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中山大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项目获得者、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某某团队发表在《自然·细胞生物学》上的研究，被某自媒体博主举报“涉嫌学术造假”。

这是继同济大学王某被免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某某被校方调查后，又一位“杰青”项目获得者卷入学术争议。4人研究方向皆与肿瘤相关，被举报涉嫌造假的论文都发表在《自然》或其子刊上。

5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致电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政办公室询问邝某某研究被举报一事，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学院已知晓，具体进展还要看学校后续通报。记者向邝某某邮箱发送邮件并多次致电其座机电话，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5月13日，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通讯经理陈曦回复《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已了解到对相关论文提出的关切，并对此高度重视。我们正按照既定流程，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审慎调查。在该流程完成后，我们将在必要时采取最为适当的后续措施，以确保科学记录的诚信。”

AI制图

多项数据“撞车”

5月6日，前述博主发布视频，将邝某某团队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关于免疫细胞如何影响癌细胞转移的论文推向公众视野。该论文曾被列为邝某某所在学院其个人主页上的代表性论文之一，通讯作者还包括中山大学同一学院的副教授魏某及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医师劳某某。

该博主对论文数据提出了多项疑问，称多处实验数据出现了难以用常理解释的“撞车”：有的在同一张图里，不同实验条件下测出的数值大面积雷同；有的则跨越了完全不同的实验类型，比如基因表达量和肿瘤体积，本应是两组毫无关联的测量数据，但两组原始数据对照组的5个样本中，有4个数值分毫不差。此外，该研究的原始数据，还存在不止一处两列数据完全相同的情况。

今年4月，有匿名用户指出，在对照组条件下，基因表达量（补充数据图3l）和肿瘤体积（补充数据图3n）的测量中，四个样本（样本1、2、4和5）的数值均相同。图/PubPeer网站

记者注意到，在该博主发布视频之前，同行评审平台PubPeer上就已有多个匿名用户提出过和前述博主类似的疑问，并多次提到“数据可能存在潜在问题”。

今年5月，又有一位匿名用户在PubPeer上对该研究提出新的疑问。论文两张图表中，分别记录小鼠肝癌和结肠癌细胞的肺转移病灶数量。这两组独立实验产生的结果应当不同，但两组数据第5号样本的实验数据却完全一样。该用户指出，“使用不同数据和不同细胞系进行的独立实验中出现完全相同数值的可能性极低”。

除了数据问题，该论文发布后实验图片也曾被质疑。3月有匿名用户在PubPeer指出，论文中展示细胞核染色的两张图片高度相似，但它们本应来自完全不同的实验。

邝某某曾在PubPeer上对图片问题作出过实名回应。他承认在拼图时确实把一张图插入了错误的位置，因为两组图片的细胞核形态相似，不过，对于PubPeer上后续关于数据异常的多个提问，他并未继续回应。

美国一所高校生物学领域研究人员刘浩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果不同实验的原始数据出现大面积雷同，随机出现的可能性较低。此外，对于数据中两列数据完全雷同的情况，很难单纯用巧合解释，可以基本判断存在数据复制行为。但这种复制是有意还是无意，还需进一步调查。

被认为异常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刘浩林分析，最严重的情况是，研究原本无法得出结论，但有人通过篡改数据，将错误结论包装成正确结果。这种情况对科研的伤害极大，不仅会误导后续研究，还会浪费大量经费和科研人员的时间，甚至可能让整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出现偏差。

此外，还存在其他情况，即论文的核心结论成立，研究者可能只是为了让数据更“漂亮”而进行不规范处理，或在研究过程中出现无意错误。这些情况虽也可能符合撤稿标准，但对科研整体的负面影响低于第一种情况。

刘浩林强调，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类异常数据都不符合科研规范。至于邝某某等人的研究中出现的异常问题，是否构成学术造假，目前无法下定论。每个案例都需要单独调查，通过与论文作者、学校及期刊充分沟通，再综合判断。根据调查结果，有时作者会发表声明解释问题，有时会补充数据支持原结论，也有可能发展到撤稿。他补充，一些文章被撤稿，并非因为学术造假，而是实验数据无法完全支持文章结论。

“低级问题”从何而来

近期，四位“杰青”项目获得者的论文相继遭到质疑，目前仅同济大学王某的研究被官方认定存在学术不端，其余论文未有最终定性。然而，这几篇论文都出现相对明显的异常现象，如数据雷同、图片异常等。

为何这些经过评审并发表在顶级期刊的研究，仍会暴露出明显问题？长期担任多个国际期刊审稿人的刘浩林表示，审稿人通常没有足够时间逐一核查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大多数审稿人最关注的是论文结论的可靠性，以及作者提供的实验数据能否支撑这些结论。期刊一般会给审稿人约两周时间，但审稿属于义务工作，而许多送审文章篇幅可能超过百页。审稿人平日还需兼顾实验、教学和科研等，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于浏览文章整体内容、判断结论与图表是否一致、核查逻辑并撰写评审意见的时间，仅几个小时。

“大多数审稿人默认作者提交的数据是真实的。”刘浩林说，偶然发现异常时会多检查几眼，并向作者提出问题。科学论文评审需领域内真正的专家判断，即便设立专职审稿人，也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风险，例如审稿人成为作者重点“公关”对象，从而引发隐蔽利益输送。因此，他认为期刊在数据核查上应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近年来，一些顶级期刊加强了在投稿数据等方面的审核，比如要求作者提供原始图片、图表数据及大数据文件，并使用AI工具或专门软件在送审前检测图片是否存在裁剪、拼接或重复使用等问题。《科学》旗下所有期刊自去年1月起引入了专业软件，自动检测未经授权的图片篡改。刘浩林表示，并非所有原始数据都必须提交，例如大多数期刊尚未强制要求上传完整染色图片及原始数据，主要因文件过大。

“竞争越激烈，

出现问题的频率越高”

近期，几起集中在肿瘤研究领域的涉嫌学术不端举报，引发人们对当前科研生态的关注与讨论。

《自然》集团旗下的开放数据库自然指数显示，2019—2023年，美国在肿瘤研究产出上长期领先，但到2024年，中国在该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首次超越美国。肿瘤学作为全球生物医学研究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也是撤稿数量较多的研究领域之一。

刘浩林分析，一个领域越热门竞争越激烈，科研问题出现的频率通常也越高。肿瘤研究不仅关乎论文发表和学术晋升，还涉及药物研发、公司创业、成果转化乃至上市，涉及的利益链条远比基础研究复杂得多。如果能在《细胞》《自然》等顶刊发表文章，可能直接影响工作机会、人才项目申请和学术头衔，这些利益关系显然增加了科研人员的压力，也可能提高操作不规范或造假的风险。

尽管如此，多名专家指出，真正造假的科研人员仍属少数，因为一旦被确认，会严重影响学术声誉和职业发展。“这在整个科研体系中，总体仍处于较低概率。”刘浩林说。

美国一所知名高校公共卫生领域科研专家赵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中国国内的科研环境下，情况更为复杂。他指出，一方面，重大科研项目通常涉及庞大团队和多位合作者；另一方面，国内考核体系高度关注顶刊发表和人才头衔，这种制度强调高产出和高影响力，使科研人员被迫快速产出论文，容易引发数据异常和研究严谨性问题。

生物实验周期长、重复性差，而期刊和科研评价体系又极度强调时效性，这是一种结构性矛盾。上海某三甲医院从事生物信息分析的科研人员陈鹏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尤其在肿瘤领域，研究发表时间的先后会导致影响力差距巨大。首发的成果可能进入《自然》《科学》等顶刊，而随后完成的研究，即便质量不错，也只能发表在子刊甚至影响因子更低的期刊上。

今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提出，力争通过3年努力，使论文造假等突出科研失信问题得到遏制，并将加大对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等。

在刘浩林看来，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只能尽量控制风险、规范科研行为，同时保障科研效率。《自然》等期刊要求提交大量原始数据，这本身合理，但整理、扫描和上传几千兆字节的文件，会占用科研人员大量时间，相当于为了抓住极少数可能造假的人，让大多数研究者增加了额外负担。“需要找到追查造假与维护科研效率之间的平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浩林、陈鹏、赵宏为化名）

记者：牛荷

编辑：杜玮

运营编辑：肖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