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语

最近各地2025年社保缴费基数陆续出炉，有两个意外的信号。

第一，今年各地公布数据的时间，普遍比往年要晚。以往每年的6月到8月，最迟到8月下旬，各地早就陆续公布完社保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了。

但现在都到10月份了，仍然有一些省份没有公布数据。

第二，已经公布数据的省市，社保缴费基数似乎都有些涨不动了。多数省份缴费基数下限较去年的增长幅度在1-2%区间，甚至有省份出现了负增长。

为何过去几年连续“跳涨”的社保缴费基数，如今却有些涨不动了？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社保制度将面临新的变化？

如果对比往年的数据，今年社保缴费基数的涨幅，似乎经历了一场“急刹车”式的回调。

以缴费基数处于国内第一梯队的北京、上海为例：

从上面这张图可以看出，2021年是北京、上海社保缴费基数上涨幅度最快的一年。其中北京每月上涨了1747元，上海每月上涨了1048元，涨幅分别达到了48.3%和21.3%。

如果计算累计涨幅，2020-2024年，北京、上海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分别上涨了88.8%和49.9%，从绝对值上看相当惊人。

而2025年，北京和上海的基数涨幅都较前几年出现明显下降。北京略高，涨幅接近5%；而上海涨幅只有1.03%，基数下限较去年微涨了74元。

对比其它省市情况也比较类似。

例如经济大省江苏，2021年至2024年这四年间，江苏省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9.6%，然而2025年的涨幅迅速收窄至1.5%左右。

甚至还有下调的省份。比如，福建公布的缴费基数下限比去年少了390元，降幅高达8.8%。按照8%的个人缴费比例，相当于打工人每月可以少缴31.2元社保费用。

虽然这只能算是“蚊子腿”，但考虑到过去社保缴费连年上涨的势头，这种变化可以说相当反常了。

社保缴费基数涨幅突然集体“踩刹车”，背后是什么原因?

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过去几年我国社保缴费的合规化调整，已接近尾声。

按照规定，上一年的社会平均工资决定了下一年的社保缴费基数。但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因非私营单位占比较高，计算出的社平工资会明显高于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考虑到私营企业的社保承受能力，许多城市选择按比较低的比例来核定社保缴费基数下限。

比如在2023年之前，深圳社保缴费基数下限都是以当地最低月工资作为标准。如果按最低比例缴费，打工人在深圳每个月只需要交不到200块的养老保险。

不过在2019年4月，国家出台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中，明确了各省应以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和300%，分别作为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和上限 。

这就相当于，过去缴费基数比例低于国家标准的省份，需要补上过去的“欠账”。

还是以涨幅最快的北京为例：

在2016至2018年间，北京市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是按照上一年度社平工资的40%来设定的。随后，这一比例在2019年提高到了46%，2020年进一步上升至52%，并在2021年达到了60%。

可以说，社会平均工资逐年上涨以及缴费比例的连续上调，共同助推了北京社保缴费基数的快速上涨。

如今，绝大多数省市的社保缴费基数都已经和国家标准一致，接下来社保费用的调整，将回归与社会平均工资直接挂钩：

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得快，那么社保费用就会涨得快；

反之则会放缓，“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也完全有可能发生。

不过，从现实因素看，社会缴费基数（特别是下限）也确实有些“涨不动”了。

这主要是因为，在社会缴费“合规化”中，不同群体、不同类型的企业感受到的压力是不同的。低收入群体和私营企业，往往对社保成本上升的水温更为敏感。

这并不难理解。

假设在北京工作的张三的工资是5000元/月，而公司一直按照最低标准为他缴纳社保。由于北京近五年社保缴费基数连续上涨，企业每月为张三缴纳的社保费用将从939.4元上涨至1773.5元。

而这部分增加的支出，企业多半会转移到张三身上上。由于张三的月收入没有达到北京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带给张三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到手工资变少了，而且下降比例相当大。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社保本来就是打工人“预期收入”的一部分。而企业的用工成本，是由市场平均利润决定的，不会因为社保基数上涨而发生改变。

特别是2024年，国内多个省份非私营、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涨幅相较此前两年出现了较大程度下滑，有部分省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相比而言，私营企业工资增速的承压普遍比非私营单位严重。

而《晚点LatePost》在对26 个典型城市的最低工资、私营企业平均工资和最低社保基数进行研究发现：

大多数城市按最低工资招聘的岗位，需要以翻倍甚至3倍的基数缴纳社保；

哈尔滨、呼和浩特、包头等市私企平均工资和最低社保基数基本持平；

鹤岗的私企平均工资甚至低于社保最低基数；

这其实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当前许多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足，难以再负担社保支出的继续上涨了。

如果社保的合规成本过重，不排除有企业会采取另辟蹊径的手段：比如多雇佣几个不交社保的老年人；更大力度推动“机器换人”，等等。

这些恐怕都不是打工人想要看到的解法。

一个国家的养老问题，从来没有简单答案。放眼世界其它国家对社保制度的探索，基本都是在“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之间做出权衡和取舍。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可持续性其实更为重要。

有人说，社保就是一个关于分配的数学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2.8%。相当于全国9亿工作的人，养活2亿老年人。

这个比例目前来看仍可以承受，但考虑到目前的生育拐点和老年人的“退休潮”，未来十年、二十年，这个抚养比例还会继续攀高。

从兜底的角度，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老年人大规模返贫的后果。因此未雨绸缪、适当提高养老金的缴费上下限是必要之举。

先把“蛋糕”做大，再来解决其它问题，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经验。

但同时，社保制度也需要着力解决公平性的问题，来提升人们的吸引力，尤其是改善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

202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发布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就提到：

不少低收入人群实际收入低于最低缴费基数。随着社平工资每年上调，低收入人群社保费同步上调，造成低收入人群“被平均”，加重了缴费负担，这也是近年来部分低收入群体“断保”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解决这些痛点：

比如自2019年起，社保缴费基数的上下限核定标准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调整为以私营和非私营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这一改动，使得缴费基数下限得以实质性降低，让中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不至于负担过重。

人社部在今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安排中，也明确提到：今年的调整将重点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

本质上，社保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笔信任投资。只有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普惠程度，才能让人们真心拥护，用真金白银投上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