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不在密室中发生，而在对话和众人之间生成。

浏览社交媒体，你会经常看到以下观点：

访问限制是必须的。因为它让国内很多公司，比如字节跳动成长起来，且如果没有这东西，公知会更加猖狂；

通过举报让讨厌的人或作品“消失”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一种被制度承认的、低风险却高效率的自我保护手段；

资本剥夺年轻人；

《一九八四》不是用于揭露和警示极权的机制，而是应对混乱世界的工具——不确定的环境里，被约束反而更安全；

被公知蒙蔽了——为什么总要审视政府？被公知被骗了——美国不值得“仰视”。

...

发表这些观点的主要是年轻人，不少是00后。这些是结果，是站队。可这些观点是怎么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的政治立场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

最近出版的新书《富足一代：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关注的就是这个主题。作者杨樱和伊险峰访谈了约三十个1995到2005年之间出生的人，他们生活富足，在高速发展、基础设施扩张、默认向上的环境里长大，与父辈对“世界”的基本感受已然不同。老一辈常痛心疾首“年轻人到底怎么了”，却很少有人追问，这些看似极端的观点，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中长出来的。

我们邀请到杨樱、伊险峰，也请来两位“富足一代”：一凡，生于2002年、arry，生于1999年。两代人坐在同一个“广场”里，不急着互相“定罪”，试着让每一种立场都其来有自。年轻人的政治立场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接下来，我们试图回溯，看到他们——也是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的。

《一九八四》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与杨樱和伊险峰交谈过的年轻人，几乎都看过《一九八四》，有的人看完之后丝毫不影响他对威权部门的好感，一门心思地相信只有他们提供的才是最真实的信息。

一位受访者说，真正向往自由的文字只有在《一九八四》所塑造的环境中才会展现出来。他用高三举例。高三的补习班，学生们的手机被没收了，墙面都是整面的大玻璃，方便老师观察学生。虽然每天都过得很压抑，但是他认为：“它是很重要的一年，真正被约束的一年，也是真正下定决心努力的一年。我在那的状态特别好，所以我想有时候，高压的管理反而有利于一个人，自由状态反而不行。一个人需要严格的管理。”

他说：“人们想得到他们得不到的那些东西。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触摸到自由的概念，因为自由是个很无限的概念。只有当压抑的枷锁套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离自由最远的时候，才有对自由最真实的体验。”

2002年出生的一凡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了《一九八四》，这本书算得上他的启蒙。但这种启蒙很脆弱。一凡的大学同学们，很多都格外怀念自己的高三生活：被子颜色统一，牙刷摆放的朝向一致，“在这个空间里人有明确的目标，你知道这种外在约束是有规律的。”

一些同学甚至会“逆练”《一九八四》，把书中原本用于“揭露与警告”的机制，反向当成一种“可操作的治理与控制方法论”，他们不觉得书中塑造的是一个恐怖的世界，反而会觉得这是某种可能社会的样本。

也有的同学会把《一九八四》本身当作“意识形态文本”来重新审视。他们认为，乔治·奥威尔身处冷战前夜的英国左翼语境，对苏联体制、极权政治有明确的立场与情绪。《一九八四》塑造的“极权世界”高度抽象、去历史化，把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压缩成一种单一的“邪恶模型”，天然服务于自由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叙事。

伊险峰觉得，年轻人对高三、对青春会不断叠加滤镜，更像是某种“青春的仪式感”。对自己生命里最旺盛时期的怀念，是不是人的本能？杨樱认为，很多年轻人怀念高三，怀念的其实不是“被压迫”，而是一套有效的行动方法论。高三把时间、目标、路径切割得极其清晰：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错在哪里、怎么补救，全都被外部结构替你安排好。人在其中不必反复自问，只需要向前推进。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种罕见的“能量不被浪费”的状态。

一旦进入大学或更自由的环境，这套外部结构消失，不再有规定好的路径，人也会陷入迷失。于是高三被回忆为一种秩序感极强、反馈明确、意义稳定的世界。

相比自由，秩序更能带给一些年轻人安全感。《一九八四》构建的，恰恰也是这样一个世界：方向由外部给定，规则绝对明确，个体无需在不确定中自我建构。对经历过高三的人来说，那种“被安排好”的体验，和小说里的秩序在感受层面是相通的。他们或许不是渴望极权，而是渴望一种不必独自承担方向焦虑的结构。

在访谈时，杨樱发现，很多受访者并没有把《一九八四》这本书与国家政体层面联系起来，他们更多地想到自己具体的生活体验——比如牙刷朝着一个方向摆。

举报

年轻人对举报的态度也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是举报文化的受害者，自己喜欢的东西经常被举报下架；另一方面，一些人习惯把举报当作“武器”，用它“消灭”讨厌的人。

举报在饭圈很常见。一个韩国偶像，服兵役入伍，粉丝送了他鞋垫。其他粉丝认为，她们是在给敌人军队送物资，便举报这个偶像和他的粉丝，希望他永远消失，不要在中国出现。举报的那个人说她打举报电话，接电话的人特别温柔地接待了她，她觉得心里好温暖。这个帖子有很多人回复，说真好啊，国家。

年轻人已经非常习惯生活中举报的存在。比如大学的学生会选举，两位候选人在竞争一个职位时，会举报对方的私生活不检点；举报对方某次考试没有把手机放在考场外面；举报舍友在宿舍使用违规电器吹风机。

保送研究生很多时候需要公示候选者名单，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有机会和能力去举报名单里的人。一旦被举报，且无法证明自己“清白”的话，就会失去保研资格，名额也会顺延给其他同学。一凡说：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就是举报存在最多的地方。

录制播客期间，伊险峰被推送了一则快讯：《蔡依林演唱会被举报，认为 30 米机械蛇、金色公牛等艺术装置充斥西方元素，吸走观众运气。主办方已发函谴责恶意造谣，已启动法律程序》。杨樱和伊险峰觉得无话可说：“我们面对的世界已经变成了这样。”

我们试图理解年轻人为什么频繁使用举报这种武器，难道不在乎自己会被它的威力反噬？小说《三体》或许是一个可行的理解角度，尤其是其中的“黑暗森林”理论：在一个你无法判断他人善恶的世界里，任何暴露都意味着风险，最安全的策略不是沟通，而是先发制人。

这种世界观被内化到日常生活中，举报就不再是一种极端行为。在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结构里，真正可怕的不是武器本身，而是“不使用武器”。于是，为了降低不确定性，一些年轻人选择率先扣动扳机。

被视作“圣经”的《三体》

杨樱和伊险峰访谈的年轻人中，很多都深受《三体》的影响。一位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者聊起《三体》，他估算，少说有五千万人被刘慈欣影响。“这个人为什么对‘零和游戏’有这么强的执念？整个都是‘你死我活’的，太狠了。以前看到很多人，即便是彻头彻尾的残忍，也不会像他这么暗黑。一个人是怎么走到这地步的呢？讨论作者，再讨论他的作品的影响。你以前哪能想象得出来，中国走到今天，到处都能看到这个‘三体思想’的存在。”

“你死我活”，这个词第二次出现了。第一次是一凡用来形容同辈之间的竞争。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许多年轻人之所以如此相信《三体》，是因为它为当下的现实困境提供了一套“世界解释”。在一个竞争加剧、上升通道变窄、个人处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很多人逐渐形成一种直觉：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弱肉强食的。生活中的挫败、不顺、焦虑，很难在个人层面找到出口，于是被不断上升为更宏大的归因。一凡说：最后的归因归到我们还不够强，我们国家在竞争中仍处劣势。

一凡形容自己是老鼠人，“不仅不想被陌生人看见，甚至不想被熟人看见，在课堂上不想被看见，在这个寝室里面不想被看见，甚至在家庭聚会里也不想被看见，想完全处于一个隐身的状态。”

这又“三体”了。被看见，等于被判断，等于被攻击的可能性上升。arry用“三体词典”中的“猜疑链”一词解释。猜疑链指的是，不同文明之间无法判断对方是善意还是恶意的，所以各文明不主动暴露自身的存在，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arry把《三体》的世界观变成一种现实感极强的解释框架。“猜疑链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非常常见了。社会信任崩塌、群体对立、不同阵营互相揣测。”

“现在流行的话叫起号。为了起号，什么立场都可以站，什么观点都可以说。暴露的代价太大了，你的截图被断章取义，发到任何一个社交平台都可能被围攻、被贴标签，现在甚至更危险，可能被开盒。”因此，最安全的策略不是表达，而是“隐身”。这很有说服力，因为arry是一个从不在社交平台上发动态的人。

伊险峰觉得，《三体》体现了刘慈欣的焦虑。刘慈欣是六O后，像是出现在梦里的担忧，他把这一代人经历过的历史震荡、技术断层、国际秩序变化、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感，把紧张、恐惧、竞争、被超越、被淘汰的感受，一股脑儿投射进宇宙尺度。

《三体》提供了一个极端的宇宙模型：宇宙是黑暗森林，资源有限，暴露即死亡。在这样的设定中，道德、情感、个体尊严都会退居次席，唯一的最高原则是：活下来。

一些被称为“工业党人”的年轻人也相信这套生存至上的世界观。他们相信工业救国，只有发展工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工业党人”的价值取向是鲜明的国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对中国工业化的成就高度自豪，对抗崇洋心态和自由主义话语。

他们的根本信念不是“世界应该更公平”，而是“只有先变强，公平才有资格被讨论。” 工业党的叙事，恰好为这种生存焦虑提供了现实对应物。在这种逻辑下：“弱肉强食”不是残酷，而是现实；自由主义显得软弱、天真、低效；市场经济显得短视、逐利、无大局观。

“就像举报一样，这是我们面对的世界。”杨樱说。

还有一些年轻人并不天然相信人应当平等地接触信息，而是很自然地把人区分为“有能力的人”和“没资格的人”——会搜索的人，被视为更聪明、更有素养；而被挡在外面的人，则被理解为“笨”“不够好”“容易被蛊惑”。

杨樱和伊险峰认为，这是抽象上的自由的问题，他人权利的问题。凭什么有的东西是有的人看不见的？这也是一个平等的问题。用技术、用智力，还是视野和见识来区分人，是一种不平等。

先碎片，再建构

看过年轻人形形色色的政治光谱后，我们说回“富足一代”。2020年，伊险峰和杨樱写完《张医生与王医生》。那本书里留下了一个“尾巴”：王医生想让女儿去美国读书，一开始，女儿指责爸妈崇洋媚外，后来语气加重，“你们咋不爱国呢”，再后来，直接摔饭碗走人。

这个“尾巴”，出生于2004年的王医生的女儿，慢慢成为伊险峰和杨樱想探讨议题的引子。她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是怎么形成的，通过什么路径？

要回答它，我们需要把“立场”拆开，往回追溯观点是怎么被建构的，思维方式又是由哪些信息组成的。首先，信息碎片化的环境中，年轻人的观点往往是被“拼装”出来的。

一个接受访谈的年轻人聊起历史，“我还会看电影和百度百科，有的时候游戏也会提到这种历史背景。有个游戏叫作《刺客信条》你知道吗？它就提到了法国大革命。”

2015年，一凡小学六年级，13岁。他看了一部纪录片，BBC的纪录片《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课堂》），来自中国的五名优秀的老师“接管”了英国汉普郡博航特中学的一个拥有50名学生的班级，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授课。课程实施中式教学法——长时间在校、升国旗、统一校服、集体早操、强调纪律等。

一凡在B站上看的这部纪录片的搬运视频。他那时已经是资深的B站用户，观看纪录片或者电影基本都是通过B站。他还爱看一个动画片，《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年轻人似乎都有这样的经历，通过纪录片了解中英两国的教育制度，通过游戏了解法国大革命，通过小说了解北约，他们似乎习惯了“先碎片，再建构”这种知识获取体系。

一凡在互联网上获得信息，获得观点，也表达观点。看完《中式学校》后，一凡在QQ空间发布了一条说说：“看不起那些说中国教育咋咋咋的。国外教育是国外的，懒汉到了国外待12年一样没用。这是唯一公平的方式，不服自己努力啊。”

年轻人的成长期，社交网络已经成为基础设施。他们已经习惯用小红书、微博、微信、B站搜索，比搜索引擎更碎片化——小红书搜出来的甚至是图片。信息也被“态度化”了——传统搜索引擎结果是条目化的事实，在微博式平台搜索，本质上是在搜别人怎么看，别人的立场和态度是什么。新的认知方式诞生了：世界不再以“真相”呈现，而以“立场密度”呈现。

因此年轻人的表达变成了：来自网络的碎片化观点+来自网络的碎片化论据。一个访谈对象李小伟聊起斯大林时说：“摧残肯定是有的。但也有一些作家延续了、继承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在二三十年代，只是现代人不知道。” 他是某985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称得上专业的历史学者，尽管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了信息证明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敌视，他还是宁可撷取非常小的切面来佐证自己对斯大林的维护。

另一个女孩，在聊到鲁迅的时候，突然说：“但他是北洋政府的。”她用这句话为鲁迅定性，让人多少有点措手不及，不知道应该提醒这个身份在鲁迅一生中的比重之轻，还是应该告诉评价一个人可能要以复杂性作为基点。

对于他们来说，整体的复杂性是次要的，只要在整体信息中找到某一个细节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就足够了。他们就能在讨论中获胜。反方往往无可辩驳，因为无论哪种理解世界的角度，总能找到相应的证据。

“我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跟我观点不同的人身上的”

观点进入互联网，期待获得共鸣。现在，几乎每个平台都有点赞、分享的按钮。线上确实可以发生某种“共鸣”和信息分享，并且尤其容易聚集看似共情的表达，同仇敌忾，互相打气。

一位书中的受访者说，他和高中、初中同学，平时在网上说不上一句话，在线下也是一样的。“但在微博上，我可以找到跟我兴趣相同的人，找到相同的点才可以聊一聊......（如果）只有一个相同的点，就专注地谈这个点。”维系友情的点是游戏。“纵观初中、高中，都是愿意联机跟我一起打游戏的”，他说，“我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跟我观点不同的人身上的。”

除了观点，筛选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还有“政治身份”。杨樱发现，一些年轻人可以很轻易地去用新自由主义，女权这种词。这些词成了身份标签。线下自我介绍时，一个年轻人可能的介绍不是所学的专业，毕业院校，职业，兴趣爱好——这是旧名片，隐含着一种等级和层级感。取而代之的新名片是：我最近有女性主义倾向，但我绝对反新自由主义，我是ADHD患者，曾经得过抑郁症。词语不再主要用来解释世界，而是用来标记“我是谁”。

一个年轻人，会在网上搜索他爸爸的采访报道，还有天眼查，“我想知道我们家的实际收入和收入来源嘛”。他很喜欢查东西：“女朋友的名字，手机号，输入手机号会查到很多东西。你们说年轻人很容易被贴标签，其实如果各种各样的标签交叉集中起来也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属性，很容易知道这个人是谁。网上的性格也是真实性格的映射，他肯定有某一种倾向，网络上表达更集中一些。”

在互联网的推送机制和他们自身筛选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年轻人总是被推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关系不再建立在理解之上，而是建立在“站在同一边”之上。这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娱乐化政治”，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它是“气氛小组”。它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大家缺乏坚实的、真实的共同需求。

“看见”与“被看见”很难在这样的氛围里发生，因为人们对于观点的态度只剩下“赞”和“踩”，没有交流。交谈如果不是为了击败对方，那么毫无意义。杨樱认识一个年轻女孩，是模特，在英国留学时最爱跟别人聊公共议题，从LGBTQ到英国公投。回国后，有一次在后台休息时，她听到别人在聊天，兴冲冲地加入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方问她：你是觉得你特别懂吗？

年轻人看不上父辈了

互联网提供了语言、阵营和出口，而现实中的失落，才是观点和立场的真正土壤。当我们从网络回到现实生活，会发现这代年轻人一个共同的背景——个人的原子化，以及对“机会正在消失”的切身感受。

许多年轻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很难再复制父辈的路径：努力不再必然通向上升。海量机会都被父辈们拿走了，轮到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一个年轻人认为，他们这一代面对的是一个固化的世界。不管有没有家族财富可以继承，对他们来说，赚好多好多钱、买房子、自我奋斗的机会几乎没有了。“我们家已经买了好几套房子，他们那一代赚钱容易，我怎么赚钱，也买不下一套上海的房子吧？”

当“个人奋斗叙事”失效时，一些年轻人需要一个新的承载希望的主体——这个主体不再是“我”，而是“我们”。国家替代了个人，成为唯一仍然“向上”的存在。于是，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两种看似矛盾的姿态。一方面，父辈对年轻人不再是榜样，而是赶上时代红利的人，占据特权的人——是“老登”，有“爹味”。另一方面，在宏大叙事层面，他们相信国家正在变得更强，对宏大的国家叙事高度认同，甚至依赖。

一个女孩，在书中被称为“省会做题家”。高中时，在意识到她在湖南省的排名以及她意识到考上北大的可能性后，她也意识到了父母能力的边界。她知道未来的事可能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参加自主招生要准备很多资料，填很多表格，那也是高三最吃紧的一年。她让妈妈帮她填一些表格，后来发现都填错了。“他们不是像很多陪读的家长那样，帮孩子打点好一切......他们很难帮到我什么。还停留在做事要找关系的这种意识里。”她和父母的关系在那之后进入了新的篇章，父母不再能在学业和工作上给她任何建议。她调整了对父母的预期，更残酷的一点是，父母的价值走低。

除了亲缘意义上的父辈，还有抽象意义上的父辈——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他们创造了一部分公共话语。一个年轻人对杨樱和伊险峰讲了很多他理解公知的心路历程，“以前被公知蒙蔽，爱看他们的东西，后来信息多元，懂得交叉印证，觉得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还记得一凡发的那条说说吗？“看不起那些说中国教育咋咋咋的。”时间是吻合的，2015年，那些在互联网上说“中国教育咋咋咋的”人，是仍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公知。年轻人刚上网的时候，在抽象意义上的虚拟广场上，听到的声音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声音。一凡反对的，正是他以为的“主流声音”。

“在对这个世界还没有什么真正理解的情况下，我就有一种想要去推翻网上主流声音的冲动。现在回看我小学六年级的那个观点，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在里边。我其实并不知道教育体制是什么样的，但是看到网上那种主流观点我就觉得很厌烦。小学的时候，那种比较偏向于批评体制的，我觉得是主流观点。”一凡说。

公知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问题出现的时候，首先质疑负更大责任的那个人或机构。政府永远在审视的范围内。

在提及欧美的时候，公知们会强调进步、学习、借鉴和理想中的中国应该怎么样。进步、文明、范本、方向感，都来自彼岸。但需要被说明的是，公知从来都不是主流，主流的东西一直都没有变过。

然后，互联网经历了一轮言论的“民主化”。因为技术发展，普通人获得了与公知同样的话语机会。互联网给了人们参与政治，对社会进行价值评判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公知的立场，“要改革、要开放、要进取、要自由”，成为一些年轻人要反叛的立场。

“公知那一代，他们看待世界建立的基础，和富足一代看待世界建立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伊险峰说，“公知的思维建立在 80年代，或者是更早六七十年代贫瘠的社会基础之上。”

那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有巨大的社会差距。生于60后的媒体人罗先生回忆自身所经历和体会到的巨大差距和鸿沟：他认识的一位美国记者开始做驻中国记者，然后与罗先生一样去了东欧，美国记者带了一个中国保姆过去，保姆的工资跟罗先生一样，也是300美元。罗先生感慨：现在看美国与当时看美国和世界是不一样的，那时要仰视。

对“富足一代”来说，“世界的层级感”不再成立。他们的成长期，中国的物质文明以压缩时间的方式完成跃迁：城市面貌在十年间翻新；移动支付、外卖、物流、平台生态形成高密度便利；基建、网络、公共设施构成一种“顺滑的日常体验”......年轻人在日常层面，感到“我们并不比对方差”，甚至在某些维度上，是对方“落后”。

这某种程度上提振了年轻人宏观意义上的自信心。一个留美学生的体感可能是这样的：吃得不如国内方便；外卖难点、慢、贵；快递效率低；人身安全甚至都无法保证；城市节奏缓慢甚至“落后”。“仰视”失效了。我留学的时候，2017年到2019年之间，讲现代史的外国老师在课上提起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带着惊叹和肯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外看”不再天然意味着希望与方向。年轻人不再追求全球化——这不是一条通往更好生活的通道，反而带来了不公。他们甚至否认改革开放——这被简化为“父辈的红利时代”。国家层面“站稳脚跟”的感受，与个人层面的停滞叠加在一起，催生出一种新的直觉：我们不必再仰视他人，不必再依赖外部范本，我们只需把自己封闭得更好，才能变得更强。

在雅典广场

我们和杨樱、伊险峰和两位“富足一代”的年轻人录制了一期播客。伊险峰是七O后，杨樱是八O后，他们和arry、一凡，恰好是父辈和年轻人。两千五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在广场向木匠、士兵、政治家不断发问：“你说的‘正义’是什么？”新的时代，“广场”是社交平台和评论区，两代人通常在广场上各说各话：父辈对日益分裂和保守的世界痛心疾首；年轻人站队抨击“老登”的特权和傲慢。杨樱、伊险峰和arry、一凡，立场不同，经验不同，交谈之前我惴惴不安，会吵起来吗？对话有发生的可能吗？

这是一场罕见的交谈。非常意外地，我觉得自己像置身于苏格拉底发问的雅典广场，置身于一种理想的公共场景。这样的讨论在家庭和互联网似乎已失传许久：对话在推进，而不是对抗；对话不只是个人表达，而是试图逼近公共理性。他们愿意暂时悬置判断，倾听对方到底从哪里来。一个古老的价值观渐渐显现：思想不在密室中发生，而在对话和众人中生成。

在做《富足一代》的访谈时，两位作者几乎会问每一个受访者：你们家是怎么讨论公共话题的？一些家庭选择不说。一个知识分子，拥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却从不和孩子谈论历史，“他要在这里生活，知道这些没有好处。”一些家庭会讨论公共话题，哪怕有冲突，哪怕自说自话，但总归会谈。即便到最后，一家人为了规避争吵，只能坐在一起看“浪姐”。

2022年，一个上海的朋友对杨樱说：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好像没有接受过公民训练。那时，大家在讨论和转发的一份文档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当很多人一起讨论公共事务时，如何在保障每个人发言权的同时，让群体能够高效、公平地达成决定？那次采访让杨樱回想了很久：我们有多少人有机会接受公民训练？我们又会在什么情况下想起自己的这种缺失？

杨樱和伊险峰在《富足一代》一书的序章中写道：“我们力求让每个人都其来有自”。其来有自，指事情的发生、发展有其来由，并非偶然。年轻人的政治立场，或许不是天赋，也不是阴谋，只是一个时代给他们准备好的答案。

策划——张苹 编辑——于蒙

制作——鱼 顾问——王天挺

视觉——pandanap 插画——陈禹

版式——日月 运营——杏子 创意——Vicson

出品人/监制——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