“广”字的都要改掉。直到近现代才出现了越来越多以人物命名地名的情况，比如中山县、左权县、靖宇县等。

相比中国，美国非常热衷于将人名用来命名地名。据澳大利亚语言学家2011年的研究显示，美国的3142个县名中，2283个县名来自人名，占比超过70%。美国首都华盛顿都会区一共有三座机场：一座以总统罗纳德·里根命名，一座以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命名，另一座则纪念瑟古德·马歇尔——巴尔的摩首位非裔大法官。这种现象早有惯例。

殖民地时期，英法殖民者来到这片土地时，许多人得到了国王、贵族和商人的资助。为了答谢权贵的庇护，他们常会以赞助人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土地。今天美国东海岸的地名几乎全是这种命名方法的遗存。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佐治亚州取自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弗吉尼亚州得名于伊丽莎白一世的“处子王”称号（Virginia，即“处女之地”）。马里兰州之名更是直接，翻译成中文是“玛丽的土地”，以此纪念英格兰查理一世国王的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以詹姆斯河命名，而这条河的名字又是对詹姆斯一世国王的致敬。特拉华州则是为了纪念英国贵族德拉瓦勋爵……

殖民时代的十三殖民地在法律上多为英国王室的私产。因此，这个时期的命名方式体现的其实是典型的封建恩庇与财产所有制逻辑，要表达对赞助者的感谢，还要体现这些土地的归属者。命名是忠诚宣誓，也是主权声明。西班牙、法国等会用圣徒、国王等人的名字命名，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名字来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776年《独立宣言》颁布后，美国人脱离英国独立，旧地名中带有的君主制印记立刻变得格格不入。“为国王取名”的时代过去了，但“以人取名”的习惯却延续下来。随着疆土向西不断拓展，当新区域的人数达到法定规定时，可以成立新的州，再划分其中的县，各县依照民主程序决定其名。此时，新一代的美国人开始用建国元勋的名字为州郡城市命名：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麦迪逊……这些合众国式的名字在美国的新地图上标记出政治性的疆域。

根据统计，美国境内以华盛顿为名的市镇超过百个，九所大学的校名中出现华盛顿的名字，甚至连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座岛屿也一度被美国水手命名为华盛顿岛。[当地原名乌阿胡卡（Ua Huka），意为“两洞之地”]

最著名的用华盛顿命名城市的例子自然是美国首都所在的华盛顿特区。独立后，原首都费城因兵变问题被认为不适合作为永久首都。经过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博弈，国会最终决定在波托马克河沿岸划出一片约100平方英里的区域作为新地区，这座新城由法裔建筑师皮埃尔·朗方设计。尽管乔治·华盛顿建议把首都定名为联邦市，1791年9月，首都最终被定名为华盛顿市，所在的区域则称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代表共和国的缔造者，而哥伦比亚则象征新大陆的精神。

在欧美国家中，国家往往被拟人化为特定形象，如法国共和国时期的玛丽安娜、英国的不列颠尼亚。美国自建国早期也有类似的形象——哥伦比亚，这个名字直接来自美洲的发现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8-19世纪常被用作美国的化身，出现在诗歌、绘画、雕塑和机构的名称中，如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独立后，甚至有人提议将国家正式命名为哥伦比亚，但没有被采纳。

随着西部扩张中领土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无主地和原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被纳入合众国的控制范围，以安德鲁·杰克逊等总统为名的地名大量分布在南部和中西部。内战后，以亚伯拉罕·林肯为名的地名大量出现，以至于几乎每个州都有以林肯为名的市镇。

美国名人的名字成为独立后到19世纪地名的主要来源。命名不仅象征着新土地的发现和定居，也成为共和国家塑造共同记忆的方式。通过在地名中纪念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美利坚合众国前所未有地团结在共同的新建国神话下。选择谁作为地名，相当于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美国公民谁是国家的英雄，形成了一本地理版的教科书。

个人主义的象征

19世纪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大资本家、铁路巨头、钢铁财阀粉墨登场。财富集中到极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欲。名字的意义从纪念变成了标榜。在对国家英雄的纪念之外，美国不少地名与机构的姓名源于赞助者或创办者本人。与中国人倾向于以地理方位、寓意吉祥或集体象征命名不同，美国人更倾向于直接使用个人姓名，尤其是姓氏。福特汽车、迪士尼公司、摩根银行、卡内基音乐厅……这些名字本身即品牌，反映出美国文化对个人的信任和崇拜。这种偏好并非现代市场策略的产物，而是深植于美国文化核心的个人主义。从清教徒登陆北美大陆起，个人奋斗、个人责任与个人荣耀便成为美国精神的基石，命名的意义既是对个人道德与成功的展示，也是社会阶层上升与品牌建设的工具。

得克萨斯州的例子尤为典型。1836年，得州在山姆·休斯顿的率领下从墨西哥独立，建立孤星共和国，后来的休斯顿市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如今休斯顿是得州第一大城市，因与NASA的紧密关系被称为太空城。不过，休斯顿这座城市的传奇最早是房地产商故意打造的结果。19世纪中叶，来自纽约的房地产商人艾伦兄弟准备在新开发的土地上大干一番。他们以不到1万美元的价格购入这片土地，为吸引移民与投资者，他们选择以山姆·休斯顿的名字命名新城，极力宣传其地理优势，还邀请大船驶入码头示范通航。这座城市从命名起就带有鲜明的商业与个人意志印记。

类似的命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土地稀缺、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欧洲较少出现，而在美国，它象征着私人资本的开拓与对地方秩序的控制。一个人的姓氏写进地名，本身就是权力的体现。

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的铁路、大学、博物馆和基金会大量以个人姓名命名，这成为资本家与慈善家塑造公共形象的有效手段。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的名字就来自20世纪初的钢铁大亨安德鲁·卡耐基，洛克菲勒中心以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命名……这些名字既是捐赠者的纪念碑，也是他们在公共领域的永久广告。

美国富豪尤其热衷于在教育领域的冠名：始建于1891年的斯坦福大学得名于时任加州州长的利兰·斯坦福和妻子简·斯坦福，用以纪念早逝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直接取自同名商人与慈善家；哈佛、耶鲁等名校背后也都有一位真实的捐赠者，他们的名字与校训一起构成学校的象征体系。

在镀金时代，命名成为社会语言的表达，名字意味着财富、声誉和权力。个人名字通过命名进入公共空间，个人在国家中获得了象征性永生。

”特朗普”之路

时至今日，美国企业乃至政治家依然延续这种以个人姓名命名的传统。比如特朗普年轻时创办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公司，在纽约拥有同名大厦，大厦上五个金色大写字母成为张扬的品牌符号。问题随之而来：城市、企业、建筑可以用人名命名，那国内和国际性的条约呢，像“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这种命名方法在美国历史上很常见吗？

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很少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政治条约。1977年，美国与巴拿马签署的《托里霍斯-卡特条约》是其中罕见的例外，以巴拿马军事领导人奥马尔·托里霍斯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名字命名。类似的还有1914年的《布莱恩–查莫罗条约》，此类命名多出现在双方官员共同签署、并代表双边利益的协议中。

而特朗普在TRIPP上的命名显然不同，他让这项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和平协议以自己全名命名，不仅象征着个人化的政治风格，更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功绩归属”意图。与其说这是一份和平协议，不如说是一份打着特朗普大名的政治广告。

从历史上看，美国总统姓氏最常出现的地方是公共设施的名称。20世纪后新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科研项目和太空计划基本都以总统命名，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里根号航母、休斯敦乔治·布什洲际机场……这些命名往往发生在总统卸任或去世后，由政府或国会批准，而特朗普的命名却打破了这种惯例，从在任时就开始把个人与外交成果直接绑定，将命名权直接绑定政治权力的行使。

这种个人化的命名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特朗普对名字象征意义一以贯之的重视。在总统第二任期伊始，他甚至提出要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一度引发网络争议。特朗普的冠名看似突兀，其实是美国命名文化逻辑的极端化表现，通过把外交行动包装为个人成就，进而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历史文本的一部分。但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对此走过明确的回应：特朗普可以随便称呼任何一个地方（特朗普政府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但对墨西哥和全世界来说，墨西哥湾的名字没有改变。

参考文献：

曹群：《墨西哥湾的名字，特朗普说改就能改？》，《世界知识》2025年第4期，第42-43页；

刘惊：《从地名看中美跨文化比较》，《中国地名》2020年第2期，第40-42页。

刘美娟：《中西地名命名及文化意蕴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第104-108+129页；

范维：《"墨西哥湾"→"美国湾"，真签了》，观察者网，2025年1月21日；

南博一、李怡彬：《特朗普“冠名”战略走廊背后：阿塞拜疆崛起改变南高加索地缘政治格局》，澎湃新闻，2025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