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最后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总统赫尔佐格递交了一份111页的赦免申请。更引人注目的是，内塔尼亚胡一周后明确拒绝以退出政坛作为特赦前提。这一举动将一场本应属于司法范畴的个案，迅速转化为关乎国家制度根基的政治危机。

内塔尼亚胡提交的这份赦免申请试图在受贿、欺诈与背信三项刑事指控尚未定罪的情况下，通过总统特赦中断司法程序。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未有现任总理在任期间接受如此高密度、长周期的刑事审判。法院要求他每周三次出庭接受交叉质询，总理的日程被司法程序牢牢占据，任何重大决策都笼罩着司法阴影。内塔尼亚胡将自身困境包装为“国家危机”，声称审判将削弱以色列在战后谈判中的稳定领导力。这种叙事在政治上精巧，却在制度上极其危险，因为它将个人权力生存与国家利益捆绑，将司法正常程序塑造为“政治迫害”。

当地的一项民调显示，54％的以色列民众反对这项特赦。内塔尼亚胡提交赦免申请当天，就有近2000人走上街头抗议。在一个长期处于战争阴影和安全压力中的国家，民众仍愿意坚守法律底线还是体现了以色列的制度韧性。如今，问题的核心是，以色列能否在强人政治的惯性与法治底线间找到平衡点。

从法律角度看，内塔尼亚胡的特赦申请存在程序争议。图/视觉中国

赫尔佐格明确拒绝

从法律角度看，内塔尼亚胡的特赦申请存在明显的程序争议。《以色列基本法》规定，总统的赦免权原则上适用于“已定罪之人”，而非尚未判决的现任领导人。如果总统赫尔佐格接受这一申请，以色列将首次允许“未定罪赦免”，并且发生在民主制度最核心的制衡节点上。这不是纯粹的程序问题，而是两项制度底线的直接碰撞：总统能否在宪法模糊地带扩张权力？司法系统能否独立抵抗政治压力？

以色列历史上确有特赦先例。在1984年“300路公交车事件”发生两年后，时任总统哈伊姆·赫尔佐格（现任总统之父）赦免了涉案的辛贝特官员，但那是在被告认罪、配合调查的前提下进行的。本次案例本质不同：内塔尼亚胡拒绝认罪，拒绝悔改，也拒绝退出政坛，要求的是一份“无条件豁免”，这在以色列司法史上没有先例。更重要的是，1986年的赦免发生在安全机构内部的灰色地带，而本次赦免涉及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任期间的贪腐指控。两者的制度意义完全不同。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公开声援内塔尼亚胡，指称司法诉讼是政治迫害，甚至暗示赫尔佐格“应以国家利益为重”批准赦免。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早已超越普通盟友，双方共同推动了“亚伯拉罕协议”，塑造了中东的“反伊朗共同体”，也在国内政治中面临相似的司法困境。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具有多重意涵，既是情感上的盟友支持，也是为自身可能面临的未来司法风险试探国际舆论，甚至是在为“元首赦免”这一政治工具寻求国际先例。

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赦免申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部施压，赫尔佐格已在“民主制度完整”与“政治稳定”的两难中做出关键抉择，明确将宪法权威置于短期政治考量之上。在12月6日接受美国《政治报》采访时，赫尔佐格虽礼貌回应，但坚定拒绝特朗普替内塔尼亚胡求情，强调“以色列是主权国家，其法律体系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赫尔佐格的表态明确否定了“未定罪赦免”的可能性，捍卫了总统赦免权的宪法边界，拒绝让其沦为政治交易工具。尽管执政联盟内极右翼势力以联盟稳定为筹码施压，赫尔佐格仍坚持赦免程序必须基于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以色列人民的整体利益进行评估，而非外部压力或政治妥协。他的决定表明，总统办公室的核心职责在于守护制度中立性，即便可能引发政治波动。

这一事件也揭示了盟友关系的复杂性。即便是美以这样的传统盟友，当一方试图干涉另一方的司法独立时，也会触发主权敏感神经。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如果领导人可以通过国际网络规避本国司法审查，国内政治的制衡机制将面临根本性瓦解。以色列对特朗普干涉的拒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抵御外部干涉设立一道良性的防线。

而在以色列国内，赫尔佐格的明确回应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因为它触及国家安全文化中的核心信条，即面对外部压力时保持制度独立性。从现实情况看，特朗普的介入不仅没有帮到内塔尼亚胡，反而激化了以色列社会内部对外部干预的反感情绪。

但另一方面，虽然赫尔佐格态度坚定，以色列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却在政治压力下正经历严峻考验，且拖延空间已大幅缩减。随着加沙停火协议的达成以及可能到来的战事告一段落，内塔尼亚胡此前赖以推迟审判的“战时状态”理由不再成立，法院强制要求的每周三次出庭安排即将被严格执行。内塔尼亚胡虽试图以“政治迫害”来对抗司法程序，并明确拒绝以退出政坛换取赦免，但审判进程似乎已难以阻挡。

内塔尼亚胡“依赖症”

在三十余年的政坛生涯里，内塔尼亚胡以战略敏锐、政治韧性和擅长危机叙事著称。然而，正是这种长期的权力集中，使得以色列政坛对他的依赖程度远超正常水平。内塔尼亚胡的退出可能造成利库德集团重新洗牌，也可能导致极右翼势力的政治膨胀。

执政联盟内部的紧张态势早已显现。极右翼领袖本-格维尔明确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因司法压力被迫妥协，他们将退出联盟引发政治崩盘。反对派领袖拉皮德则提出三项条件，即内塔尼亚胡认罪、悔改、退出政坛，否则不支持任何赦免。这种有条件支持几乎等同于拒绝。

内塔尼亚胡本人则拒绝妥协，坚持认为审判是“政治迫害”，国家需要他继续领导。这种坚持并非简单的个人意志，而是权力结构对“强人”长期依赖的结果。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面对大量安全威胁，政治文化在“安全焦虑”下产生强烈的集中化倾向，使民众往往将政治领导人与生存保障绑定在一起。但这也是以色列的风险所在：当内塔尼亚胡因司法问题陷入政治危机时，整个国家必须重建对制度本身的信任，而不是继续押注于他个人。

以色列军方的表态颇具象征意义。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公开强调军队应保持政治中立，避免介入司法争议。在一个军队高度政治化的地区，以色列国防军的中立立场显示出制度理性的存在。这种表态实际上是在为“后内塔尼亚胡时代”预留空间：无论最终谁执政，军事体系都不会成为政治危机的放大器。

如何在震荡中重建共识？

这场特赦风波将本已脆弱的以色列经济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战争已让以色列付出沉重代价，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暴跌至1％，财政赤字率飙升至9％，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突破70％。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在2024年集体下调以色列主权信用评级，全部给予负面展望。这种情况下，大规模政治危机一旦爆发，等于在经济伤口上撒盐。以色列经济高度依赖外资和政治稳定，如果内塔尼亚胡特赦案引发长期政治动荡，投资者可能用脚投票，而这对一个外向型经济体而言，可能是致命打击。

社会撕裂同样在加剧。抗议者高举“法律面前无特权”的口号，支持者则认为“战时领导人应免于分心”。这种价值观对立具有代际特征。年轻人倾向法治优先，老一代更重视国家安全，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内部对“国家认同”的不同理解。某种意义上，这场风波已超越法律案件，成为社会结构的横截面扫描：法治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个人领导力与制度韧性哪个更重要？国家如何在危机中重建内部共识？

内塔尼亚胡作为中东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其政治技巧毋庸置疑，但以色列未来的稳定必须建立在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上。表面上看，这场特赦风波凸显出制度矛盾，但真正的考验是以色列能否在动荡不安的地区环境和“内塔尼亚胡独大”的政治惯性中，转向制度化与法治化的治理路径。在这一意义上，这场危机既是以色列的危险时刻，也是以色列的校准契机。

作者：朱兆一 编辑：徐方清 运营编辑：马晓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