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做客长江讲坛。 （摄影 王亮）

“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在新作《要有光》的前言中写下这句话。

“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这段沉痛而真诚的自白，成了《要有光》一书的起点，也击中了无数在亲子关系中挣扎的父母。

继“梁庄三部曲”后，时隔五年梁鸿再次推出非虚构作品《要有光》。这本聚焦青少年情绪问题的书，通过对话、自述等方式，讲述了被心理问题“困住”的孩子和家庭的故事。她的足迹遍及超大城市、大中城市、县城与乡村，深入学校、家庭、精神医疗机构，记录下那些因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抑郁边缘挣扎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真实声音。

为何我们最爱的人，却成了我们最难以理解的人？在以爱为名的这条路上，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爱的反面？

在武汉做客长江讲坛时，梁鸿以“描摹生活的真实，从非虚构写作谈起”为主题，带来一场融合文学思考、社会观察与亲子教育等方面的深度分享。

叩问

现实

优等生的困境与爱的错位

《要有光》将笔头投向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一社会热点。梁鸿在分享中揭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多数陷入情绪困扰的青少年竟是传统意义上的“优等生”。“成绩好”成了他们唯一的价值支撑，一旦偏离轨道，整个人的价值感便会崩塌。

她以书中人物雅雅为例：作为优等生的雅雅，曾因同桌翻卷子的声音陷入崩溃，“她觉得同桌要超过自己，可看着眼前的试卷，每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却毫无意义。”

在梁鸿看来，优等生的压力背后，藏着深刻的“爱的错位”。许多家长自认“全心全意为孩子好”，却在无形中让家庭变成了“学校的延续”。

“有孩子在书中直言，‘回到家感觉一片荒芜’——在学校努力学习一天，回家后仍要面对无休止的学习要求，成绩不好连反驳的权利都没有。”梁鸿教授提到书中一对母子的故事：妈妈为陪伴孩子，甚至暂停自己的职业，全心安排孩子的学习，却换来孩子的控诉和窒息。“家长以为的‘温暖陪伴’，在孩子眼中成了‘压迫’；家长追求的‘优秀’，反而成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深入剖析背后根源，梁鸿提出“爱的错位”这一核心观点。她指出，许多家长将家庭变成“学校的延续”，看似全心付出的陪伴，实则成为孩子的心理压迫。“有孩子直言‘回到家感觉一片荒芜’，无休止的学习要求让他们失去反驳的权利。”

梁鸿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普遍存在的“爱的错位”，其根源在于我们并未将孩子视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我们依然在将孩子工具化。”她分析道，“爱的表现被简化为‘供你吃好穿好，你负责学习好就行’。但我们忽略了，孩子同样需要健全的人格、丰富的爱好和喘息的空间，这些与学业成绩同等重要。”

让孩子

说话

揭示亲密关系中最隐秘的伤害

《要有光》注重呈现青少年个体的内在叙事和主观感受。梁鸿没有将孩子仅仅视为被观察、被诊断的“问题案例”，而是竭力将他们还原为拥有自身逻辑、感受与判断的叙事主体。

书中最令人窒息的片段，莫过于揭示了亲密关系中最隐秘的伤害——爱，是如何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擦肩而过”，甚至被异化为囚笼的。书中大篇幅引用孩子们的原话，或转述他们的想法与感受，这些“证言”构成书中极具冲击力的部分。例如，敏敏在叙述母亲的家暴行为时，将其与父母的情感纠葛联系起来，指出那是母亲“发泄自己的不满，想通过打我引起我爸的关注”，呈现了她对家庭内部情感动力的解读。吴用因其学习方式与母亲的期望产生冲突时，他对母亲提出“妈妈，你得继续学习”的要求，点明了代际认知上的差异；小丽则以一句“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直接宣告了与母亲沟通的无效。

书中细致捕捉着孩子们在困境中的具体感受。李风，作为一个在班级中成绩垫底、被评价体系边缘化的学生，“几乎没有机会说出过话”，在家中又面对父母的冲突与情感缺位，最终彻底沉默，无思无欲。小关，在与母亲一次激烈的沟通尝试失败后，将自己封闭在堆满垃圾的房间里，紧闭的门成为一个物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困境。小正被同班家长联合要求驱逐的事件，其中交织着家长对成绩的集体焦虑、学校管理的困境以及小正母亲在家庭结构中的弱势与无奈。

这些叙述都远超简单的“叛逆”或“症状”标签，它们呈现的是孩子基于自身经验形成的、有内在逻辑的判断和认知框架。

启示

未来

以反思与共情照亮成长之路

很多年前，梁鸿在《中国在梁庄》里也写过很多孩子。那时她只是把他们当作了乡村图景的一部分来描摹，用来呈现故乡的一种现状与命运。现在才意识到，其实那些孩子很可能同样有着许多心理问题。

所以这一次调查，除了北京、滨海，她特意找到了一个县城——丹县，借以了解一、二线城市之外，规模最庞大的那群孩子。结果她发现，那里的情况更加复杂。

在县教体局的心理服务中心，梁鸿见到了一块巨大的电子屏，上面显示着全县中小学生的抑郁情况。近些年，县里的未成年人精神问题逐步增加，几乎都是留守儿童。与此同时，乡镇中学正在变少，教育资源高度倾斜县城，并且倾向于办超级中学，一些有能力的家长还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到邻县或省会的更好的学校。所以，大量的留守儿童要么在仅存的乡镇中学混日子，要么在拥挤的超级中学里，在严苛的管理下过寄宿生活，受家庭教育长期缺位的影响，伴随着巨大的学习压力，也容易迅速引爆情绪炸弹。

她跑了很多地方，做调查做采访，走进了一个又一个陷在困境里的家庭，聆听他们的哀泣，目睹他们的挣扎。她不忍反复咀嚼那些沉重的故事，也害怕书写会造成二次伤害，更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准确捕捉悲剧之下隐微而又复杂的因由。她动过放弃的念头，无数次地接近崩溃，但她始终忘不掉采访的一个孩子说过，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被讲述出来，哪怕多一个人看到，或许也是好的。

在这些生命故事中，敏敏在痛苦后依然努力寻找自己内核的光彩，雅雅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他人信心，提醒大家必须学会在创伤中前行、在破碎与错位中相互理解……这些真实而神圣的时刻，是生命因为理解和关注而闪现的光亮。在结尾的地方，梁鸿写下了一段光明的句子——“一切还没有完全好起来，但似乎有力量在慢慢蓄积，它让人对未来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