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成为劳务派遣工6年了，在单位做着与同岗位正式工相同的工作，却至今感觉自己是“职场二等公民”。

2020年3月，他应聘东部沿海某市大型国企，面试过程由该国企直接对接、组织完成，他全程未接触过劳务派遣公司人员。但签订劳动合同时，他却发现甲方为某劳务派遣公司。

入职后，张磊的身份为产品售后服务工程师，工作内容与正式工一致。后来，他被派往海外工作，但劳务派遣身份未改变。

在待遇方面，张磊至今与正式工存在显著差距：正式工有年终奖，他没有；正式工税前基本工资为12110元，张磊则少425元；正式工的公积金由公司与个人各缴纳1453.2元，而他没有公积金。

在职业发展上，该国企的优秀员工评选、岗位晋升等，均仅限正式工参与，劳务派遣工不具备资格。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劳务派遣行业的从业人员规模约为3300万人，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银行等多个行业。劳务派遣用工对于稳定促进就业、满足用工需求、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过，张磊的遭遇不是个案。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劳务派遣制度可以解决一些用工单位临时性用工问题，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该制度已经被滥用，背离了劳务派遣制度“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性质，成为部分企业普遍的用工方式，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同工不同酬

夏晓琦比张磊做派遣工的时间短一些，有着类似的感受。

2023年7月，24岁的夏晓琦通过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进入东南沿海某地级市的一家港口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的性质是国企，主要承担煤炭、矿石等散货的中转装卸、储存及物流配送等业务。

他的父亲夏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夏晓琦在公司主要负责开吊车装卸等工作。“这是公司的主要业务，工资多的时候每月六七千元，少的时候每月四五千元，与正式工是一样的。但是年终奖却差别很大，正式工能拿5万多元，夏晓琦却只有1万多元。此外，也没有升职机会。”

同样在国企工作的张沁，在大学刚毕业的2014年，以劳务派遣工的身份入职东北某大型央企。张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这家央企中，正式工的工资会按照职位和工龄发放，最少也有每月四五千元，劳务派遣工干着相同的工作，仅能拿到3000多元。在年终奖方面，正式工能拿到3万元左右，而劳务派遣工仅能拿到1万元左右。

如果说上述案例让劳务派遣工感觉到的是同工不同酬，那37岁的李军感觉到的是巨大的“待遇鸿沟”。

李军是华北某县公安局辅警。李军的一名亲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军是通过严格的笔试、面试、体测等程序才被录用的。“他签合同时才发现甲方是当地一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自己属于劳务派遣用工。”

李军说，自己有时每周工作时间超90小时，工作强度甚至强于在编人员，但薪资相差悬殊。“新入职的民警，其1年工资相当于在岗9年辅警2年的工资。民警工资要看工龄，包括福利待遇、车补、话费补助、职务工资等，年薪8万—9万元，而辅警只有固定工资，年薪为2.5万元左右。”

劳务派遣工同工不同酬现象由来已久，2013年《扬子晚报》的一篇报道指出，当时，南京对全市91家劳务派遣企业和737家劳务用工单位进行了一次劳务派遣用工专项调查，涉及劳务派遣工15万多人。调查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平均工资分别为3909元/月和2715元/月，相差近1200元/月。

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就同工不同酬问题，向劳务派遣公司及用人单位人力资源部门进行沟通反映，但改变不了局面。张磊说，自己反应过程中，对方还曾向其作出“不能干就别干了”“喜欢挑事”等表述。

“阴阳岗位”

在签约入职时，张沁还发现，自己遭遇了“阴阳岗位”。

张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劳务公司在与其签合同时，给了她一份空合同，让其先签字，再承诺填补合同的内容。她合同中的岗位名称为“进出厂检验工”，负责检验车辆进出厂安全的工作。但实际上，她干的是调度岗的工作，负责车辆调派。

工作了几年，张沁摸清了其中的原因。因为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其中，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也就是说，“不能负责核心岗位，因此在合同中不能提调度岗”，张沁说。

按照《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岗位。不过，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在同一个工作岗位已经干了超过6个月。而且，用人单位会有自己的“规避风险”办法。

张沁在这家央企工作到第9年的时候，该央企在未解释原因的前提下，通知她与另一家劳务公司签订合同。重签合同后，她仍在相同的岗位工作。

“我了解到，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保留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家央企这么做，可能是故意中断劳务派遣工的连续工龄，规避用工责任。”张沁说。

北京市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谭敏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实务中，劳务派遣最常见、最难维权的侵权行为就在于“逆向派遣”，即用人单位强迫或变相强迫老员工与指定派遣机构签约，再派回原岗位。这实质是用假派遣掩盖真实劳动关系，直接切断了劳动者工龄连续计算、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权利。

此外，合同的不规范、不透明，也损害了派遣工的知情权。

张磊提到，他签署的合同中写有明确条款：甲方（劳务派遣公司）按照与用人单位（国企）签订的合同约定缴纳相关社保费用。“但作为实际劳动者，我无法查看、获知国企与劳务派遣公司之间的这份主合作协议内容，也就无从知晓他们双方约定了何种缴纳标准。”

周世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正常情况下，用工方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协议后，会把资金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由后者发给劳务派遣员工。劳务派遣公司为了多赚利润，难免会少发工资，社保会按照最低标准缴纳，甚至不缴纳。“如果劳务派遣公司把用人单位发来的所有资金足额用到劳务派遣员工身上，劳务派遣公司就难以生存。”周世虹称。

针对合同细节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致电多家受访派遣工涉及的劳务派遣公司负责人电话，有的未接电话，有的听到采访诉求后，随即挂断电话。

多名受访者还表示，虽然这些用人单位存在劳务派遣工的用工乱象，却很少被整治，其中一个原因是派遣工自身有顾虑，主动维权的意愿偏低。

夏涛称，第一次签合同时，夏晓琦与劳务派遣公司签了两年合同。当时，劳务派遣公司表示到期后可以转正，但后来并未转正，劳务派遣公司也未对此做解释。2025年7月，合同到期后，夏晓琦又签了一次合同，下一次合同到期时间为2026年6月。

“我感觉儿子被剥削了，但他不敢维权，毕竟他现在还在这家公司上班，担心维权不成还会被穿小鞋。他的合同快到期了，到时会怎样，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夏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磊虽然选择过维权，但因为考虑到现在的工作符合个人职业偏好、工资发放较为及时等原因，其暂无跳槽打算，不过，他非常希望能“实现同工同酬、补缴住房公积金、按照正式员工标准缴纳社会保险”。

而张沁则选择了离开。她原本觉得，只要自己足够认真努力，就会有上升空间，但10年间，她始终未获得提拔。最终她顺利考编，离开了上述央企。

如何整治？

近年来，为加强对劳务派遣公司的管理，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台了《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办法》。比如，在河南省的相关办法中就提出，不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或不依法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情节严重的劳务派遣单位会被评为D级。而对被评为D级的劳务派遣单位，要引导其退出劳务派遣行业。

不过，周世虹认为，整治措施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会存在漏网之鱼，恐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劳务派遣公司因为是轻资产企业，即使受到相关处分而停业，也可以快速重新注册公司继续营业”。

因此，在今年的提案中，周世虹建议废止劳务派遣制度，让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对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而言，线上线下的招工渠道都很通畅，劳动者的求职渠道也多种多样。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有足够多的机会直接接触，相互选择。”周世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谭敏涛认为，可以设定明确的时间表，逐步压缩劳务派遣市场，同时引导企业通过更透明的劳务外包或直接雇佣来解决短期用工需求。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如果废止劳务派遣制度，可能会增加企业的刚性成本，甚至可能整体缩小就业面。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劳务派遣中确实存在大量不规范用工的乱象，雇主通过这种劳务派遣关系规避了相关责任，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种问题必须得到纠正。不过，冯帅章认为，因确实有一些用工单位存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用工需求，所以，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废止该制度。

（文中张磊、夏晓琦、夏涛、李军、张沁为化名）

记者：周群峰

实习生：孙瑞敏 吴慧涵

编辑：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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