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告诉水瓶纪元，基孔肯雅热并非严重的传染病，且病例多为轻症，公众及公共卫生部门无需对其感到恐慌。“现在采取的方法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灭蚊。”金冬雁称，这种“战争式”的消杀方式并不合理。“和（新冠）‘清零’是一个思路，会导致动物、人都生病。”

9月下旬，由蚊媒传播的基孔肯雅热在江门杀了个“回马枪“。从9月14日至20日，短短7天内，广东全省新增2426例基孔肯雅热本地个案，其中，2238例在江门，占比92.25%。9月20日，江门市人民政府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正式对蚊子“宣战”。

“我们的敌人是白伊蚊”，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在9月25日的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中上称，要把加大灭蚊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要不惜一切代价”用3-4天灭成蚊、杀虫卵。

江门某镇基层公务员崔宁感受到了这场战争的来势汹汹。从III级响应启动那天起，“防蚊”工作变成政府办公室的头等大事：重复地清理积水、入户宣传、高频次消杀，后来演变为清理绿植、擅闯民宅、伪造数据......防疫动作在政治指令中逐渐变形。崔宁觉得，防疫变成了一场”必须打赢”的战役，而蚊子就是敌人。

10月25日，一个多月紧迫的防蚊战争后，江门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第四场新闻发布会，宣布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不过，崔宁的工作还在继续，她推测，与蚊子的较量或许将在11月前彻底画上句号。一是随着天气转冷，蚊虫存活率降低；二是在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下称“十五运会”）召开后，对疫情防控的指令会慢慢松懈、淡化，直至消失。

被“剿灭”的绿植

9月29日中午，江门市民孙兰正在上班，突然接到自称“环境整治组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告知她，工作组已在她家，准备清理天台上的花盆。孙兰家是一栋二层自建房，从一楼大门进入后，有台阶直通楼顶露台，露台上是她多年栽培的数百盆花。那天，孙兰家中有七、八十岁的父母，她猜测，对方可能自行入户，从一楼大门直奔露台。

通知来得突然，没给孙兰任何反对的机会。孙兰回忆，这之前村委会入户检查，只提醒注意积水、按时“清盆倒罐”，从未提过“清空”。她一边在电话里央求工作人员给她半小时，等她回家后自行处理，一边往家赶。但电话里的人没有理会她的哀求，只说没人在家时，他们会自行入户清理。孙兰告诉对方，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处置她的花，“这都是我花钱买回来的，至少要让我自己处理。”电话那头没有回应，随后，孙兰听到有人指挥搬花的声音。

经“环境整治组”自行入户清理植物后，孙兰家的花园露台变得空空如也。（图_受访者供图）

孙兰赶回家时，她露台上的花已被清理了大半，原本种满蓝花藤、三角梅的露台空空荡荡，只剩下裸露的铁架，还有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在清理残余。清理露台的人孙兰不认识，看起来不像村委会的人。她告诉水瓶纪元，看到那幅场景，她一时说不出话，“只觉得嗓子发紧，想哭，头脑一片空白。”

孙兰被销毁的绿植成本上万，但更让她心痛的，是曾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数百盆花是她五年的心血，她喜欢植物，在逛花市时看到喜欢的花会买回家精心培育，闲来无事时，她享受着晒着太阳、坐在露台赏花的时光，“现代人生活工作压力如此大，没点爱好真的很难支撑下去，我养的不是花，是治愈心灵的良药。”

花园被毁，孙兰无计可施，她本想去村委会讨要说法，但被父母拦住，劝她不要生事，免得惹麻烦。难过只能被她自己吞下。现在，事情过去快一个多月了，她依旧不敢上露台，“怕会哭出来”，她也不敢再养花，想看花时就去花市逛逛，“不知明年如何，不知道何时还能再种花？”

孙兰在天台上精心布置的花园。（图_受访者供图）

露台被清理时，孙兰家所在的区域并无病例。工作组也未能给出信服的说法。唯一的原因，似乎就是她的露台上有太多花，太“显眼”了。 “对方只说要执行灭蚊工作，而我家的露台在路边太显眼，所以要强行（将绿植）搬除。”

孙兰的遭遇并非孤例。还有社区工作人员甚至不经居民同意就闯入私宅，对绿植进行“剿杀”。据《浪潮新闻》报道，10月16日白天，江门市居民胡先生在家中睡觉时，“灭蚊”工作人员未经同意闯入他家拿走了多盆绿植。“睡醒后发现阳台上的好几盆绿植都不见了，剩下几盆被胡乱丢在地上。”胡先生说，他后来调取监控，才发现工作人员上门拿走了3盆绿植。

胡先生说，他的绿植大多是土培，个别水培植物也定期换水，“他们有什么权利擅自拿走？”接受媒体采访后，10月18日，胡先生的妻子发布视频称，“警方和社区连夜上门沟通”，之后工作人员当面为私自入户清理绿植的行为向其道歉。

居住在江门市蓬江区的刘薇告诉水瓶纪元，为了躲避入户检查，她全家已经临时从江门搬到广州的住所。她回忆说，此前住在江门时，社区工作人员的频繁入户和“粗暴”态度让她不堪其扰。她每天要应付社区人员多次敲门向她发放灭蚊片、清积水，或许是未做好分工，常出现“一个人刚离开，一分钟后又有其他人登门”的情况，且敲门声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急躁，“一打开门不说话就进来巡视，急吼吼地让倒掉积水。”

据刘薇回忆，一次，她正用水盆洗菜，社区人员看见后，认为洗菜水也是积水，催促她立刻倒掉。还有一次，社区人员一进门就要求她点灭蚊片，并要求她和家人立刻离开家中，待灭蚊片熄灭后再回来，“这种态度和骚扰没什么区别。”

另一位蓬江区居民李林告诉水瓶纪元，为防孳生蚊虫，她家中的绿植也被集中清理，小区绿化带与树木也被大幅修剪、砍除。部分住户不愿配合入户，学校便要求老师以家访名义核查是否仍有积水、绿植。

“很多措施不合理，但有人为了政绩去做这些”，李林说。

“防蚊爱国卫生运动”

“防蚊爱国卫生运动”——这是官方宣传口径中对抗击基孔肯雅热行动的定义。

“爱国卫生运动”的说法起源于50年代初朝鲜战争时期，是中美冷战的产物。当时中方宣称美军在朝鲜战场及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向境内空投带病菌的苍蝇、跳蚤等媒介昆虫，号召全国开展大规模灭蚊、灭蝇、灭鼠、灭蚤、防疫消杀等群众性行动。自那之后，“爱国卫生运动”逐步制度化：各级政府陆续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统筹环境卫生整治、“除四害”、清污水、垃圾治理、农村改厕、健康宣教等，其特点是：卫生工作与群众相结合，政府领导，群众广泛参与。

“爱国卫生运动”这一词汇的产生背景，即把卫生问题与国家安全、国民体质和生产力问题相关联起来，并把卫生从“专业技术问题”上升为“爱国行为”。

20世纪60年代的疟疾预防主题宣传画，鼓励群众响应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积极治理蚊虫孳生环境、改善居家防蚊设施。（图_网络）

而针对基孔肯雅热，清孳生地、清积水、灭成蚊、入户宣传是本次爱国卫生运动的重点。

基孔肯雅热是一种经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叮咬传播的病毒，人被带有病毒的蚊子叮咬后，起初会有一阵无症状的潜伏期，而后人体会突然发热，并伴有剧烈的关节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现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110多个国家已发现此类病毒。

今年7月中旬起，广东佛山首先出现基孔肯雅热本地疫情，感染人数呈上升趋势。至7月24日，佛山市5个区已累计报告基孔肯雅热确诊病例超过4000例，5天后的7月29日，佛山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II级响应。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国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III级意味着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规定需要由省专家组织研判，市人民政府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

佛山的抗疫持续了一个月。根据其政府新闻发布会，截至8月25日，佛山全市每日新增报告病例连续9天维持在50例以下，疫情进入低水平散发状态，佛山决定终止佛山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疫情防控策略将由应急处置转为常态化防控。

基孔肯雅热本地疫情期间，广东佛山的防疫灭蚊宣传。

（图_卷卷/摄 via theinitium）

一波未平，9月下旬，基孔肯雅热又在江门爆发。江门市某镇基层工作人员崔宁清楚地记得，早在七月末，广东各地市打响防蚊“战役”的时候，江门也相应展开“常态化爱国卫生运动”，但情况远不及8月的佛山“热火朝天”——基层工作人员不需加班，一周入户宣传、消杀、清积水一到两次即可。

情况在9月20日发生变化。据9月21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下称“广东疾控”）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通报，2025年9月14—20日，全省新增2426例基孔肯雅热本地个案，未报告重症和死亡个案。其中，2238例分布在江门，占比92.25%。9月20日，江门市人民政府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市级政府领导和指挥辖区内应急处置工作。

崔宁深切地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来势汹汹。从III级响应启动那天起，防蚊工作变成了镇政府办公室的头等大事。

首先是消杀频率，从一周两次变为每天两次，每日早晚，消杀队需背着不同型号的喷药器喷洒灭蚊药，乡道、公园、垃圾中转站，沿街各处都要喷一遍。其次是清理积水。崔宁所在的镇下辖十几个村，而镇政府工作人员要下沉到一线，和社区、村委会一起清查路面、公园、菜地田洼中，寻找、清理一切可能存在积水的角落。

还有入户检查，基层人员需要到村民家中派发防疫宣传单和防蚊药品，同时检查家中积水，“翻盆倒罐”，喂鸡的碗、喂狗的碗、水培植物中的积水要及时倒掉，防止蚊虫孳生。

这些动作符合广东疾控早前倡导的“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1次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孳生地。只不过，这是政府部门对市民的倡导。从字面上来说， “爱国卫生运动”需要市民积极配合，以群众为主体。但实际上，实施者基本都是政府管理的基层工作人员，缺乏普通市民的支持，这场“爱国卫生运动”就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对蚊虫的治理。

另一名参与灭蚊的镇街工作人员小莫告诉水瓶纪元，他的生活被“消杀”和“清理”填满。早上六点半灭蚊，八点半清垃圾直到中午，午休两小时，再接着搬东西、清杂物垃圾。晚饭后，还得入户宣传、发灭蚊片、开党员大会，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多。

对基层公务员来说，灭蚊工作没有尽头，有时一场雨过后，清积水的工作就要重新开始。八九月的广东频有台风降水，于是清积水、降雨、再清积水、再降雨，周而复始。“下一场雨，就能把一周的工作成果都毁掉”，江门某社区工作人员林贵说。

正在清理植物和废弃杂物的江门市蓬江区社区工作人员。

（图_“网信江门”公众号）

除积水外，垃圾、落叶也要清理。林贵的领导告诉他们，一个瓶盖能孳生60只蚊子，一片树叶能生100只蚊子。因此，领导要求他们清理一切目之所及的垃圾，包揽原本属于环卫工人的工作。

但基层公务员认为，他们是在为市民“兜底”。“倒积水、清理垃圾这些，本应是村民去落实主体责任，但他们不做，只能由政府工作人员兜底”，崔宁说。

灭蚊的重复性工作消耗人力，也“烧钱”。崔宁说，一个灭蚊喷雾器要两千多，一个镇十几个村，光设备就要花费两三万元。其次还有药水、灭蚊片、驱蚊水等消耗品，以及消杀喷药的人力开支，再算上印刷横幅、宣传单等。崔宁粗略估算过，自基孔肯雅热爆发以来，她所在镇至少已为此花销20来万，而据“江门发布”，截至9月26日，全市已组建消杀队伍超1.4万人，配备喷雾器2.2万余台。

在江门市下属辖区开平市，工作人员正准备使用无人机喷洒药物进行消杀。（图_“网信江门”公众号）

而崔宁所在村镇发现病例后，灭蚊的财力成本在翻倍增长。挖掘机、推土机、吊机等机械成本，药剂和各类耗材成本，人员伙食和劳务费。短短几天里花出去的，粗算已近30万元。

高昂的灭蚊成本成为地方财政额外的负担。而与之相对的是，承担巨大工作量的基层公务员工资却在降低。崔宁说，她已连续工作近一个月，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但近两个月，区镇财政状况不佳，她和同事们的工资遭“腰斩”，每月工资只有不到5000元。

对蚊子“发起总攻”

在江门市政府的政务号文章里，可以窥见这场“防蚊战役”的严峻与急迫。

9月25日，超强台风”桦加沙“过后，“江门发布”号召江门市民对蚊子“发起总攻”，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集中灭蚊攻坚行动”，要求江门市民在室内点灭蚊片、倒积水，同时在室外开展消杀。9月26日，“总攻”要求，市民在当晚10点半到11点在楼道、阳台统一用灭蚊片消杀。

同日，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在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中称，要把加大灭蚊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的敌人是白伊蚊”，要不惜一切代价，用3-4天时间灭成蚊、杀虫卵。他要求，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镇（街）村（居）干部要迅速解放思想、因地制宜、放开手脚，“不管用什么办法，能灭杀毒蚊的就是好办法。”

9月26日，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在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中称，要不惜一切代价，用3-4天时间灭成蚊、杀虫卵。（图_“江门发布”公众号）

村、镇、社区是抗击“敌人”的最前线，也是承担消杀、灭蚊工作最多的单位。水瓶纪元了解到，近一个月以来，在江门的村落里，每天有专人背着灭蚊喷雾器沿街消杀，镇政府也要派人入户宣传、发灭蚊片、清积水垃圾。

崔宁告诉水瓶纪元，发起“总攻”后，“每天至少有一半人都要下到基层。”

崔宁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市领导给基层工作人员召开视频会议时提到，“希望人去包围蚊子”，随后话锋一转，“但现在我们被蚊子包围了”。

在会议中，崔宁觉得，防疫变成了一场”必须打赢”的战役，而蚊子就是敌人，不论是传播病毒的白伊蚊还是普通蚊子，通通都要消灭。

9月28日，耗费巨大人力、财力成本的防蚊运动在江门似乎取得了初步成效：江门市召开了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第二场发布会。称疫情快速上升势头已得到初步遏制，每日新增报告病例数从9月20日的574例降至9月27日的455例。

崔宁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这场耗费极大成本的防蚊运动付出与回报难成比例。在江门市第二场疫情防控发布会后，她感叹：“7天才降了100多例，代价太大了，这七天你无法想象江门人做到了什么程度，太累太累了。”

“战斗”迎来了曙光。10月5日至10月11日，江门市新增病例为1255例，与前一周2480例相比下降近一半。至10月14日，江门市新增病例为140例。虽然病例在持续下降，但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报告指出，江门疫情“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仍在较高水平”，并强调近周病例均为轻症、无重症和死亡。

尽管防蚊行动全方位、紧锣密鼓地推进着，但这套防御机制难以百分之百根除基孔肯雅热的传播。10月，崔宁所在村镇还是出现了病例。确诊者是一名老人，因发热、出皮疹症状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基孔肯雅热，随即被收进医院隔离。

出现病例时，广东各地将启用一套“限时作战节奏”，即发现疫点后，按 “1—3—3—5 ”天完成既定目标，以“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一天内完成风险区域划定并立即启动消杀、清积水等灭蚊处置措施；三天内完成对核心区的入户调查与处置，排查潜在病例，同时还要全覆盖成蚊灭杀；五天内要把蚊媒密度/布雷图指数(BI)降至安全水平以下（小于5）。

崔宁和同事们的压力再度升级。以病例居住地为中心，200米范围内划定为核心区，基层工作者被分为消杀组、入户组、环境整治组等多个工作组，每组各司其职，完成入户、灭蚊、清理垃圾杂物等工作。

其中，环境整治组人数最多，足足有百人，人员多由日结的临时工组成，负责在病例住址附近50米范围内清理植物、整治拆除无人居住的闲置房。

在江门市蓬江区里村社区的旧村片区，党员干部、志愿者与村民在一栋旧楼屋顶上清除杂物。（图_南方+）

每天，上百人在村中清理村民种植的菜地，为此村中时有矛盾争执。有人被划在“清理区”内，所种绿植被悉数拔光，因此觉得不公平，来找工作组理论，崔宁只好解释“这是工作要求”，并告知他们，如果想要赔偿可以去找村委会。但崔宁自己也清楚，后续赔偿极大可能不了了之。

崔宁说，附近出现病例时，50米之内住户种植的植物要被砍伐清除，但各区镇执行标准不一，有些地方会“自行加码”，实行“三光政策”：垃圾杂物清光、积水清光、绿植清光，一切可能孳生蚊虫的载体都要清理干净。

为了灭蚊，村内一些闲置老旧房屋也被人为拆除，吊车、钩机在乡道上作业，“为了不让蚊子在其中孽生”。一些无人居住的闲置房门窗处还加装了窗纱，防止蚊虫飞入或溢出。

在繁重、忙碌的防疫运动中，崔宁却觉得自己离“疾病”越来越远。身为最直接的政策执行者，她不清楚基孔肯雅热的传播风险、危重症率及治疗手段，“只知道哪个区出现了多少病例，至于病例的具体状况、有多少人有后遗症，不会有人通报，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病）到底严不严重。”崔宁说，“这是人和蚊的战争，而不是人和疾病的战争。”

表格里的“战果”

对基层工作者来说，下沉到村镇、社区，参与清理积水是灭蚊工作中的“硬指标”，也是必须要汇报的工作成果：每天两次，上下午各一次——这能反映基层公务员的灭蚊成效，是“关键统计数据”。

自III级响应启动以来，每天下午2点半，崔宁的下午值班就已开始好一阵了。她盯着屏幕上基孔肯雅热防治的汇报表格，在当日“清理积水数”一栏编出合适的数字。“先问一下其他镇报多少，然后自己镇的数在全市里面处于中等水平就行，别太多或太少。”崔宁说，下午3点前，这份数据要沿着镇—区—市的链条准时发送。

但实际上，每天清积水的行动在下午2点半才刚刚开工。

“只能靠编，不编根本报不了”，崔宁说。即使不是因为上报时间不合理，积水清理的“战斗成果”也是无法准确统计的。积水的区域太大——从路边水洼到村民家里的一只碗，难以计数。

自9月20日以来，崔宁和同事们没有休息过，她的工作时间从早上7点持续到凌晨，表格、汇总、上报，循环往复，连假期也无法休息。而编造数据是系统里一个公开的秘密，“你在统计时，其他人还在工作，领导也知道这个数据是编的。大家都在编。”

在行政系统里，表格也是“战场”，向上汇报的内容也在不断内卷。崔宁说，为“掌握每个村组的灭蚊进度”，市里曾要求村组绘制“作战图”：标出村中水渠、垃圾收运点、闲置房等可能的蚊虫孳生地，再按村落地势规划“最省时省力”的消杀线路。

崔宁觉得荒谬，“从村头进、村尾出，哪有什么线路？”但领导催促说“现在在打仗”，号召大家积极行动。图纸一张张上报，详尽者被点名表扬，其他镇村随即模仿，于是“作战图”不断内卷——从手绘到航拍，标注越来越密：连“坑洼”和空地上的“水桶位置”也被圈出。“什么航拍图能看到水桶？简直是‘无中生水桶’”，崔宁说。

当行政手段压过科学精神，公务员们与蚊子的“战斗”不断在纸面上取得胜利。

据“江门发布”，国庆假期期间，“无蚊景区”“无蚊校园”成为行政单位致力于打造的目标。据10月2日的一篇推文显示，江门部分古镇、景区严格执行“一日双消杀”，由景区环卫队和绿化队组建约50人的专业蚊虫消杀队对景区进行无死角消杀，全力打造“无蚊景区”。

江门市景区赤坎华侨古镇严格执行“一日双消杀”制度，有专业人员每天早上7点半和晚上10点对景区进行无死角的全域消杀。（图_开平市人民政府）

但崔宁对此存有怀疑，“无蚊景区”怎样落实？这种要求没有明确标准，且蚊子的数量也无法精确统计，“谁能保证没有蚊子呢？一些村镇山林很多，蚊子是不可能灭得尽的。”

而为达到“无蚊”目标，基层人员在实际操作中不得不篡改指标测量方法，甚至虚报数据，比如布雷图指数（BI）。这是一项用来测量蚊媒密度、衡量基孔肯雅热传播风险的指标。其测算要求是调查每100户住户中，发现有伊蚊幼虫/蛹的积水容器的数量。

疾控中心要求，在疫情分区监测中，一般要求疫情发生1–2天内完成一次“全覆盖调查与处置”，之后每2–3天再查，直至布雷图指数小于5。

但实操检测中，有的一线基层工作者并不区分蚊种，也不进行专业鉴定，只要肉眼观测到蚊虫幼卵活动即认定为阳性积水。每天上报数据时，不论实际多少，一律将布雷图指数修改为5以下。“现在是不管好蚊坏蚊都要杀，数据也往小了报，都是编的，没有科学测算”，崔宁说。

“灭蚊”成为政府头等大事，任何事情只要和灭蚊相关，就能迅速凝聚政府资源。崔宁说，为更好推进“灭蚊”工作，市里专门建了“疫情防控专项工单”：只要有人在12345投诉与灭蚊相关的问题，相关部门必须在24小时内办结。

于是，投诉内容变得五花八门——哪家住户把杂物堆在楼梯口，哪条巷子的水沟没清，哪条村没清杂草。很多诉求属于环境管理，本应由村或社区自行处理，但在“防蚊防疫”的名义下，这些工单直接压到基层政府身上。为了在时限内“结单”，基层人员要亲自上门清杂物、割杂草，“成为免费的劳动力”。“只要挂上‘灭蚊’的名义，都要无条件地完成”，崔宁说。

纪委督军

清理绿植行动开启后，崔宁办公室内也不许再摆放绿植，理由是防止“灯下黑”——外面抓得很细，系统内部却不自律。于是内外同标准，办公室的无论水培还是土培花草一起被清除，植物和泥被倒掉，只留下一个个空盆。

“灯下黑”这个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但崔宁猜测是从市里开始流行，按惯例，多半是上面的口径先定，下面才有了统一的做法与话术。

相较于居民，政府人员的灭蚊工作要时刻接受上级的监督，比如上级纪委会下沉抽查积水是否清理干净，以检验基层政府是否“防疫不力”或“阳奉阴违”。

在巡查中，纪委抽查程序一般固定：看到积水，拍照取证再下达整改清单，清单再返回基层，镇里的领导倍感压力，于是赶快通知下属重新清理。

“很难想象，纪委除了要抓贪官，还要管灭蚊子”，崔宁说。但总体而言，崔宁和同事们并没有被抓到“大问题”。她说，这套监督逻辑并不难懂：上级纪委归同级政府管理，若把下级“一棒子打死”，等于证明自己的灭蚊工作失职。于是形成一场可理解又难以描述的博弈关系：错要找，但不能致命，要证明基层在干，但又“干得不全面”，纠一些小错，双方都能交差。不只是纪委，崔宁感受到，所有部门都像齿轮一样啮合、运作，推动着灭蚊运动轰轰烈烈地前进。

“江门发布”10月3日的推文显示，自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以来，江门市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开展病媒生物防治专项监督执法行动，依据法律法规对落实防控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9月21日至10月2日期间，江门市共立案处罚197宗。其中，公共场所（含商铺、酒店、商场等）被处罚96宗，占比48.73%，成为最主要的违法主体。

2025年9月，江门市下属辖区开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了基孔肯雅热防控专项监督检查行动。图为专项执法检查组在督促商户倾倒积水。（图_开平广播电视台）

而公共场所被处罚的原因几乎都因为清理积水不力。据前述推文，在197宗处罚中，未落实防控措施（不配合清理积水等）达104宗，积水孳生蚊幼虫88宗，这两类问题合计占比高达97.5%。

崔宁说，一些公园、市场等公共场所因积水和卫生死角问题被责令关停整改，待验收合格后再重新开放。她对行政处罚的逻辑感到困惑，处罚并非无据可依，但同一套标准下，从前能正常营业的场所如今突然被处罚。她认为，是执法尺度随着上级命令的变化而收紧，“可能（因为）上级命令压下来，假如市长发话说执法力度不够大，只要他一句话，那所有执法部门都要动起来。”

“这次防蚊工作上级领导不满意、基层工作人员不满意、群众也不满意，没有人受益。”崔宁说。有时指令一层层下来，基层只能照做，没有任何讨论腾挪的空间。

她举例说，区、市、省督导组曾先后下沉至村镇检查灭蚊工作，但不同检查组的专家意见对消杀频率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专家主张“分时段、分场景、按不同灭蚊器类型匹配作业”，也有专家认为可“全天候补喷”。在标准不一的情况下，作为基层执行者，只能采取遵循所有上级指令的办法，“定时定点地喷，全天有空时也出去喷一喷，两边意见都要听，都要做。”

何以至此？

在崔宁看来，同为公共卫生事件，与此前防控新冠疫情相比，基孔肯雅热的防控难度更高，基层工作者所面临的压力更大，又或者说，用“新冠清零”的逻辑来防蚊灭蚊的办法行不通。

崔宁认为，新冠疫情的传播链条为“人传人”，若想达到“社会面清零”，只需控制人员流动就能保证病例不扩散外溢。但基孔肯雅热作为一种蚊媒病，若想控制病例增长，需要减少白纹伊蚊的密度，“但蚊子是控制不住的，你不知道哪个蚊子咬了人，再携带病毒到处飞。且蚊子的繁衍能力很强，不能像人一样被控制住。”

但对上级决策者来说，达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紧迫且必要。崔宁推测，“必要性”的原因是即将在粤召开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或许是想保持十五运会前一种稳定的氛围，在大型赛事前消灭聚集性疫情。”

据悉，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2025年11月9日至21日，由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合主办。而江门也属于十五运会赛区之一，将在蓬江区、台山市、恩平市等5个场馆举办8个比赛项目。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2025年11月9日至21日在粤港澳多城同步举行。（图_网络）

据“江门发布”，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在10月15日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要提前实现动态清零目标，确保十五运会的顺利举办。

然而，以基孔肯雅热疫情本身的传播性和重症率而言，如此规模的防疫是否有必要？又是否能达到政策所预期的效果？

据广东省疾控中心科普，基孔肯雅热临床症状表现为发热、皮疹、关节和肌肉疼痛；多数患者症状较轻，病程约1-2周后可自行恢复，致死率极低（通常低于0.1%），目前国内无重症或死亡病例。

有感染者在社交平台上自述自己感染的经历，主要症状以关节疼痛、发热和皮疹为主，但具体病况因人而异，有人自称关节疼痛到无法忍受，甚至无法下床，也有人仅肌肉酸痛，手指关节疼痛。此外，有部分病例自述存在如关节持续疼痛等后遗症，但具体比例不详，更常见的是在数日后即痊愈。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介绍，大多数患者能从感染中完全康复。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告诉水瓶纪元，基孔肯雅热并非严重的传染病，且病例多为轻症，公众及公共卫生部门无需对其感到恐慌。相较之下，可能引起病毒性出血热的登革热的危害还更严重。

如今的防疫举措在金冬雁看来是“浪费资源”。他指出，基孔肯雅热的传播为蚊媒，防疫的重点应该是针对携带病毒的白纹伊蚊进行消杀，例如效仿此前香港防治登革热的方法，在各地设置捕蚊网，检测白纹伊蚊数量，再有针对性地消杀。他也认为，防疫中的科研工作被长久地忽视了，“做得好的话是可以在蚊子里找病毒、做防疫的”，他补充，“但这么多年没有人做，所以这一点（现在）做不到了。”

在金冬雁看来，白纹伊蚊主要在农村、室外环境中生存。防治基孔肯雅热的重点在于这些场景，而非在居家环境中进行消杀。“等到冬天蚊子死掉了，这个病自然就都没有了。”

“现在采取的方法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灭蚊。”金冬雁称，这种“战争式”的消杀方式并不合理。“和（新冠）‘清零’是一个思路，会导致动物、人都生病。”

政府激进的灭蚊行动，同样可能损害居民和伴侣动物的健康。据《佛山新闻》报道，消杀主要使用含菊酯类成分的杀虫剂，但具体药剂名称并未公开统一说明。这引出新的风险点：菊酯类（包括拟除虫菊酯）通常被认为对哺乳动物相对安全，但对鱼类具有高度毒性；常用的拟除虫菊酯杀虫剂氯菊酯（permethrin）对猫尤其危险，原因是猫的肝脏缺乏足够的葡糖苷酸代谢能力，小型犬也可能受影响。在高浓度暴露下，人类同样可能出现不适，如恶心、呕吐、腹泻和头痛。

在广东多地，入户排查、喷药消杀、清理绿植的灭蚊行动仍在持续，流浪动物首当其冲受到影响。10月17日，一名深圳的宠物博主告诉水瓶纪元，深圳荔枝公园一只不到两个月的流浪猫疑似因灭蚊药中毒，出现全身抽搐、无法自行进食饮水等症状，被爱猫人士送医抢救。该博主称，公园每天早晚各喷一次药，灌木丛里的流浪猫可能因此接触了菊酯类药剂。他向12345热线投诉，得到的回复是“按疾控中心要求执行”。

该博主在社交媒体质疑：“大面积无差别喷洒（灭蚊药），公园到处弥漫有毒浓烟久久不散，消杀蚊虫难道可以毒死一切动物？”10月20日，该博主称，小猫因抢救无效去世。

疑似因灭蚊药中毒，抢救无效去世的小猫。

（图_社交媒体截图）

或许是因为过度防疫引发了争议和舆情，10月19日，崔宁接到了上级部门下发的《关于防止和纠正疫情防控负面行为的提醒函》（下称《提醒函》），《提醒函》称：“为着力纠正措施不当、过度防疫等问题，进一步推动全市疫情防控更加科学精准、更加规范有序，切实提高疫情防控工作质效，现提出防止和纠正疫情防控工作负面行为的工作要求。”并提出了22条“禁止行为”，包括“不得非法进入居民家中、车房等私人领域”、“不得非法处置他人财产，包括个人种养的绿植、盛水容器和其他物品”、“不得无权限或超越权限实施行政处罚行为”等。

尽管“激进”的灭蚊行动因此短时间内出现了转向，但崔宁觉得滑稽，“证明这22条之前都做过，才会有这些禁令。”崔宁留意到，系统内部并未通报或处罚此前的任何防疫不当行为。

一切“不当”和“过度”将在短时间内“改正”、抹去。崔宁推测，这场对防蚊战役或许将在11月前彻底画上句号。一是随着天气转冷，蚊虫存活率降低；二是在十五运会召开后，官方对疫情防控的指令会慢慢松懈、淡化，直至消失。

防蚊的爱国卫生运动总会圆满收官。崔宁说，所有人力、财力的付出，最终都会凝结成宣传话语中“胜利”的字眼。

10月25日，一个多月紧迫的防蚊战争后，江门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第四场新闻发布会，宣布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江门发布”称，每日新增病例连续5天在50例以下，蚊媒密度达标率连续15天在99%以上，“江门已成功实现疫情低水平散发的阶段性目标。”而崔宁的工作还在继续，“这周依然没有休息，还是天天在搞爱国卫生运动。”

（孙兰、刘薇、李林、崔宁、小莫、林贵均为化名。撰稿人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