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以伊战争的爆发，对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格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当前局势看，以色列战略意图初步实现，美国愈发陷入战争泥潭，俄罗斯因伊朗局势而压力大减，中东石油输出国、全球石油进口国均遭受巨大冲击。大凡战争，总会有失利者，也总会有获利者。本期“万里论剑”特邀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为大家深度解析美以伊战争中各方的得与失。

九万里：2月28日以来，美以联军持续对伊朗进行高强度军事打击。从目前战况和各方博弈看，您认为以色列最初设定的战略目标是否已经达成？

李绍先：从战术层面看，以色列确实取得了显著战果，也部分实现了其开战意图，但以色列在战略上明显失分，很可能陷入“胜势”下的“战略败局”。

以色列最大的收获是成功将美国“拖下水”，与其深度捆绑，并突破美国多年来“对伊朗军事行动并非优先选项”的内部共识。

长期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借助美国的绝对武力来彻底削弱甚至摧毁伊朗这个“头号威胁”。事实上，此次行动前美以曾出现明显分歧，美国寄希望于“极限施压”、外交解决，以色列却唯恐美国对伊朗妥协，坚决主张武力打击。

以色列选择在美国“福特”号航母抵达、军事部署到位后对伊朗先发制人，就是为了将美国拉入战争。战端一开，美伊直接对抗的局面已不可挽回，美国被以色列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

4月1日，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发生多起巨大爆炸，现场浓烟滚滚。

可以说，此次战争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一次用兵，不但重创了伊朗政权的领导层，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设施，包括导弹基地、军工生产基地、核设施及大量基础设施，这极大迟滞了伊朗的核进程和常规军事能力建设，摧毁了其大量苦心经营的军事资产。

当然，战争并没有实现以色列更迭伊朗政权、彻底消除伊朗威胁的目的，反而还给以色列带来了巨大的战略损失和战略风险。

一是安全神话破灭、本土面临威胁。由铁穹、大卫投石索、箭2箭3以及爱国者、萨德等构成的多层次导弹防护体系被伊朗洞穿，美制武器的安全神话和美以速战速决的梦想均宣告破灭。同时，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在战争长期化发展的形势下，战火很可能在其本土扩散，导致其本土特别是特拉维夫、海法等核心城市承受重大损失。

二是国际孤立加剧、遭受多方围攻。目前全球对美以联军的舆论谴责加剧，以色列国际支持率急速下滑，其与西方和中东盟友关系明显受损。同时，曾遭以色列重创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伊拉克民兵等“抵抗之弧”也在此次冲突中被全面激活，以色列面临其复仇威胁。

4月3日，伊朗卡拉季一栋居民楼毁于空袭。

三是同盟裂痕加剧，“反犹主义”在欧美社会抬头。目前，美国国内民众“不为以色列打仗”“为以色列流血不值得”的呼声愈发高涨，特朗普MAGA阵营内部反以声音也愈发明显。此外，“反犹主义”浪潮近期在欧美社会蔓延开来，欧美社会时常发生攻击犹太人和犹太人所在设施场所事件。

四是经济发展受限。迄今为止，除巨额战争费用外，据初步估计，以色列直接战争损失高达50至80亿美元。此外，以色列境内旅游业停摆、企业大面积停工，长期战争带来的经济消耗将远超预期。

五是核威胁升级。经过此次战争，国际社会担忧，战后伊朗可能走上加速推进核计划进程，未来以色列可能面临更致命的长期威胁。

九万里：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不想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此次却直接下令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认为美国在这场冲突中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选择？美国究竟想从中得到什么？

李绍先：关于美国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选择，我认为两者兼有。以色列的“先发制人”确实有绑架美国的成分，但从更深层次看，这也符合特朗普政府当前的战略研判和机会主义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美国“主动战争选择+被动绑定约束”双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如前所述，以色列选择在美军“福特”号航母抵达的次日动手，时机拿捏得非常精准，就是在迫使美国跟进。战前，特朗普政府确实在“打”与“谈”之间摇摆，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以色列的突袭，让美国别无选择，走上了将谈判桌上的僵局用炸弹解决的道路。

当然，美国这次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也绝非单纯的“被迫”，而是看到了一劳永逸解决伊朗威胁的“机会窗口”。

一是特朗普政府研判伊朗政权目前处于其1979年革命以来最脆弱、最孤立的时刻。多年的制裁和施压使伊朗经济困顿、内部形势脆弱，近年来地区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再加上刚刚经历了全国性的骚乱，美国认为这是一个“趁他病、要他命”的良机，于是决定复制其轻易得手的“委内瑞拉模式”对付伊朗。

二是符合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逻辑。特朗普高举MAGA旗帜，将美国全球战略聚焦西半球和亚太，为此提出“欧洲可以由欧洲负起责任来”（比如要求其欧洲盟友军事开支须提高到GDP的5%）。同时，为了保留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避免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东地区填补权力“真空”，长期以来美国在放手支持以色列的同时，早已做好压制甚至是摧毁伊朗的准备。

三是符合特朗普“大国主导”“绝对实力优先”的国际秩序观。特朗普认为，与其在多边谈判中纠缠，不如用实力直接划定势力范围，攫取绝对利益。然而，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没有得逞。战争开启后，局势迅速升温，已然脱离了美国控制。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短期获得的“战术收益”，无非是削弱了伊朗；但长期看，其战略、经济、政治、国际形象全面亏损，可谓“得小失大”“得不偿失”。而且，若冲突扩大化、长期化，美国将再次面临深陷中东战争泥潭的风险。要知道历史曾多次证明，“中东是帝国的坟墓”。

3月28日，民众在佐治亚州举行反对特朗普抗议集会，抗议者举着写有“美国优先是谎言”“食品价格上涨、天然气价格上涨”等字样的标语牌。

九万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压力似乎有所缓解。您如何看待俄罗斯当前的角色和收益？

李绍先：此轮美以伊冲突的爆发，客观上让俄罗斯成为重要的“受益者”，其在战略层面的压力得到了显著缓解，在战术上更是得到了很多的“便宜”。

一是俄罗斯面临的“西方战略挤压”被有效分散。俄乌冲突曾是西方世界的唯一焦点，美国及北约将大量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投入到乌克兰，并压制俄罗斯。而此次中东战事重起，美国不得不将部分注意力、军事资产和外交精力转向中东，导致乌克兰在战场得到的关注和援助力度相应减弱，俄罗斯在前线面临的整体压力有所减轻，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调整机会。

二是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博弈筹码大增。俄罗斯是全球主要能源出口国，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以及战火的持续，已引发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和高位运行。对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创汇的俄罗斯而言，油价上涨意味着其补充战争机器的血液更加充足，能够获得更持久的财政支持应对长期冲突。而且美国为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关闭导致的世界原油供应紧张局面，已宣布部分放松对俄罗斯出口石油的制裁。

三是俄罗斯借机扩展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与伊朗本已签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此次战争将进一步拓宽和加深俄伊协作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还以“斡旋者”的身份介入到战争调解中，使战争当事国美国“略显尴尬”。

总之，俄罗斯一边给合作伙伴伊朗提供支持，一边以调停者身份介入战局，以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实现了战略困境的缓解和地缘影响力的提升。

九万里：沙特、阿联酋等中东石油输出国在此次冲突中处境微妙。一方面，他们是美国盟友；另一方面，又与伊朗关系复杂。您认为这场战争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李绍先：所谓“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对于海湾产油国而言，这场战争带来的只有风险、损失和不确定性，使他们陷入极其危险的“夹缝困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潜在的“输家”、巨大的“风险承担者”，没参战但必受损。

一是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正如我们在冲突初期看到的，位于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等的美军基地均被列为伊朗打击的目标，甚至这些国家的机场、港口、能源设施甚至民用设施都被纳入攻击范围。因此，他们不得不大量消耗斥巨资采购的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美军基地和民用设施。

4月1日，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发生无人机袭击导致燃料库着火。

二是经济命脉遭受重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咽喉要道，也是海湾油气生产国最重要的运输通道。随着局势持续紧张，伊朗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轮航运风险上升，海湾国家油气出口受阻，商品供应链中断，投资环境恶化，长此以往势将冲击其经济稳定和发展计划。

三是面临艰难的选边站队压力。海湾国家是美国的传统安全盟友，虽然他们普遍都表态，拒绝向美以提供基地和领空，但其领土上的美军基地不可能不参与攻击伊朗，也势必将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在战争面前他们被逼到了夹缝中：支持美国会引火烧身招致伊朗报复；保持中立甚至同情伊朗又会得罪传统“保护伞”美国。

九万里：这场战争不仅冲击了产油国，也让日本、韩国、欧盟等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陷入巨大困境。您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对他们的影响？

李绍先：对于日本、韩国和欧盟来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等于是掐住了他们的“能源咽喉”。他们不是参战者，但是却要承受最直接的经济反噬，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典型受害者。

日本、韩国、欧盟等经济体的传统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高度依赖中东、依赖海湾。例如，中东运往日韩的石油，超70%须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欧盟在弃用俄罗斯天然气后，对海湾液化天然气的依赖大幅上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后，欧盟天然气价格暴涨了50%。目前，能源价格上涨已经沿着产业链迅速传导，滞胀阴影正笼罩这些经济体。

研究机构称，日本油价上涨直接推高民生用电、工业与物流成本，汽车、电子、化工、航运等支柱产业都面临减产停产风险。韩国产业界已进入紧急状态，油价上涨推高物价、抑制民间消费，导致其内需陷入停滞。为应对危机，韩国不得不紧急取消煤电限制、并提高核电利用率。

3月30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能源供应问题非常严峻，令他“无法入睡”。

欧洲方面估计，即使战事影响有限，也可能使欧元区通胀在2026年上升0.3个百分点、GDP下降0.2个百分点；若战事升级，到2027年欧元区GDP可能比未升级情景低1.3%，通胀甚至可能升至5%左右。

日本的处境最为尴尬。一方面，日本的经济命脉系于中东，理应维护与伊朗等国的友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曾是驻日大使，2011年大地震时曾坚守日本，被日本政府授予“旭日重光章”，是日伊友好的象征。

另一方面，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日本又不得不为美国站台，导致其在谴责伊朗、要求伊朗缓和局势时，却对始作俑者美国噤若寒蝉。这种“双标”外交在国内引发强烈质疑，日本国会甚至出现“怎么不要求美国缓和局势？”的质问。

更致命的是，美国已明确要求日本等国派遣舰船赴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对日本而言是真正的陷阱：派兵，意味直接卷入冲突，彻底断送与伊朗关系，且违反和平宪法精神；不派，则可能得罪美国，动摇安保同盟根基。为缓解能源焦虑，日本甚至不惜打破常规，首次单独宣布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其背后的恐慌与无奈可见一斑。

因此，日韩欧在这场战争中是纯粹的“风险承担者”和“成本支付者”，只能被动承受战争带来的经济苦果，并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艰难寻求自保。这场战争再次证明，对于高度依赖外部能源的经济体，没有能源安全，就没有经济安全；没有战略自主，就只能被霸权裹挟承担代价。

九万里：面对中东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战及其带来的全球性冲击，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当如何趋利避害、维护自身利益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您的建议是什么？

李绍先：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地区国家主导地区事务，反对大国博弈将地区变成角斗场和战场。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积极发挥“一带一路”与能源合作的纽带作用，维护我国经济与能源合作基本盘的稳定，在保障我国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为地区提供稳定预期。具体而言：

一是趋利避害，寻求替代化方案。我们应迅速适应战争和危机局面，扩容能源供应来源，如扩大俄罗斯、巴西等原油采购，争取将中东进口依赖降至35%以下。同时，我们可以多元化拓展能源通道，依托中俄、中哈陆上管道、沙特东西管线、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尽量绕过霍尔木兹海峡。

此外，我们应维持充足的战略储备，配合商业浮仓和保税仓，平抑油价波动。在海外人员与资产保护方面，我们可以动态升级领事服务，对涉及战事国家的中方项目和人员启动分级撤离预案，联动海外保险机制分散风险。

二是劝和促谈，推动局势降温。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已先后同多国外长通话，我国中东特使也已经访问中东多国，推动加速实现停火止战和政治解决。同时，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坚持公正立场，反对未经授权的武力行动，谴责无差别攻击平民及民用设施；推动上合组织发布共同声明，呼吁尊重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今年计划召开的中阿峰会上，中国将地区和平与能源安全纳入合作议程，推动中东地区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

此外，我们应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民生项目，以发展红利化解冲突负面影响，增强地区国家与中国合作的信心。我们还应持续对伊朗小学遇难学生家属及地区受害国家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缓解人道危机。

三是坚持底线思维，防范风险外溢。中东战乱势必会导致恐怖主义滋生外溢。我们要严防境外恐怖极端思想向我国境内渗透，坚决打击境外恐怖势力与中东地区极端势力的勾连。同时，我们还应密切跟踪国际金融、能源市场的动荡对我国经济的传导影响，做好应对预案，确保在复杂动荡的国际格局中彰显大国担当。（万里论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