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文科教育应“去知识化”

2025年底，DeepSeek发布即将满一周年。当我们回看这一年内发生的一切，会突然意识到，今天的人们已如此习惯于AI的使用，用AI阅读文章、梳理要点、写作与检索信息……

对于那些整日浸泡在“文科无用论”话语中的文科学生和家长而言，当读写的基本能力也能被AI轻松替代，围绕“文科危机”的焦虑开始更快地累积。

然而，就业的表象之下，这场危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已有的公开讨论中，哪些属于理性的批评，哪些是错误的认知？AI时代的到来，真的加剧了“文科危机”吗？

针对以上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程乐松近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图/IC

为什么没有人说理科无用？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多所大学缩减文科招生与专业课程，“文科无用”“文科都是服务业”等论调甚嚣尘上，我们该如何理性认知今天的文科危机？

程乐松：人们在谈论所谓“文科危机”时，其实相当泛化和模糊。首先要清楚，我们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讲这种“危机”，实际上，“危机”应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次。前者是学科感知，指向文科自身的发展困境，后者是就业维度上的社会感知，人们经常把二者混为一谈。在“文科无用论”的公共话语场域中，学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很简单：文科生毕业后究竟能不能找到好工作。这里的“危机”和“无用”背后，有一个过于抽象和粗略的对文科的“均质化叙事”：文科生的教育投资成本和其获得的择业空间与薪资并不匹配。

然而，这种“叙事”是非常短视的。如果只在大学择业层面讨论“无用”，同时过度追捧那些短期热门的专业，就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从大学生18岁迈入校门算起，其真正的职业生命高点通常出现在20多年以后，谁又能精准预测20多年后的职业环境与产业结构？

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互联网上谈论“文科无用”最多的，恰恰是文科生。当前的就业环境下，这些学生由于在职业生涯初期就遭遇了社会负面反馈与很大挫折。如果换个角度，去看看那些写代码出身的理科生，在AI时代，这些人如果在40岁左右还无法进入管理岗，很可能遭遇比文科生大学择业残酷得多的淘汰与总体生活危机，今天为什么没有人说理科无用？

在任何一个学科和行业，我们都要面对竞争，但无论文理，只要能在某个特定领域“卷”到头部或天花板，总能获得很好的薪资回报与社会地位。“文科无用论”所反映出的就业焦虑，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塑造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我们不用实用主义式的“有用”“无用”二分法去评价文科，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重新评估与寻找文科的当代价值？很多人担忧，随着AI在知识生产能力上的不断强大，人文社科学者的工作终有一天将被彻底取代，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程乐松：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更核心的功能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培养能力。人类有三种最重要的基础能力：第一种是对技巧性或程序性知识的掌握能力；第二种是理解力；第三种是感知力，也就是基于感知的情绪控制力。

感知力常被我们日常所忽视，但对生活及社会秩序的构建至关重要。现代社会追求效率至上，绝大多数人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公共产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习惯性压抑感性的一面，以免破坏自己的交换价值、影响效率。人在这个过程中成了一个典型的“职业标准件”，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自嘲的“牛马工具人”。

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纠结的牛马”，在被迫防卫感性自我的同时，不可能完全摆脱情感需求。这样的长期压抑，很可能使个体最终陷入总体性崩溃，产生难以排解的职业倦怠感，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创造力缺失和大规模无意义的低效“内卷”。而文科的价值就在于教人如何自如地掌控，而非被动防卫自己的感性能力。感知力的培养，可以帮助个体对自己的情绪形成清晰的感知。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反而更加需要文科。AI带来的冲击主要针对第一种能力，那些重复性、技巧性与程序性的工作可能被有效且全面地取代。但AI永远不可能取代人类的理解力与感知力，文科培养的正是后两种能力。简言之，基于人性理解和自我感知的意义上，文科教育提示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整全的人。如果你接受过很好的文科教育，应拥有反思的自觉与宏阔的心量，并以一种包纳的眼光看待世界。

我始终认为，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中，人是最大的变量。人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是欲望和缺乏感。AI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共鸣与交流，而以目前的技术轨迹来看，AI仍然只能传达信息。至于当通用人工智能（AGI）真正到来时，如果有一天，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所有感知、理解、表述和诠释全都是由AI创造的，人类是否会完全被AI统治，或成为一种“虚拟个体”，今天的我们很难做出预测。这里最严重的后果是，我们没有亲身投入日常生活。

程乐松（资料图片）

“标准答案在哪儿？”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说，AI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的理解力与感知力，但今天文科教育的症结，正在于仍停留在传统的知识传递层面，而非核心能力的培养。在人工智能时代，文科教育面临的核心困境是什么？

程乐松：AI时代的文科教育应“去知识化”，更多聚焦于方法和问题。目前来看，传统课堂上的刚性知识受AI的冲击最明显，以客观知识传递为主的理工科首当其冲。在人文社科领域，虽然也有朝代更迭顺序这类需要记忆的客观知识，但文科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生命体验这类主观性“知识”之上。

例如，我讲中国哲学，要教给学生的不是先秦儒家、道家与法家典籍里的史料内容，而是怎么看待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人生精神、古人如何理解自然，在不同的时代，古代哲学家的生命经验如何与所在世界发生互动，这才是中国哲学真正要探讨的问题。这些“知识”是无法被客观化的。ChatGPT出现后，有消极的观点认为，以后不再需要大学老师了，我认为，恰恰相反，未来需要更多好的大学老师，这些老师在课堂上只做一件事——“思想给你看”。

因此，AI时代的文科教育在大方向上要往两端走：一方面，本科阶段的培养要强化通识性；另一方面，硕博阶段的培养应更专业化，通过细节挖掘积累主观反思，保证知识的深度和个体性。

《中国新闻周刊》：我国在大学里提倡通识教育已经很多年，文科教育的通识化该如何与“方法和问题”结合起来？

程乐松：我们的通识教育仍然是在传递知识。而且，在一个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体制中，专业知识的壁垒很高，根本没法真正打通。现在各大高校的跨学科项目很火，但其实只是把不同课程拼在一起，假装是新方向。真正的跨学科教育，不是课程的叠加，而是方法的互通。

好的通识教育，要传授的是可以让所有学生“拾级而上”的视角、问题和方法，其中，最核心的是掌握方法。以人文学科为例，学生入校就应掌握“读书法”。比如，我们怎么读中国古代史书？第一步是看版本，从史料文献学入手；第二步是建立时空环境，确定纪年和地理；第三步是在构建好的“坐标系”里让人物各归其位，列出核心人物的世系年谱。这样几步下来，你阅读的历史就是活的。

在大学第一年，我建议，人文社科的各学科都要开设这样的方法论课程，传授“读书法”和问题框架，每个学生至少要选修两门。此外，文科生最好至少选修一门理科课程，培养数理思维。最理想的本科通识教育模式是完全学分制，学生不分专业，毕业时根据自主选课的学分构成决定所授予的学位。

然而，以“方法”为核心的文科通识教育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一路从应试教育系统中拼杀上来的大学生自身。特别是他们高中阶段的“刷题”经历，体系化地摧毁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大学课堂上，当我和这些学生传授方法论时，他们会问：标准答案在哪儿？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大学生越来越依赖使用AI工具进行阅读与写作，长此以往，这代年轻人的深度阅读、自主思考能力乃至思想能力是否会发生严重退化？

程乐松：老师可以把“读书法”教给学生，但学生自己得去实践。毫无疑问，对AI的过度使用会让很多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用AI整理资料、写论文看似便利，却使个体缺失了整个阅读过程的经验，经验是无法替代的。AI时代的年轻人必须意识到，文科的核心价值就来自亲身经验的阅读、思考和感受，一旦把这个也丢弃了，个体最终只能获得一些刚性知识，成为“三手学者”。

例如，一个学生如果没有亲自读过《纯粹理性批判》原著，只看 AI 整理的框架要点，那么他永远不会理解康德的思考方式，因为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是蕴藏在他的写作逻辑当中的。长期如此，个体就会被AI构建的信息茧房困住，周围是高高的认知壁垒，沦为AI喂养的“井底之蛙”。

“文理之间的界限会大大减弱”

《中国新闻周刊》：今天我们谈到所谓“知识”，默认的概念是“学科知识”，而生命经验不分学科，特别是在人文领域，文史哲之间是内在相通的。这一背景下，应如何重构以能力为核心的文科教育体系？

程乐松：理解文科教育今天的困境，首先要把它放到中国高等教育演变的长时间轴去看。自中国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本科教育采取高度专业化的分科教育模式，甚至有明确的职业化取向。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文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教育必需品”。此时，传统的分科模式已难以跟上时代的发展，本科阶段应逐渐过渡为一种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

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家长宣扬“文科无用论”时，背后可以看到精英教育时代的残影。当焦点全部指向文科，人们对高等教育体制的反思则被彻底遮蔽。更进一步说，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处于一个从普及到再分化的阶段。我认为，未来的少数头部学校一定会再度回归精英教育，这些学校的教学方式可能就是“老师找你聊天”，这个过程中告诉你怎么读书、怎么做研究，以培养学生的思考力、理解力、感知力与适应力。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科模式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与整个现代学术工业体系的建立密切相关。现代自然科学自19世纪末诞生以来，科学和人文两个体系就持续分化。但今天，AI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生产机制，未来，传统意义上的文理科界限会消失吗？

程乐松：首先，AI将重塑我们对“知识”的定义。未来的“知识”可能分成两类：一种是 “信息”类，AI可以参与大部分知识生产，越接近“信息”的部分，越容易技术化与自动化；另一种是“理解”类，越接近“理解”的部分越个体化，我们要通过理解他人来塑造自我。

这样的分类下，我们再考虑知识生产机制如何重构。设想一下，未来，当技术性知识生产被AI大规模替代后，更关键的“生产”，应该是人类对AI提出和表达的需求，然后由AI执行，也就是说，最终考验的还是人类的理解力。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技术的快速迭代，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是不断重组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分工模式，社会最需要的，是那些更容易理解与连接他人的人。更进一步说，未来社会“竞争”中的胜出者，必须能提出有效需求，并且主导表达和理解。而人类对彼此的理解源自个体独特的生命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在人工智能时代，我认为，自然科学也会向人文科学靠拢，终有一天，文理之间的界限会大大减弱，甚至学科可能也不复存在。

北京大学图书馆内学习的学生 图/视觉中国

“一群人活给另外一群人看”

《中国新闻周刊》：从内部来看，文科自身的发展长期存在困境，其中一个核心症结，是文科学术评价体系难逃理工科式的量化指标管理，对此，你有何建议？

程乐松：你提到的这点是文科内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现在，国内的高等教育正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指标式内卷”，当学术从自由而无用的探索变成一个量化的工业体系时，实际上是在扼杀基于人类生活经验的总体创造力，尤其对文科的伤害是巨大的。

今天的中国大学里普遍存在一种“理科帝国主义”，在这样一套以排名、经费、项目、论文等指标为核心的学术工业体系中，我们可以从四个层次去理解文科的边缘化：一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学术资源边缘化；二是学科体感上的自我边缘化；三是社会公共评价意义上的边缘化，公众普遍怀疑文科学者的学术能力；四是外部压力下，文科学术共同体产生了内部倾轧，二级学科之间互相争夺资源。这些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

这几年，青年文科学者面临的考核压力越来越大，要发论文、出专著，还得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了完成“非升即走”的指标，很多青年学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研究兴趣，去选那些好发论文的选题，跟着大佬的主流观点走。这导致青年学者产生了强烈的倦怠感，甚至放弃学术理想，陷入自我放逐的不甘和自我和解的犹疑。长期来看，更严重的后果是损伤文科研究整体的活力和创造力，研究越来越浮躁，难以出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正有影响力的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有批评指出，文科研究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与精细化，研究内容缺乏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切与回应，文科不再具有阐释世界的能力。今天，我们如何让文科重新“进入现实”？

程乐松：当文科学者被工业化驯服之后，就会逐渐沉湎于自娱自乐，使得绝大部分本来具有很强公共责任的学问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学者被锁进了“专业化”的笼子，是导致文科研究与社会脱节的核心原因。我一直认为，做学问要有出入其间的能力，既有专精，又有宏阔。作为哲学学者，研究的同时，应把自己的思考、观察、生命经验以及对时代的理解，有条理地传递给大众。

哲学是思想的质检员、生活的病理学，以及人类精神上的摆渡者。哲学家负责告诉大家，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灵究竟如何面对生命，这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

我建议，文科学者在职业生涯的前期应深耕专业，保证研究的深度和厚度，到了中后期，可以主动寻找自身学问的公共化。这种公开化，本质上是个体精神过程的公共化。例如，我在阅读历史学家罗新写作的《漫长的余生》时，最直接的感触来自他在书中传达的历史态度，他在提示我们去关注被大写的历史所忽略的具体而微的生命过程，那些潜藏在暗处的普通人，这是一种比知识深刻得多的人文关怀。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未来的文科会是怎样的形态？

程乐松：很简单，就是一群人活给另外一群人看。

发于2025.12.22总第121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程乐松：AI时代的文科教育应“去知识化”

记者：霍思伊（huosiyi@chinanews.com.cn） 实习生：林奇欣 编辑：杜玮 运营编辑：马晓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