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 Ning Yang, Nobel-Winning Physicist, Is Dead at 103

他与同事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自然界四大基本力之一可能违背物理定律”，这一观点曾引起轰动。

这是1963年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他的同事弗里曼·戴森曾评价，杨振宁对数学美感的感知“能将他最不起眼的计算转化为微型艺术作品”。图片来源：罗伯特·W·凯利/生活图片集，盖蒂图片社供图

作者：乔治·约翰逊

2025年10月18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2:56更新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于周六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他对数学美感的敏锐把握，曾帮助人类揭示出自然界运行规律中一个出人意料的“褶皱”。

杨振宁的逝世由北京清华大学宣布，他在该校任教多年。

1956年，杨振宁与同事、物理学家李政道共同提出一个观点：自然界四大基本力之一，可能违背“宇称守恒定律”这一看似不容置疑的原则。该定律的核心是“一种物理现象与其镜像应表现完全一致”。他们的预测很快通过实验得到证实，两人也因此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9年，杨振宁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石溪大学）退休时，著名物理学家、同事弗里曼·戴森称他是“20世纪物理学界最杰出的‘风格大师’”，仅逊色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保罗·狄拉克。

戴森评价道，杨振宁对数学美感的感知“既能将他最不起眼的计算转化为微型艺术作品，也能将他更深刻的理论推测打造成传世杰作”。

晚年的杨振宁在中国广为人知，他积极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2004年，82岁的他与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翁帆结婚，名气进一步提升。两人相识于1995年，当时翁帆在一场国际物理学研讨会上担任翻译。据《中国日报》报道，杨振宁曾称翁帆是他“上帝赐予的最后一份礼物”。

杨振宁常以“弗兰克”（取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为英文名。他属于二战后那一代年轻理论物理学家，当时人类发现宇宙射线中存在大量奇特的新粒子，亟待科学解释。1956年，他与李政道专注研究其中最奇特的一种粒子——如今被称为“K介子”或“Ka子”。这种粒子最初是通过气球搭载的探测器及山顶观测设备记录的轨迹被发现的。

有时，K介子会衰变为两个更小的“π介子”，有时则衰变为三个。这一现象本身并不异常，但它的衰变方式似乎违背了“宇称守恒定律”——而这一“镜像对称性”原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律。

20世纪50年代，杨振宁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合影。图片来源：SSPL/盖蒂图片社

当时的物理学家不愿接受“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这类核衰变”的结论，于是被迫提出“存在两种K介子”的假设，并将它们分别命名为“θ介子”与“τ介子”。这两种介子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仅衰变方式不同。

与许多理论物理学家一样，杨振宁与李政道也怀疑这种“两种介子”的解释只是权宜之计——是为回避棘手实验结果而临时提出的假设。1956年春，当时任职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在长岛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兼职的杨振宁，前往纽约市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进行定期会面。

两人在附近一家中餐馆共进午餐时，直面了一个可能性：弱核力（核衰变的“驱动力”）可能不遵循镜像对称性。同年秋季，他们在《物理评论》期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提出了验证这一猜想的方法。

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吴健雄接受了这一挑战。她在华盛顿国家标准局（现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开展实验，证实弱核力确实会破坏宇称守恒。实验显示，原子核衰变时，向某一方向发射的电子数量多于另一方向——对称性并不成立。

1957年，杨振宁（左）与李政道（中）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后，人们常将“李杨”或“杨李”并称，仿佛他们是一个整体。图片来源：美联社

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评选机构所在地）的“慢节奏”流程罕见提速，1957年，这两位物理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或许是史上“最快颁发”的诺贝尔奖之一。他们也是首批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此后，人们常将“李杨”或“杨李”并称，仿佛他们是一个整体，却不知两人的关系当时已出现裂痕。

杨振宁于1922年10月1日（部分公开资料记载为9月22日）出生在中国合肥，位于上海以西约300英里处。他是杨武之与罗孟华夫妇五个孩子中的长子，父亲杨武之是一名数学教授。

杨振宁的童年与少年时期多在北京度过，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一家人逃往南方的昆明。1940年，日军为切断英国向中国国民党军队输送物资的“滇缅公路”（公路终点为昆明），对杨家所在的庭院进行了轰炸。轰炸后，一家人迁往郊区。

1944年，杨振宁从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清华从北京迁址昆明）。不久后，他获得奖学金前往美国，原本希望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恩里科·费米——这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曾主持首个成功的核链式反应实验。

杨振宁意外得知费米即将前往芝加哥大学参与“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的项目），便随之前往芝加哥。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正是费米教会他“理论必须与实验紧密相连”，并告诉他“物理学需要一砖一瓦、一层一层地从基础搭建起来”。

在芝加哥，杨振宁与李政道重逢——两人在中国求学时便已相识。在匈牙利裔“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博士论文，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一年后，他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师从时任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

杨振宁曾回忆起与研究院最著名教员爱因斯坦的一次交集。当时他刚在《物理评论》发表一篇论文，爱因斯坦希望与他讨论该论文。杨振宁表示，两人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但自己“没太听懂对话内容”。

“他说话声音很轻，”杨振宁说，“而且，能与这位我仰慕已久的伟大物理学家近距离接触，我太激动了，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听他讲话。”

在普林斯顿站稳脚跟后，杨振宁开始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度过暑期。在此期间，他与办公室同事罗伯特·L·米尔斯合作提出了“杨-米尔斯理论”——这一理论成为现代粒子物理学的重要框架。他们借鉴德国数学家赫尔曼·外尔提出的“规范场论”，创立了“规范原理”，解释了量子物理核心领域中电磁力、弱核力与强核力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自相互作用”。

2006年，杨振宁在石溪大学接受采访时谈及这一理论：“我们发表那篇论文时，没人觉得它重要，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它会有这么大影响力。但我们当时认为这个想法很美，数学结构也非常优雅，所以还是发表了论文。20年后，一系列实验表明这个方向大致正确。又经过五年的深入研究，人们才明确：它不仅大致正确，而且完全正确。”

与此同时，杨振宁还在与李政道合作——李政道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一段时间后，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职。从1956年开始，两人共同发表了32篇论文。

但两人的合作关系逐渐出现紧张，最终于1962年分道扬镳。让李政道感到不满的是，杨振宁有时会强调自己的“资历”，因自己年长四岁而坚持名字排在前面。李政道在1986年的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因为这一点及其他原因，我与杨振宁之间那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

多年后，杨振宁在2000年接受《新闻日报》采访时，称这次决裂是“一场悲剧”。

杨振宁对自己的成就并非总是保持谦逊。在他60岁生日前夕，一些仰慕他的同事提议撰写论文，汇编成一本“纪念论文集”（Festschrift），以致敬他的学术贡献。但杨振宁认为，一本收录自己论文并附上解读的集子会更有意义。

在这本论文集中，他描述了诺贝尔奖级成果“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起源，并将大部分功劳归于自己。后来，李政道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版本。

1966年，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前往石溪大学担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教授”，并担任该校“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名）所长。

2009年，杨振宁在香港出席“邵逸夫奖”（一项科学奖项）公布仪式并发言。图片来源：迈克·克拉克/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1971年访问中国后，杨振宁开始重建旧时的联系。后来，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2015年，他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杨振宁的第一任妻子是杜致礼，两人相识于中国——当时杨振宁在中学任教，杜致礼是他的学生。两人结婚53年，杜致礼于2003年去世。除第二任妻子翁帆外，杨振宁的幸存者还包括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三个子女（Franklin Yang、Gilbert Yang、Eulee Yang），以及两名孙辈。

在接受《新闻日报》采访时，杨振宁表示，他怀疑物理学家永远无法找到“万物理论”（能解释所有物理现象的统一理论）。

“自然界极其微妙，”他说，“我个人认为，人类无法完全探究自然界的深层奥秘。毕竟，人类的大脑只有约1000亿个神经元，怎么可能与自然界的无限深度相匹敌呢？”

迪伦·洛布·麦克莱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