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3日12时，童增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9岁。

生前他有很多标签，包括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原副研究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原理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而其中最让人熟知的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二十五年前的1990年，童增撰写《从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首次从法律角度提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索赔的权利。以此为标志，中国民间受害者就二战期间日本罪行提出索赔的法律行动，拉开帷幕。

据不完全统计，这项跨越几十年岁月的法律行动激发了世界各国数万名参与者，其中包括被日本强征的劳工、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细菌战与毒气弹受害者等战争直接受害者，也涵盖了以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为代表的300余名日本法律界人士、历史学者与市民团体成员。

在童增推动的众多索赔案件中，1995年秋田花冈的中国劳工诉日本鹿岛建设案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是中国民间受害者首次在日本法院提起的劳工索赔诉讼；而2009年达成和解的西松建设安野发电站劳工案中，日本企业首次通过法庭程序向中国受害劳工支付补偿金。

2016年，中国劳工与三菱材料正式和解——这场和解成为日本企业首次在战后向中国受害劳工集体谢罪并进行赔偿的历史性事件，更是被视作中国民间维护历史正义的标志性索赔案例。

战争受难者的苦难以及历史正义如同巨石般沉重，从投身这项事业到告别这个世界，童增始终未能等到一次彻底胜诉的判决，但他无惧疲惫，一次次欣然托举。他曾说，这场诉讼的意义超越了赔偿本身，是“要让世界上更多国家的人们了解这段被刻意淡化的血腥历史”。在他看来，留在各国法庭的证据与判例，正是钉入历史记忆的永恒楔子。

向侵害者索赔，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民间抗争，把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拽在水面之上，成为舆论焦点。日本共同社曾在一篇深度报道中评价，童增推动的民间索赔是“撼动日中关系的战后最大规模民众运动”。

在悼念亡者其时，凤凰网重新回顾童增推动索赔的转折性历史时刻。

1956年，童增出生于重庆。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考上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时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4年后，他又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1990年4月，童增在北京某高校当老师。一天，他在《报刊文摘》上读到一则不到300字的消息——《欧洲重提战争赔款》。受这篇文章启发，他写下《从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后来修改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被称为“万言书”。

在这份万言书中，童增从法律角度提出，虽然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索赔，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他首次将“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区分开来，认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能够而且应该向日本政府和助纣为虐的日本企业索要战争损害赔偿。

带着“万言书”，他多方奔走。1992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

1994年7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首次到中国，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被其中记录的二战历史震惊。回到北京后，经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澈介绍，小野寺利孝拜访了童增，提出愿意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

两个月后，童增、李定国（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中另一位重要的早期推动者）与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师，正式确定了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的类别和原告。随后，日本各地爆发支援潮，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团队而逐渐壮大，后来最多增加到300多名律师，其中仅北海道就有律师70名。日本一些市民团体也对此予以道义上的支持，有多达十数万名日本人签名，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

中国各界人士也受到鼓舞，从律师到媒体人，再到普通市民，无数人投身其中，参与到对日民间索赔的诉讼里，支持一批又一批中国受害者奔赴日本各地，起诉政府和加害企业。

1995年，中国花冈劳工诉日本鹿岛株式会社案成为第一起在日本打的民间索赔官司。是年 6月起，东京地方法院在2个月内还陆续收到了“山西慰安妇诉讼”和731、南京事件、无差别轰炸受害者诉讼的起诉书。随后，“刘连仁劳工诉讼”、“平顶山屠杀幸存者诉讼”等案也分别被提起诉讼。到2004年底，中国大陆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起诉的索赔诉讼共有25件。

在对战争期间的罪行进行法律索赔的同时，战争的遗毒还在以“正在进行时”的状态持续浮现。

2004年5月底，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头站村村民董立彦在自家院内挖地基时，挖出了52枚内有流动液体的日军遗弃炮弹。而事实上，2003年8月4日，该市就发生日军遗弃毒气弹导致中国人中毒事件，共造成1人死亡、43人受伤。

2007年1月，事件的48名受害者及家属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约14.3亿日元。2010年5月24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承认了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及对中国受害者造成伤害的事实，但以"难以认定日本政府负有法律责任"为由，驳回了受害者的赔偿诉求。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个人没有索赔权为由,驳回中国“慰安妇”、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受害劳工案等共5起诉讼请求。实际上，自1995年中国第一起民间索赔官司在日本起诉，据不完全统计，数十个官司在日本无一胜诉。

在日本法院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的法律大门基本关闭，针对日本政府、相关企业的一系列战后索赔案事实上已告终结。中国二战受害者今后将很难通过司法渠道向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寻求道歉和赔偿。

眼见重重大门紧闭，童增开始尝试开辟新道路。

一方面，他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开始推动与美国律师合作，计划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利用美国相关法律，追究日本相关企业的历史责任，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和司法压力，迫使日本企业回到谈判桌。另一方面，童增和支持索赔的律师们转变思路，开始引导和支持受害者在中国国内的法院对日本相关企业（如三菱材料公司）提起诉讼。

2013年，“中国二战被掳往日本三菱受害劳工代表团”在童增协助下成立。五个三菱劳工受害者团体联合起来，统一向三菱公司提出谢罪和赔偿的要求。

1991年至1992年间，童增在家里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者来信超过一万封，其中就有西松建设劳工受害者及其亲属。

二战期间，日本西松建设的前身西松组强征360名中国劳工至广岛安野发电站从事强制劳动，期间29名劳工死亡。经过多次审判逆转，2009年，双方在广岛高等法院斡旋下达成法庭和解。西松建设承认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向每位受害劳工支付250万日元抚恤金，并同意建立追悼纪念碑。

虽然和解是在司法败诉的背景下达成的，但西松案是日本企业首次通过法庭向中国受害劳工提供补偿，同时，日本法官明确指出，强掳劳工是“反人道行为”，以时效为由拒赔是“极端违背正义”的。这被视为一次重大的司法胜利。

西松建设案日方律师团的团长田代博之在2009年案件和解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西松案）这些中国原告，正是通过童增的著作和组织，才了解到自己拥有个人索赔的权利，并最终团结起来提起诉讼。”

如果说西松案还是妥协的结果，三菱材料公司的“谢罪”则堪称里程碑式的胜利。

二战期间，三菱矿业强掳超过3000名中国劳工至日本劳动，造成700余人死亡。1990年代末，幸存劳工及遗属在日本多地法院对三菱材料公司提起诉讼。虽然日本法院承认强掳事实，但均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驳回诉求。

法律途径受挫后，索赔策略发生重大转变。受害者组织开始在中国境内法院对三菱材料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提起诉讼。这一举措直接威胁到三菱公司在华商业利益，使其面临实际的法律与经营风险。与此同时，2014年上海海事法院在另一起案件中裁定扣押日本三井物产船舶的先例，给同类日本企业带来在华资产可能面临被强制执行的压力。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十余年的法律博弈，三菱材料公司的立场逐渐转变。

在诉讼的浪潮里，2006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成立，由童增担任会长。该组织成为协调和推动对日索赔的核心民间组织。作为联合会会长，童增直接参与了三菱案全程。在2015年至2016年间，童增作为中方核心代表，与三菱材料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多轮谈判。2016年6月1日，双方在北京达成正式和解。在和解协议书里，三菱材料公司明确使用"谢罪"一词承认历史责任，承认中国劳工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日本国政府内阁《关于向日本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约39000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敝公司前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包括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子公司的承包公司）接受其中一部分3765名中国劳工到其作业场所，强迫其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中，多达722名中国劳工身亡。”

根据和解协议书，三菱公司将以基金方式向每名受害者支付10万元，支付对象共计3765人。这是日本企业战后补偿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日本企业首次主动向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赔偿要求的中国受害者提出道歉，并提供全面的经济补偿。

在刚刚踏上人生这条路的时候，曾有人对童增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有年龄优势。”坎坎坷坷走了许多年，他后知后觉明白，年轻的幸运在于他还有时间去对抗和争取，而那些曾经一个接一个找到他的战争的亲历者们，已经一个接一个地离去。

现在，他也离开了。

这30多年的时间里，他在沉重的故事里被折磨过，在伟大的事业里热血沸腾过，为从未等到的彻底的胜利遗憾过，也一定为让侵害者把“谢罪”写到纸面上而骄傲过。

“对日民间索赔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让许多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在教科书上不曾了解到的历史。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载入历史。这便是对日民间索赔的又一个重要意义之所在。”他在201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作者 徐之屿 ｜ 编辑 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