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3月22日刊发了美国当代作家菲尔·克莱（Phil Klay）的评论文章《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犯下了一个根本性误判》。文章批评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混乱与对武力的迷信，背离了美国传统战争理念。即便是合法目标，也应出于必要性，而不是因为“摧毁敌人很有趣”。

菲尔·克莱在2014年克莱凭借《重新派遣》赢得了美国重量级的文学奖项“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曾在伊拉克战争中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

以下是凤凰网“天下事”编译：

对于我二十年前参与的那场战争，我有很多不满：伊拉克战争构想错误、充满傲慢，并且在最高层领导上存在严重失误。但至少我知道自己为何而战。那么，我们的军人现在究竟认为我们在伊朗试图做什么？

这场战争的理由令人震惊地混乱。也许是为了政权更迭，也许是为了伊朗的核计划，也可能只是为了削弱其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的有限军事目标；或者因为以色列即将发动攻击，我们会受到牵连；又或者是因为美国面临来自伊朗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亦或是为了实现中东和平……等等。

也许这甚至不算一场战争。也许只是一次“可以避免战争的小行动”，或者一次“有限入侵”，甚至只是“一次小小的出击”。在特朗普的美国，也许只有两种性别，但我们的军事行动却可以随意“自我认同”。

也许我们追求的是“无条件投降”，但也可能“无条件投降”只是总统脑海中的概念，与敌人是否真的投降无关。也许战争“高度可控”，但与此同时，美国人却需要撤离该地区；也许会派出地面部队，也许不会。

然而，当我看到白宫发布的一段视频：一组标注为“伊朗政权官员”的愤怒保龄球瓶被一颗美国国旗图案的保龄球击中，随后保龄球变成飞机，再切换到美军空袭的真实画面——我意识到，这场战争有一个始终清晰且一致的逻辑：政府对展示暴力与支配的迷恋。

这段视频只是众多“高光剪辑”之一，白宫社交媒体将死亡与破坏画面与电子游戏或体育集锦混剪来庆祝战争。总统称军方官员告诉他，“击沉”舰船比俘获更“有趣”；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则兴奋地表示：“我们在他们最虚弱的时候出拳，这正是应该做的。”特朗普助手斯蒂芬·米勒宣称，这场战争展示了一支“不再束手束脚”的军队。

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赫格塞思更是直言不讳：“没有愚蠢的交战规则，没有国家建设泥潭，没有民主建设任务，没有政治正确的战争。”

这些“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人试图与“反恐战争”彻底切割。那场战争曾以民主与自由的崇高口号发动，却导致多年内战、混乱、恐怖组织壮大、种族灭绝、难民危机，以及在阿富汗的彻底失败。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或根本不在意，他们这种崇尚暴力的语言，与美国自独立以来关于战争的传统发生了根本性断裂。

夸耀屠杀的言辞和战争一样古老。某位亚述国王曾吹嘘：“我战车的轮子沾满污秽与鲜血，我用敌人的尸体填满平原，如同草一般。”但美国的建国者提出了普遍原则，使这种态度难以接受。如果你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并相信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那么战争就不能仅仅作为展示力量与支配的工具。

乔治·华盛顿在对士兵讲话时提及战争的暴力，并非将其视为可供欣赏的奇观，而是必须承受的苦难。他谈到那些“为无序野心、掠夺与毁灭而战的雇佣兵”，以及试图让革命中的美国陷入“奴役与苦难”的敌人。当英国暴行传来时，他写道：“他们的残忍伤害了自己的事业，而我们的克制则赢得正义之人的支持。”

同样，在南北战争期间，亚伯拉罕·林肯谨慎使用总统权力表达道德目标，不只是追求军事胜利，更是走向国家和解。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指出这场战争是对奴隶制罪恶的共同惩罚，并强调应“对任何人无恶意，对所有人怀善意”。

在葛底斯堡演说中，他将战争视为对国家建国理念的考验——一个“诞生于自由、致力于人人平等”的国家。

纵观历史，无论是伍德罗·威尔逊以“让世界适合民主”为由参与一战，还是乔治·W·布什以解除威胁、解放伊拉克为由发动战争，美国领导人都试图将战争与其政治理念相结合。

这不仅关乎言辞，更关乎对权力与暴力关系的根本理解。如果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府建立在公众意见之上，那么战争结果不仅取决于军事胜利，还取决于暴力对社会的长期影响。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早已指出，战争结果未必是最终定局，被征服者可能将其视为暂时挫折。

华盛顿希望赢得人心，是为了建国；林肯避免煽动性言辞，是为了治愈国家。二战胜利不仅靠原子弹，也依赖“马歇尔计划”和长期制度建设。

即便是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失败案例，也说明一个问题：美国未能理解他国人民有自己的意志与情感，而不是美国意愿的投射。

当斯蒂芬·米勒谈到“军队不再束手束脚”，他指的是一种保守派迷思：如果当年更少克制，美国就能赢得越战。但事实是，我们已经投下数百万吨炸弹、造成至少10万平民死亡。如果再杀更多人，越南人就会拥护我们吗？任何认真对待建国理念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愚蠢。

然而，这种思维似乎正在主导当前政府。米勒曾对CNN表示：“世界由力量与武力支配。”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也体现在国内政治对手的处理上。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警告，美国必须防止一个“由赤裸武力统治的世界”。

依赖武力会让人盲目。赫格塞思声称美国控制了伊朗空域与海域，就“控制了他们的命运”。但现实是，敌人总会反击，即使胜利，战争后果也可能复杂而灾难性。

如果我们把对手当作“电子游戏敌人”，而不是由真实人类组成的社会，就无法理解后果。这正解释了特朗普政府未能预见伊朗战争后果。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曾表示无需担心石油市场，但现实却是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加剧。

赫格塞思承认：“我们没有预料到他们会这样反应。”专家指出，仅靠空袭无法实现政权更迭。但政府却鼓励伊朗民众起义，却对强硬派上台措手不及。

没有明确目标，战争变成所谓“打击即战略”的悖论。

我并不觉得这令人振奋。尽管我的理想曾被战争打击，我仍相信美国宪法原则——这些原则应约束我们对武力的滥用。

正如华盛顿所说，战争是“人类的瘟疫”。即便是合法目标，也应出于必要性，而不是因为“摧毁敌人很有趣”。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干净的战争。赫格塞思削减了五角大楼90%负责避免误伤平民的人员。五角大楼初步调查显示，战争第一天就误炸学校，造成大量儿童死亡。

这样的行为反而可能加强伊朗政权的支持。

过去几十年美国军事政策失败，但解决方案不是彻底抛弃传统。

真正的原则是：只有在必要时开战，明确道德目标，严肃对待流血。

权力不源于枪口，残酷不等于强大。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政治，只会带来毁灭、幻觉，以及对建国承诺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