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0日，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下称《条例》）施行已一周年。《条例》广受关注的一个变化，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再受户籍地限制——异地打拼的年轻人，不必再为领一张证专程跑回老家。

民政部有关人士近期披露，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其中结婚登记50.7万对。“全国通办”覆盖了三类登记范围：内地居民、涉外及港澳台人士与补领证件、补办婚姻登记。

将婚姻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这是《条例》施行以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一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确定不同层级试点示范单位2080家，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其中设在公园、景区等标志性场所的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财经》表示，“全国通办”让异地年轻人省去了回乡领证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实实在在提升了便民服务水平，也为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创造了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提升结婚意愿，不能只靠登记便利这一项。”他强调，年轻人婚育决策的背后是复杂的现实考量，需要更多配套政策协同发力。

50.7万对新人异地登记结婚

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一对“95后”新人刚刚领取了结婚证。这对分属河南与黑龙江籍的年轻人因工作定居杭州，他们利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直接在杭州完成了结婚登记，避免了往返老家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事实上，“全国通办”落地的背后，是一场庞大而精密的数据工程。全国婚姻登记历史档案必须实现电子化互通，异地登记才能“查得到、认得准”。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补录完善婚姻登记历史数据28430.66万条，19个省份完成全量补录；婚姻登记档案电子化42977.5万份，五个省份实现全覆盖；全国共生成婚姻登记电子证照38634.1万个。

正是这项“看不见”的基础设施工程，让68.2万件跨区域登记成为可能——其中结婚登记50.7万对，加上离婚、补领等其他事项，总量为68.2万件。

流动人口聚集地是最直接的受益区。江苏省一年来共办理“跨省通办”5.79万对，省内跨区域登记9.6万对。厦门更为突出——2025年5月至2026年5月，全市结婚登记29087对，较往年同期增长40%，其中双方均非厦门户籍的占46.8%。

丁长发认为，“全国通办”确实降低了异地居住人群的结婚登记成本。但他同时提醒：流动人口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关键不在于婚姻登记是否便利，而在于地方政府能否提供与之配套的公共服务——最核心的是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义务教育实行属地管理原则，随迁子女就学经费以流入地财政承担为主，中央通过“钱随人走”机制提供部分人头经费补贴，但整体转移支付力度有限。流动人口子女能否在流入地平等就学，根本上取决于流入地政府的财政实力与政策意愿。

过去，领结婚证意味着去一座楼里排号、填表、盖章，仪式感几近于零。在“全国通办”后，新人们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留下美好回忆。

景区婚姻登记点由此成为“网红”。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每天限号100个，一年来累计办理登记1万多对，大多为外地游客，登记后可获景区终身免门票。赛里木湖的蓝与雪山的白，成了独特的婚礼背景板。厦门鼓浪屿婚姻登记中心将登记从“程序办理”升级为“美学体验”，一年来已为3500余对新人办理登记，单日最高125对。南京玄武区将登记处搬进玄武湖公园，2025年“520”当天，近200对情侣在湖光山色中领证。青岛已建成安娜别墅、云上海天、邮轮母港等11处特色登记点。苏州则在山塘街、桃花坞、苏作馆三处文化地标同步启用特色登记点。

“领证+文旅”，正在成为地方政府“争夺年轻人口”的新赛道。

“‘全国通办’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革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地方鼓励结婚的多种尝试

除了“全国通办”，各地为鼓励年轻人结婚也出台了更多举措。

最直接的是真金白银。据《财经》不完全统计，广州白云区南岭村给出迄今最高的地方性结婚奖励——本地户籍夫妻初婚奖4万元，婚育综合奖励最高可达20万元。浙江多地发放结婚消费券，比如绍兴上虞千元礼包，常山县对25岁以下新人给予专项奖励。山西吕梁自2025年1月1日起，对当地初婚且女方35周岁以下的夫妻，在登记窗口即时发放1500元现金。

支持力度的差异，折射出地方财力与思路的不同。广州南岭村靠集体经济托底，能给出更多真金白银；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吕梁，1500元已是地方财政尽力而为的务实之举。多位专家坦言，这些激励虽难真正撬动婚育决策，但其释放的政策信号不容忽视——它标志着地方政府在人口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介入”婚育支持。

比现金补贴更系统的，是多地多维度的政策支撑。

比如，山东增设父母护理假，并在婚假、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方面完善制度保障。广西将婚育支持纳入“青年发展友好型区域建设”框架，覆盖教育、就业、住房、婚恋、生育、心理关爱等十大领域。湖北宜昌推动“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联办，新人领证当天同步处理公积金和产权登记。海南提供婚姻登记、婚前体检、生育咨询、地贫防控一站式服务。

还有一股更柔性的力量——政府部门搭建婚恋交友平台。共青团浙江省委主办的“亲青恋”公益交友平台，自2019年上线以来注册用户已超百万。2025年七夕，通过举办“牵手团缘·青春偕进”全国性相亲活动，各地工会、团委在公园、商业区设立相亲角，村镇“红娘志愿者”上岗。从被动等待到主动服务，地方政府正将婚恋支持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出台涉及婚姻家庭辅导、婚育衔接或婚育支持的政策文件，形式包括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部门指导意见及发展规划等。

但最顽固的障碍，是横亘在婚姻门口的高额彩礼。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团队调研发现，在一些地方，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从2000年前后的1万元至2万元，飙升至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再将在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等加总，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出，普遍在60万元至100万元。

杨华认为，高额彩礼已非单纯的民俗、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结构、城镇化路径、家庭伦理、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天价彩礼”进行治理。此后连续多年，这一议题始终被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事，演变成关系国家治理、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的公共议题。

中央农办有关负责人此前公开表示，针对农村高额彩礼突出问题，中国在宣传引导、婚俗改革、婚恋服务、打击婚托婚骗等方面综合发力，推动局部地区彩礼上涨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客观而言，上述举措确实产生了效果。2025年全年结婚登记数从2024年的610.6万对反弹至676.3万对，增幅10.76%。

但这一反弹能否持续，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有专家直言，2025年的反弹部分来源于2024年被压制需求的集中释放，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婚育意愿回升。

丁长发也持类似判断。他以厦门为例指出，厦门的登记数增长“是存量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全国层面的增量”——原先可能打算回老家登记的人，现在选择在厦门登记了，这是地区之间登记量的转移，并不代表全国有更多人真正产生了新的结婚意愿。他认为，不能用一年的数据来判断一个常态化的趋势，“目前来看还是要保持审慎。”

如何让年轻人愿意结婚？

在“全国通办”等举措与各地政策组合拳背后的现实是：中国结婚人数近年来总体仍呈整体下降趋势。

5月9日，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同比减少11.3万对。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全国结婚人数自2014年以来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为1306.74万对，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1年跌破800万对、2025年也仅676.3万对。

适婚人口减少是主要原因。受出生率长期下滑影响，20岁至34岁适婚年龄段人口总量已明显收缩。同时，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也加剧了这一现象。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职场竞争的加剧，年轻人完成学业并稳定下来的时间普遍后移，这直接导致他们将婚姻计划顺延。

此外，年轻人的主观婚育观念也在发生深刻转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此前发布的调研显示，在受访大学生中，51.8%认为拥有婚姻并不重要，59.4%认为生育子女不重要。该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份，有效样本超过5.5万名大学生。

上述调研还显示， 婚育意愿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认为婚姻不重要的女生与男生占比差值达37.6个百分点，认为子女不重要差值为34.7个百分点。理想初婚年龄在校大学生平均希望28岁，而一旦从“理想情况”转向“现实考虑”，上述年龄平均延后2岁，且不愿结婚和生育的人数比例显著上升。

究其根本，经济压力仍是横亘在年轻人与婚姻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高房价、教育年限延长、生活成本上升，以及职场“996”带来的时间挤压和社交圈层化，共同构成了年轻人婚育的“高压线”。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倡导积极婚育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倡导积极婚育观”被置于“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之前。有分析指出，这一表述顺序的深意在于，意味着政策重心正从单纯的物质“经济激励”延伸到更深层次的“价值引导”，从硬件支持转向软件文化塑造。

在这一政策导向下，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针对青年婚育问题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党委书记罗嗣海建议，将婚育观教育纳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从“选修”走向“必修”，帮助青年学生认识到“爱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从而提升他们建立深度亲密关系的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认为，应当系统重塑生育支持政策，将普惠福利视为人力资本投资，从生命起点夯实人力资源基础，并针对“生不出、养不起、没人带”痛点完善医保、补贴与托育保障，同时优化生育服务与职育平衡环境，营造尊重生育的家庭友好型社会。

然而，无论是观念引导还是福利供给，若不能有效降低婚育的综合成本，其效果都将受限。丁长发从边际效应的角度给出了更直白的判断：“制度便利化对结婚率的边际影响有限，短期内会有一定改善，但中长期来看作用不大。”他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该结婚的终究会结，只不过时间节点有所调整，但婚育决策本身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在丁长发看来，真正能影响婚育决策的政策工具，至少需要从四个层面同步发力。一是大幅降低生育养育直接成本，缩小中国家庭养育支出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二是推进15年义务教育（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系统性降低家庭教育负担；三是完善女性生育保障机制，通过生育保险、税收优惠等方式合理疏导用人单位的女性雇佣成本；四是推进住房、医疗等核心领域的系统性改革，降低家庭刚性支出压力。“这些领域的综合负担不降下来，单靠便民化的程序优化，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人对婚育的态度。”

文｜《财经》记者 鲁伟

编辑｜朱弢

题图来源 | 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