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经典《红星照耀中国》。董闯。1936年，斯诺(右)在陕北苏区采访。“红色牧师”董健吾。埃里克·福斯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90年前，在中国“红色牧师”董健吾联络护送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成功访问陕北，并写下一部不朽经典《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曾名《西行漫记》），首次告诉世界，红星如何照耀中国。时光跨越九十载，埃里克·福斯特——埃德加·斯诺的侄子，董闯——董健吾的孙子，5月16日在武汉握手相聚，共忆“红星”情缘。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黄忠 陈倩 涂梦蝶 杨怡琴摄

《红星照耀中国》各版本封面 网络资料图片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黄忠 陈倩 涂梦蝶 杨怡琴

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写下一部不朽经典。

这本著作，就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曾名《西行漫记》）。

它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革命者；它先后被译为20多种文字，畅销世界多国；毛泽东主席也珍藏了一本，翻到破损还找人来修补。

时光跨越九十载，“红星”的后人们再次同框。而这部经典著作，注定了他们的缘分——

1936年，埃德加·斯诺经“红色牧师”董健吾联络护送，成功访问陕北并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为世界了解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埃里克·福斯特，埃德加·斯诺的侄子；董闯，董健吾的孙子。90年后的今天，他们在武汉握手相聚，共忆“红星”情缘。

跨越90年，“红星”后人在汉再续情谊

5月16日下午，74岁的埃里克·福斯特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武汉，参加17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举行的“传承红色记忆 共架文明桥梁——斯诺与武汉红色文化座谈会”。

“来了，来了！”在武汉站，董闯翘首以待，迎接埃里克·福斯特。两人刚一见面，双手就紧紧握在一起。“很高兴见到你！”他们的言语间满是欣喜和激动。

这次握手，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而故事的另一端，要追溯到董闯的爷爷——董健吾。

董健吾，1891年生于上海青浦一个基督教世家，1914年考取圣约翰大学。受“五四运动”影响，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发展。

大学毕业后，董健吾曾任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1927年，他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利用牧师身份从事情报和联络工作，被称为“红色牧师”。

董健吾以基督教会名义创办了由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在公开招收社会儿童的同时，也秘密收养烈士遗孤和党员子女，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曾在该园得到过抚养和照顾。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正在举办《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生平事迹展》。极目新闻记者现场看到，董健吾也曾与武汉发生过联系。1931年，董健吾和中共特科的顾顺章一起，护送张国焘等人去鄂豫皖苏区，在回程途中经过汉口时，顾顺章违反组织纪律，擅自滞留汉口，并化名“化广奇”，到汉口新市场（即今民众乐园）表演魔术，暴露行踪的他被捕后很快叛变。董健吾发现顾顺章没有如期和他会合后，察觉到顾顺章有暴露叛变的风险，遂果断改变行程，提前返回上海，向中共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汇报，为上海党组织和人员的疏散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36年初，宋庆龄交给董健吾一项重任——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董健吾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

经过4个月的采访调查，1937年10月，斯诺出版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共与苏区的真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多次访华。他曾提出要见一见护送他去陕北苏区时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1970年12月25日，董健吾与世长辞，享年79岁。

毛泽东曾经回忆：“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

埃里克·福斯特说，《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主席和红军，第一次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目的和红军不可征服的精神。他从小听着斯诺与中国的故事长大，心中埋下对中国的向往，决心亲身探寻“真正的中国”。

来华前，埃里克·福斯特用25年时间游历了30余国。2010年起，他定居北京，深耕历史研究与写作。

多次重走长征路、到访中国延安等地后，埃里克·福斯特认为，新时代斯诺精神的核心是坚持真实报道，把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斯诺曾多次来汉，留下许多珍贵记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抵达陕北采访后，斯诺还曾多次到访武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和重要作品。

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一区27号的周恩来旧居内，记者看到，一张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斯诺的合影引人注目。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6月，拍摄者为时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童小鹏。多年后，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回忆：“6月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约了斯诺到武昌珞珈山寓所畅谈，从1936年在陕北初次见面谈到目前中国抗战形势。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外的影响，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

除《红星照耀中国》外，斯诺还在武汉采写了长篇通讯《项英的一支铁军》，让西方国家对我国江南红军游击队和新四军的早期抗战活动有了初步了解。

那是1938年7月，斯诺从香港抵达汉口，先后采访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他写道：“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前苏区内迅速传播开去，因此千万的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

在中国的大地上，斯诺不仅用文字，更用行动，与千千万万中国人一起努力找寻“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5月16日，埃里克·福斯特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他正筹备出版一套历史丛书，增进青少年对1949年前中国历史的认知。这套书是对斯诺经典作品的补充。

对于5月17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的活动，董闯十分期待：“90年前斯诺与董健吾结下‘红星之缘’，90年后我和埃里克·福斯特在武汉接续这份情谊，就像历史在现实里画了一个完整的圆，也算完成了爷爷和斯诺先生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