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疯子罕见，但群体的疯狂却是常态……

这次特朗普的访华活动，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布雷特·拜尔（Brett Baier）随团前来，并在北京一家配备机器人店员的便利商店进行“考察”，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

另一家美媒的新闻主持人克里斯塔·鲍尔（Krystal Ball）揶揄，这次中美高峰会最大的成果，就是让一大堆收看福克斯新闻的阿嬷意识到，美国在科技领域已多大程度落后中国。拜尔与机器人的互动视频，在美国网络上颇受关注，说明“姥姥”并不只有阿嬷。

特朗普返美后，暂停了AI监管的行政令，理由是“该审查机制将严重拖慢美国AI创新速度，繁文缛节会败给中国”。江湖盛传，影响这项决策的，正是一同踏进“大观园”的那些AI巨头随访人员。

暂时放弃监管，意味着美国必须放任AI野蛮生长，让硅谷对资本市场有故事可讲，有大饼可画，以维持表面荣景与市场信心吸金，不如此，AI泡沫会破裂。

这才是真相，煽动中国威胁论，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

美国AI巨头害怕的是自带的高风险

当然不是说，美国AI巨头没将中国当成威胁，而是说，硅谷的传统闭环模式，逼着巨头们往垄断的方向冲刺，而要实现垄断，就必须消除政府监管。相较之下，中国威胁并不是最致命的，内部的政治干扰才是。

对中美博弈，美国几乎已集中押注在AI的胜负上，特别是在“石油权力”被伊朗战争击碎后，AI竞争是当前最具象的冷战形式。按照目前的泡沫规模，说硅谷命悬一线于AI，并不为过。

除了AI机器人，中国表现在城市现代化里的各种科技装置，在部分美国人眼里已经超越了美国，而且超前的幅度还让有些“精英”直接表扬中国无处不在的监控设施，这原本是他们黑中国的阴间滤镜，现在则成了杜绝违规停车的友善科技。

布雷特·拜尔在中国违停被罚，吐槽“到处都是摄像头”，结果其言论“翻车”了。 中国日报

美国的AI观察者，最迟在去年底就已发现中国AI正在走一条与美国完全不同的路径，现在，他们甚至不吝承认，媒体惯称的“中国AI落后美国数个月”论断过于狭隘，中国是落后还是超前，取决于使用哪种测试方式，以及如何设定相关参数。如果从发展的可持续性看，美国恐怕才是落后的一方。

可持续性的指标是，产业自带的风险高低，以及抗风险的能力。美国AI发展路径是“向上发展”，狂砸资金推高技术质量，精益求精；中国AI是“向外发展”，透过成本优势，在现有技术基础上不断放大应用能量，两者差别在于“变现的积极性”。

我们一再被告知，美国的优势是“从0到1”的技术创新，中国的优势是“从1到99”的技术应用，由于这符合中美的文化基因以及具体表现，我们也就信了。但若要较真，“创新”不只意味着技术上的从零到有，也意味着普及层面上的从零到有。

说到底，创新要变现才有价值，因此，对部分美国精英而言，所谓“中国技术超前”，很大程度是指普及能力超前，而普及能力关乎产业的可持续性。由于中国的变现积极性，当前美国AI产业已出现强烈的变现急迫感，最要命的是，巨头们心知肚明，AI这一役，美国已无可能实现全球垄断。

美国垄断往往来自于不公平竞争，中国现在将不公平曲线拉平了，致使美国AI巨头的急迫要务，是避免泡沫破裂。泡沫就是美国AI产业自带的高风险，要展现抗风险能力，避免泡沫破裂，就得正视以下前提：第一，AI 会持续快速进步；第二，AI 会大规模商业化；第三，社会能承受副作用；第四，政府不会重手打压；第五，算力与能源供应能持续扩张。

这五个前提是ChatGPT给我的总结。巨头们比较不怕第一点与第五点，但第二、三、四点让他们睡不着。若任一前提不成立，泡沫就会破裂，因为这五个前提，彼此之间都有连动关系。例如，第三点不成立，第四点就不成立；第二点不成立，第五点就不成立；第五点不成立，第一点就不成立；第四点不成立，第二点就不成立。

对普通人而言，最需要关心的是第三点。显著的例子就是“就业”。生成式AI发展没几年，就已冲击了高薪白领的就业，中美两国最明显。大厂裁员从高科技行业向其他行业扩散，此一现象愈发凸显了监管AI产业与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理论上，中国AI产业更积极于普及，因此问题也最早显现，例如无人出租车的安全隐患与就业冲击。反过来看，问题愈早显现，AI治理的起步就愈早，而监管只是治理的其中一个环节。

AI治理起步越早，就越能防止技术垄断，建立标准规则，从而在此项革命性技术上取得全球主导权或话语权。美国放任AI野蛮生长，其隐形恶果，就是在AI治理上失去立规矩的先机。

我们就从无人出租车行业切入，试探AI治理下如何避免冲击就业，甚至辅导司机转型，并形成一个可供输出到国外的商业模式。

AI治理，应该意味着劳动配置的优化

如果任由AI野蛮生长，在无人出租车行业，就是妥妥地冲击就业，产生伤害分散化（侵蚀弱势者工作权）、利益集中化（图利大企业平台）等恶果。

AI野蛮生长的目的是争胜，成就了大企业与资本，牺牲了弱势普通人。相对地，AI治理的目标，应该是普遍造福人类，而不是牺牲部分人类。在AI前景里，这两点可能并存，但我们当然应通过有效治理，降低后者的伤害，放大前者的福祉。

逻辑是，积极将创新实现于应用，有助于提早发现弊端、面对弊端、解决弊端，从而产生有效的AI治理，以及适合的商业模式。

目标既定，无人出租车行业可朝向“优化劳动配置”发展，通过政策、教育、产业的三方协作，辅助司机转型成技术工人。例如，在无人技术系统后端作为无人车的控制员，在无人车遭遇特殊状况时介入。或者，司机也可转型为无人车的技工，负责维护车辆，诸如此类。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在路测结束后检查车辆。 “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这只是其中一例，循着AI野蛮生长的恶果细数，多的是人类可以介入的领域。例如诈骗，企业的人力资源机制，贷款、保险、租赁的评估机制，医疗与照护咨询机制等等，完全让AI取代人力，只会侵蚀普通人的各种权利。而为了杜绝弊端，每一个领域都应该衍生新的就业岗位，确保AI只是工具，而不会在人类社会里反客为主。

重点是，兼顾人类利益的系统技术，完全可以变成一套商业模式输出到国外。对那些深恐AI冲击人类权利乃至于颠覆政治体制的国家而言，整套解决方案有助于无痛适应新技术。而这便能促进全球AI治理规则。

立标准，本是科技行业的山巅用技术实力说话。但在AI领域，技术超前不是立标准的唯一条件，兼顾社会层面的治理系统也会成为必要条件，因为这项技术牵连甚广，就算是美国也不可能长期放任AI野蛮生长。

由此看来，从中美竞争的角度看，有理由确信我方的系统可保持优势，因为美国人迷信“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对“治理”有着根深蒂固的排斥心态；但中国人相信秩序，重视政治纪律。而后者才谈得上照顾普通人的利益，防止极少数强势人群控制一切。

当然，不能不提我方的弱点。在中美两强格局里，全球性技术竞争不是只有技术维度，还有“信任维度”，用白话说，就是你的技术值不值得信任的问题，而“信任”很难摆脱意识形态干扰。人尽皆知，如华为通讯设备和新疆棉，质量好，技术好，但经不起认知抹黑。尽管美国AI贵得多，“后门”也多，但欧洲基本不信任中国AI，其政府采购我方很难分一杯羹。

不过，山不转路转，我方可在地缘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新兴市场，以及无涉意识形态的民生领域（如医疗、农业、教育）建立口碑，形成事实标准，再据此抢占AI治理话语权，争取主导权。 这是从硬实力催生软实力，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

简单说，AI治理是竞争必备的软实力，而美国放任AI野蛮生长的时期，就是中国拔高AI软实力的机遇期。

美国资本对AI的投资已超过5000亿美元，估计到2027年破万亿。二战参战各国的军事总支出约1.117万亿美元，当前的AI军备竞赛，已吹出一个空前规模的泡沫。

让AI野蛮生长，若发生一起突发事件就会让社会无法承受其副作用，从而泡沫破裂，对美国而言是毁灭性的。不过，诅咒别人死，不是我方应该寄望的前景，我们应该从基本面、高视野的角度寻找积极性。

AI，应是普通人的AI，不是大资本的私产

美国议员桑德斯主张中美应该在AI治理方面进行合作，应对AI失控风险，遭到保守派炮轰，将其认为是“递刀给中国”。从中美斗争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但桑德斯是从超越竞争的角度看问题，他认为AI会摧毁人类。桑德斯此言并非陈义过高，而是措辞过于强烈。他的担忧虽是合理的，但每一次的工业进展都有类似担忧，而阻挡技术趋势的道德企图几乎都失败。

重点是引流，而不只是防堵，这是先贤大禹教会我们的概念。真正的危险并不是“AI吃人”，而是通过技术封建主义让AI成了大资本的私产，让政策侧重股东利益。AI治理的重中之重就是避免此一趋势。

美国科幻小说与影视作品有一个突出的类别，即断定人类的未来将由大企业完全控制，这叫作“企业反乌托邦”。如电影《银翼杀手》，隐藏在故事背景里的大魔头就是大企业，该企业不只制造“人造人”，还定义“什么是人”。导演将电影气氛营造得阴暗、潮湿、肮脏、乌烟瘴气和危机四伏，以描绘大企业控制人类的绝望未来，这部电影成为了科幻经典。

《银翼杀手》（1982）剧照

后来的电影《来自地狱》，描绘英国维多利亚工业革命时代的混乱、阴郁、恐怖，也是类似的气氛。在许多科幻作者的笔下，科技是人类自毁的合理工具，而且一定会得逞，就像开膛手杰克，始终得逞，又永远逍遥法外。

特朗普当下暂缓监管AI行政令，可看成科技巨头控制未来的早期场景，其实大资本在干一件极度危险的事，在造一个足以毁灭世界的“科学怪人”，并将商业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然而，美国虽有警惕科技大资本的文化传统，人们对于AI巨头们当下为其野蛮生长拆除障碍的作为，没当回事。

这大概就是尼采的洞见——疯子罕见，但群体的疯狂却是常态。这里的疯狂，展现在“不见棺材不掉泪”，诸多理由屏蔽了人们应有的危机感，如“抗中”、AI可能带来的经济荣景、对“偶像”AI巨头的富人老板们的崇拜。现实状似蓝天白云，与科幻作品描绘的潮湿阴郁恰恰相反，只有日后被打疼了，才会猛然醒悟，当初为什么放弃监管？

因此，当我们谈及AI治理，不能避开大资本垄断的议题。如果我们坚持AI应是普通人的AI，那么在实际操作上，就要将技术权力引流至中小企业，包含但不限于大量的小型开发者团队，不能让大企业统包一切。

除了开发者，也应引导刚毕业的年轻人入行。如上述无人驾驶车的例子，在社会各行各业引入AI前，需要先深入调研，在各行业深度调查“AI协作”的最佳路径，为政策与企业发展指引方向。这应该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形成一个业态，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优化劳动力配置的正循环。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反内卷的“生产型服务业”，但概念应该是相近的。中国有环境与意愿科技立国，它应该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福利，而不是让少数大企业支撑国家，进而控制社会。

美国精英反对与中国合作AI治理，这无可厚非。中国的要务之一，应该是如果有朝一日美国AI泡沫破裂了，怎么操作才能避免遭到太大的波及。

结语

ChatGPT回答，美国现在是在赌AI带来的国力增幅，会大于它对自身社会的破坏，这回答也算精辟。不过我们应认知，只有美国才有条件进行这种规模的豪赌，此试错模式风险过高。“银翼杀手”是美国故事，我们的故事在光线充足的便利商店里。

美国正在自毁，我们别打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