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最近几天，伊朗再次以一种极端而熟悉的方式进入世界新闻的中心：战争开始了。导弹划破夜空，众多在中东的旅客被迫滞留，与此同时，伊朗多名关键领袖遇害的消息层出不穷，伤亡人数逐日递增，世界的神经被不断搅动。

对我们而言，伊朗爆发战争的消息似乎突然；但对伊朗自身，今日的局面是漫长历史的又一次显影。

为什么又是伊朗？如果只从眼前的军事冲突来理解伊朗，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碎片化的现实，而不是其背后的结构。伊朗今天的局势、对战争的反应方式、政权在压力下的运转逻辑，都深深嵌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政治记忆中。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当下的伊朗，离不开对其政治历史的回望。

今天的文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将细拆伊朗的政治演变，尤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始末，以及哈梅内伊的上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掌权过程。

今天震惊我们的新闻，在几十年前，就已埋下种子。眼前的危机或许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反复作用的结果。

1.战后伊朗成为美国势力范围

波斯帝国是历史上第一个领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在公元前550年就建立了，比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要早得多。

公元7世纪中叶，波斯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开始伊斯兰化。近代的波斯帝国则被沦为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范围。1925年，礼萨·汗·巴列维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力图推进现代化和世俗化。直到1935年波斯才改国名为伊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伊朗与纳粹德国关系密切。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英国和苏联出兵伊朗，苏联占据了伊朗北方，英国占据了伊朗的中部和南方。同德国亲善的礼萨·汗国王被迫逊位，太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伊朗同苏联有16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向苏联提供物质援助的重要走廊。

1942年1月，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下，英国、苏联和伊朗订立了同盟条约，规定苏英两国军队应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撤军。此后，英苏两国在伊朗境内各自鼓动不同的地方势力，企图分裂伊朗。

为了把英国和苏联势力挤出伊朗，巴列维国王加强了与美国的接触，而美国在此之前也一直觊觎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它的战略地位，反对英、苏瓜分伊朗，表示支持伊朗的独立地位。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美伊双方一拍即合。

《神圣无花果之种》

二战后初期，英国和苏联仍然在伊朗有相当大的势力范围。伊朗北部有一个阿塞拜疆省（现在分成东西两个省），主体民族是阿塞拜疆人，和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接壤，被苏军占领。

1945年11月，在斯大林、贝利亚等苏联领导人的精心策划下，亲苏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和伊朗人民党（又译作“群众党”，即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很快宣告成立了“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首都是大不里士。

同年12月，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在库尔德斯坦成立“马哈巴德共和国”（即“库尔德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出现了要求民族自治的运动，伊朗面临分裂的重大危机。

于是，伊朗政府向美英求援。美国要求苏联停止支持叛乱运动，恢复伊朗对阿塞拜疆省的统治。苏联以维护当地秩序为由，拒不履行当初的撤军承诺。杜鲁门政府威胁要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

在各方压力之下，苏联被迫于1946年5月从伊朗撤军。随后，伊朗军队攻入大不里士和库尔德斯坦，取缔了阿塞拜疆民族自治政府和马哈巴德共和国。

伊朗危机以美国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但是这一场危机却为中东地区的冷战拉开了序幕。

《神圣无花果之种》

1949年，伊朗人民党暗杀巴列维国王未遂，导致人民党被取缔，巴列维的权力扩大。但是，人民党所推动的石油工业国有化运动得到了民众广泛支持，要求政治开放、新闻自由的呼声水涨船高。

1951年，伊朗议会通过决议，任命穆罕默德·摩萨台为新首相。摩萨台坚决执行石油生产国有化，排除英国公司对石油的垄断，要求捍卫国家主权、宪法权利和选举自由。巴列维国王被迫出国躲避。英国不甘利益受损，联合美国，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在1953年发动伊朗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将巴列维国王送回伊朗，重新执政。

国王的复位，标志着专制统治的回归，给伊朗的民主化试验画上了句号，开始了一个依靠美国支持实行高压统治的稳定时期。但是，1953年英美推翻摩萨台的政变，削弱了巴列维政权的正当性，为后来的伊斯兰革命埋下了伏笔。

2.“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的统治逐渐稳固后，伴随着大量石油美元的流入，出现了伊朗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德黑兰等大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尤其是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土地的分配不均使农民深受剥削，生活贫困。采取陈旧的生产和管理方式的在地主不愿意推动农村教育，拒绝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1954年以后，伊朗政府发现石油收入无法承担七年工业计划和不断攀升的军费开支，于是凭借赤字财政和高额外债来维持。赤字财政加上1959-1960年间的农业歉收导致民众生活费用激增，高额的外债耗尽了国家的外汇储备。因此，伊朗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此时，伊朗各地罢工频发，政权稳定受到威胁。

1950-1960年代中东地区发生过风起云涌的反美浪潮。伊朗作为稳定发展的亲美国家，对美国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价值更加突出。

美国一方面极力扶植反共的巴列维国王，另一方面也督促他尽快进行国内改革，缓和国内矛盾，防止激进革命的发生。

1961年上台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要求巴列维王朝削减军事开支，惩办贪官污吏，任用温和派官员，放松政治压制，进行土地改革，甚至以停止美援和让伊朗领导人“换马”相威胁。巴列维国王对美国的要求自然不敢怠慢，196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等事件也给巴列维敲响了警钟，迫使他考虑通过一些改革措施来缓解国内矛盾。

1963年1月9日，在德黑兰召开的全国农民大会上，巴列维宣布六点改革计划。最初这一计划是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的。为了使计划合法化并得到更大的支持，国王举行全国公民投票。

根据政府统计，公投的结果是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99.9%以上。尽管公投显然存在舞弊和造假现象，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支持国王的现代化改革计划，是不争的事实。国王仗着美国撑腰和公民投票的胜利，对反对改革的政治势力进行了严厉镇压。

《一次别离》

从1963年到1978年，巴列维国王推行的一整套社会经济改革计划，被称为致力于现代化的所谓“白色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

“白色革命”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土地改革。政府从地主手中收购土地，低价卖给佃农，使150万个佃农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惠及的人口，占伊朗人口的40%。第二，推广现代农牧业技术，兴建水利设施，保护水力资源，大大提高了伊朗的农业产值。第三，森林与牧场的国有化。在干旱的伊朗国土上推行植树计划，创建了环抱城市和主要高速路的“绿色地带”。

第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企业按股份出售给地主，并给私有企业员工分红。第五，给予妇女选举权。这项维护妇女权益的措施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受到伊斯兰教职人员的严厉批评，但却作为“白色革命”为数不多的遗产，至今被保留了下来。

第六，开展扫盲运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第七，推进国民卫生健康运动。第八，建立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制度。为所有伊朗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实行退休制度全民覆盖。

正像中国政治学者房宁和吴冰冰所指出的，从内容来看，伊朗的“白色革命”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四十多岁的巴列维国王当年发动“白色革命”时，曾经描述说：“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

但是，巴列维倡导的改革超越了国情，使伊朗走上了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

在政治上，巴列维拒绝民主化，强化君主专制。他镇压政治反对派，设立秘密的警察机构。一些宗教领袖因反对国王的专权和世俗化政策，被监禁或者驱逐出境。

在经济上，巴列维盲目地实施超前的工业化战略，逐渐导致通货膨胀，农民破产，城市失业严重，上层奢侈腐败。

在精神生活上，民族传统文化和伊斯兰信仰遭受猛烈冲击，社会风尚败坏。在对外关系上，过度亲美的政策极大地伤害了伊朗的民族自尊心。比如，在伊朗的美国军人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犯罪不受伊朗法庭的审判，而是交给美方处理。这样一来，巴列维政权最终把自己推到了伊朗各阶层民众的对立面。

3.伊斯兰革命（“黑色革命”）

正像政治学者房宁和吴冰冰所说，巴列维国王的理想不可谓不崇高，但“白色革命”的实践与其初衷完全是南辕北辙。“一个伟大的理想化的目标与伊朗社会现实完全脱节，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剧烈的社会冲突。”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过程中，严重低估了宗教集团的力量。土地改革不受什叶派教士的欢迎，因为许多什叶派教士本身是地主，土地改革侵害了他们的宗教遗产。而给予妇女选举权等政策，则触犯了宗教阶层的价值观。在这个背景下，什叶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在伊朗的政治舞台上开始大放异彩。

霍梅尼1902年出生于一个拥有土地的教士家庭，自小熟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学问，后来转到圣城库姆深造，接受了伊斯兰教法教育。他将思想斗争的矛头指向巴列维王朝推行的世俗主义，将它描绘为神职人员堕落、新闻媒体腐化的罪魁祸首。他反对1963年2月进行的“白色革命”公投。

霍梅尼的支持者发动示威，演变为德黑兰和部分地方城市的流血骚乱。霍梅尼因此在六个月后被逮捕并驱逐出境，开始了15年的流亡生涯，曾辗转到过土耳其、伊拉克和法国。在这期间他保持写作和教学，他的追随者遍布伊朗各地并组成了政治网络，在伊朗国内广泛传播霍梅尼的宗教思想。

1976年，石油收入的下降和预算短缺，使伊朗政府过于激进的发展计划难以为继，多年来对不同意见的镇压行动，削弱了中产阶层甚至精英阶层对巴列维的支持。从1977年5月到1978年1月，伊朗接连发生反对巴列维国王和君主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为了应对危机，巴列维国王做出妥协。1978年8月，他任命一位具有宗教背景的官员出任首相，采取了一些放宽管制的措施，承诺伊朗很快会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然而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无济于事。罢工及示威活动扩大，整个国家都瘫痪了。

《一个英雄》

1978年9月8日，大批群众聚集在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广场，与军警发生冲突，当天造成89位示威者丧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10月，政府雇员和一些官员加入到由德黑兰炼油厂工人发起的罢工行动，罢工蔓延到各行各业和政府部门。权贵阶层纷纷开始向海外转移资产。

此时，霍梅尼在流亡途中飞抵巴黎，大力鼓吹用革命手段推翻巴列维王朝。由于霍梅尼在巴黎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媒体和反对派，他的号召迅速传遍伊朗，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到了1979年1月，尽管巴列维国王做出让步，同意在保留王权的前提下放弃一切主张和特权，但他的王朝大势已去。巴列维国王在1月16日离开伊朗前往开罗，而霍梅尼于2月1日回到首都德黑兰，受到两三百万伊朗民众的热烈欢迎。

支持霍梅尼的武装人员击败了忠于国王的部队，巴列维政权很快土崩瓦解了。由霍梅尼任命的临时总理巴扎尔甘进入首相府，正式接管权力，迅速建立新的内阁。至此，巴列维王朝彻底覆灭。巴列维被迫逃亡到美国，于1980年病死在埃及。

在霍梅尼领导下，伊朗民众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黑色革命”（“黑色”指穆斯林的黑色罩袍）。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伊朗经过全民公投，在1979年4月将国名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过了新宪法。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是共和国的基础，绝对主权属于真主。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为国家的最高领袖。

整个国家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女性被要求重新戴上面纱。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控在伊斯兰教士的手中，教士阶层成为新的权贵。

4.伊朗人质危机和两伊战争

伊朗伊斯兰革命营造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的影响，伊朗自视为全球抗衡西方文化侵略和美国霸权的先驱和堡垒。这种观念在革命成功后的伊朗人质危机和两伊战争等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总统卡特在1979年10月批准巴列维到美国寻求庇护，让他在美国接受癌症治疗。巴列维抵达纽约后，与基辛格、洛克菲勒等“美国朋友”进行了接触。这一事件引发了霍梅尼和伊朗激进团体的强烈抗议。

11月4日，一群年轻的强硬派伊朗人攀越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围墙，占领大使馆，扣押了66名美国外交官及工作人员作为人质，提出让美国把巴列维国王遣返伊朗的要求，在革命法庭上审判他。这些闯入大使馆的人士还声称美国大使馆是密谋反对革命、支持“偶像崇拜者”的“间谍老巢”。

事件发生后，立即有几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摄影机的拍摄下被迫游街，世界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被蒙住眼睛、颤抖不已的美国人的照片，很快变成伊朗的狂热复仇者手中羞辱美国的标志。

美国卡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营救人质的行动。1979年11月19日和20日，13位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质获释。在美国使馆被占领时，有六名美国人成功逃脱，在加拿大和瑞典大使馆获得庇护。他们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获得了加拿大假护照，在1980年1月加拿大使馆关闭时安全地离开。

1980年7月，另一位人质因为疾病原因获释。卡特总统发誓将保护人质的生命，但他的营救行动收效甚微。1980年11月的美国大选后，当选总统的罗纳德·里根严厉谴责伊朗扣押人质的行为，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

伊朗政府感到有必要在卡特下台前了结人质危机。后来美伊双方同意由阿尔及利亚出面调解，终于在1981年1月19日达成协议，持续一年多的人质危机得以解决。

《神圣无花果之种》

霍梅尼取得政权后，宣称伊朗是世界上唯一建立了“真主政府”的国家，负有神圣使命。他号召穆斯林世界发起伊斯兰革命，其中就包括伊朗的阿拉伯邻国、除伊朗以外唯一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伊拉克。

伊拉克的人口虽然以什叶派为主，但以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统治集团却是逊尼派。在萨达姆眼里，伊朗伊斯兰革命既是威胁，又是机遇。

说它是威胁，是因为萨达姆担心伊朗什叶派革命浪潮会动摇他的统治，还会影响伊拉克作为逊尼派世俗国家的定位。说它是机遇，是因为伊朗内部局势混乱，和西方矛盾加剧，伊拉克也许可以借机推翻伊朗神权政府，夺取伊朗的领土和油田。

除了教派差异，霍梅尼和萨达姆还有个人恩怨。1978年，萨达姆怀疑霍梅尼煽动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独立，把他驱逐出境，两人自此反目成仇。

最终，两伊战争在1980年9月爆发，伊拉克大军入侵伊朗。萨达姆本以为可以轻易结束这场战事，却发现伊朗人把革命热情投入到战场，而德黑兰的伊斯兰教士也利用战争巩固内部，打压政敌。

不过，战争的走向逐渐有利于伊拉克。萨达姆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从盛产石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获得慷慨的资助。海湾各国及西方国家都担心伊斯兰革命扩散。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保守党政府秘密地通过各种方式，向伊拉克出售了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资料。

苏联过去一直是伊拉克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在最初短暂地遵守武器禁运的规定后，也从1986年开始重新向伊拉克提供武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朗和伊拉克双方都在使用苏联和美国武器，也在使用一个东亚大国的武器，各国军火商相互竞争，无所顾忌。

1988年，伊拉克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再次攻入伊朗境内。当年7月，伊朗接受了联合国的停火协议，两伊战争正式结束。

虽然人质危机损害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形象，而且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但这两个事件都强化了霍梅尼的坚定立场，巩固了他的伊斯兰秩序。1989年6月，霍梅尼在伊朗病逝。

5.“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最高领袖霍梅尼喊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口号：“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革命后的伊斯兰政体是一种独特、完整的全新政治体制。它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政体，也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政体。同时，这个伊斯兰政体既采纳了东方社会主义的某些制度规则，也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政体中的某些制度形式。

伊朗的正式国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义是衡量和判断一切社会事务的准则。

《神圣无花果之种》

房宁和吴冰冰指出，“在现实中，伊斯兰是由伊斯兰教士直至大阿亚图拉及最高领袖为载体和代表的。”什叶派教士是分级别的。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等各级教士，是伊斯兰教、古兰经的研习者、传授者、解释者、阐发者，是人格化的伊斯兰教。这就是说，伊朗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来源，是全民信仰的什叶派伊斯兰教。

伊朗政权合法性的另一个来源，是人民选举和共和制。1979年制订的、宣称真主拥有绝对主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全民公投通过的。经全民选举产生的伊斯兰教法学家，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在高教阶的教法学家中，选举产生最高领袖。伊朗总统和议会都是经过竞争性的直接选举产生的。

显然，我们不能拿西方观念中的民主和独裁的两分法，套在伊朗的政体上。伊朗政体的两个合法性来源，是伊斯兰教义和人民选举。

伊朗的最高权力属于宗教权威，当然与民主无关。但伊朗的总统和立法机关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又是典型的民主形式。甚至连最高领袖的产生，也要经由选举程序。

由此伊朗政体形成了宗教、世俗两套体系。具有双重权力结构——也就是伊斯兰教法学家和世俗政治家。

许多著述把伊朗政体说成是“政教合一”，我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

政教合一政体，是指政治领袖同时兼为宗教领袖，政权和教权合二为一。伊朗政体的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最高领袖的权威很大，但不是国家元首。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服从最高领袖，但并非事事听命于领袖，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来源 | 《冷战的故事》

作者 | 王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