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杜宇慧

阅读提要

■ 一人公司能成功，不是单纯靠堆砌AI工具，而是在于创始人独特的创意、敏锐的判断力和深刻的行业洞察。

■ 一人公司不是雇佣关系的终结者，而是雇佣关系形态转换的中介。它在创造新的创业机会和就业形态，但这种转换有很高的能力门槛，而且很不均衡。

■ 真正的劳动解放，从来不取决于技术能够替代什么，而取决于我们如何为技术设定边界、如何为个体构筑保障、如何让人始终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站立于技术之上。

【地域集聚】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及中西部新兴产业城市

【行业分布】

轻资产、高智力、新业态

【创业者】

以90后、00后为主

【代表性业态】

视频制作、直播电商

跨境零售、全球代购

软件开发、技术咨询

UI设计、品牌策划

法律咨询、财务咨询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课题组《中国OPC发展调研报告2026》

□ 陈昌智 杨溢文

当前，AI已从辅助工具变成执行主体，智能体的能力边界以月甚至周为单位向外扩张，技术成本呈断崖式下降，个人调用顶级AI能力像用水用电一样方便。在这个背景下，“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简称OPC）成了年度热词。我们讨论的“一人公司”，特指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与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有本质区别。

依照有关数据，截至2025年6月，一人公司存量规模超1600万家，占企业总量超四分之一。据媒体报道，杭州、深圳等地的一人公司在新设企业中占比普遍超50%。一个“单人成军”的时代正在到来。Open 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甚至预言，AI时代将诞生估值10亿美元的“一人独角兽”。

既然技术进步不可逆转，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这场变革？

人的创意、判断和洞察，AI永远学不会

AI确实能部分替代人类劳动。在一人公司的实际运作中，AI不仅没能真正取代人的核心角色，还让人的因素更突出、更“不可放手”。因为AI只擅长在既有数据里做模式匹配和内容生成，但它不具备真正的行为意图、价值判断和局势洞察。AI几秒钟能生成十版营销文案，但难以真正戳中用户的痛点；AI三分钟就能搭建一个电商网站，但却缺乏卖什么、卖给谁、定什么价的“老板思维”；AI能自动回复八成客服咨询，但剩下两成涉及情感链接和复杂决策，必须由人亲自上。

实际上，AI无法生成真实的生命体验和个体温度，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作品或产品，必然植根于真实的故事、真挚的情感与扎实的实地调查。近期走红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便是生动的例证。

技术越发达，人的判断力和共情力反而越稀缺。在一人公司里，创始人往往必须同时胜任CEO、产品、品牌、运营、客服乃至财务等多重角色。AI干的是执行层的活，但决策层的责任、压力和风险全在一个人身上。因此，一人公司绝不是“把一切交给AI，躺着赚钱”的童话，它对人的要求比传统雇佣关系更高——你得有跨领域的综合认知、快速学习迭代的能力、在不确定中作判断的胆识。一人公司能成功，并非单纯靠堆砌AI工具，而是在于创始人独特的创意、敏锐的判断力和深刻的行业洞察力。

在一人公司，“做自己的老板”，意味着“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便不复存在，且AI的快速迭代正在制造一种新的焦虑——更新周期从年骤缩至月，乃至周，以至于“比没学会AI更可怕的，是刚学会就过时”成为追逐AI者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自嘲。为证明自己具有持续迭代的意识和能力，人们被迫以工具的调用频次和所谓的“AI技能”来丈量自我。

值得警惕的是，AI极易将人拖入一种虚幻的忙碌之中——产出在增加，收入却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忙碌并不等同于商业闭环。有关报告显示，超半数一人公司创业者仍处于产品验证阶段，月收入不足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六七千元），仅一成左右月收入超10万美元。

并非固定不变的“一人”形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创业入口

有观点认为，一人公司将终结传统雇佣关系。然而，在创业初期，个体借助AI的确可以独立跑通全链路，而一旦跨越生存期、步入规模化阶段，同样会遭遇“一人之力难以为继”的瓶颈。一人公司并非固定不变的“一人”形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创业入口——它可能演变为“两人公司”“三人公司”，并最终融入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社会化生产网络。

这种动态演进对就业格局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一人公司让很多有想法、有技能但缺钱缺资源的人能低成本创业，从就业岗位的消耗者变成创造者；另一方面，一人公司的崛起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一些传统岗位——能被AI替代的重复性岗位肯定会越来越少，但被替代的劳动者也不是没处去：相当一部分人可以有机会进入一人公司赛道。

于是，新的循环在形成：技术进步淘汰一批岗位，同时催生一批微型创业者；这些微型创业者中的成功者，又在扩张中为社会提供新的岗位。不过，这一转型路径对不同技能群体的开放度截然不同。一部分具备创意、跨界整合或快速学习能力的劳动者，可以选择进入一人公司赛道，从“被雇佣者”转型为“自我雇佣者”；而只掌握标准化技能的劳动者，虽然可以在一人公司生态中承担辅助性、执行性的外包工作，却难以成为主导者，其转型难度依然很高。

《中国OPC发展调研报告2026》显示，现在的OPC创业者以90后、00后为主，行业集中在轻资产、高智力、新业态等领域。这意味着，OPC创业的受益者往往是那些具备高认知能力、强判断力和独特创意的人。一人公司不是雇佣关系的终结者，而是雇佣关系形态转换的中介。它在消解一些岗位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创业机会和就业形态，但这种转换有很高的能力门槛，而且不均衡。

系统性的支持体系，需要和技术发展同频共振

OPC创业者在享受自由与灵活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风险，甚至处于脆弱境地。

这种脆弱性首先体现在社会保障的缺口上。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约2.4亿人。与此同时，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覆盖面总体不高。目前，不少创业者还习惯用个人微信、支付宝进行公司收款，公私账户混同的现象比较普遍。一旦涉诉，法院极有可能依据“法人人格混同”原则刺破一些一人公司的面纱，股东原本享有的有限责任保护便形同虚设了，创业者需以个人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一些OPC创业者以为自己在经营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上却可能被认定为实质上的个体户。

当前OPC发展仍然存在法律界定模糊、权益保护不足，以及技术成本高、数据获取难、配套服务不完善、创业者生态孤立等问题。同时，一些地方的政策实施还停留在给钱、给地的物质层面，但AI工具订阅费、API接口调用费这些占比最重的成本，因缺乏对应财务科目而享受不到补贴。更需要关注的是，一些OPC创业者对一人公司的本质、难度和风险存在认知偏差。

OPC创业者所需要的是系统性的公平支持体系，在法律保障、公共服务、技术基础设施与行业生态之间实现有效协同。以法律保障为例，直到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才首次引入“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款，允许一人设立股份公司，但针对一人公司的财产混同风险，目前司法实践中仍普遍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股东自证财产独立，而AI介入经营决策后，公私账户、虚拟资产与实体资产的边界更加模糊，现有法律框架对此还存在不少空白处。

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劳动解放

既然AI降低了创业门槛、扩展了个体能力边界、创造了新就业形态，那么技术进步是否能带来劳动者的解放？我们不妨借助三位思想者的理论透镜，从内在驱动、制度条件与能力结构三个维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提到，“21世纪的社会已从否定性的‘规训社会’转变为肯定性的‘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个体被“你能够”的自由幻象推着走，不断自我激励、追求效率最大化——你永远可以再跑一个模型、再优化一个流程、再回复一个客户……最后身心俱疲。AI本该解放人类，却可能让人在“你可以做得更多”的幻象中，陷得更深。

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看来，现代社会正经历从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向灵活多元的未充分就业体系的深刻转变。贝克指出，个体化进程使人们从传统社会形式中脱离并获得选择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制度庇护，职业风险、收入波动和社会保障真空便全部转嫁到个体身上。这些观点可以讨论，但客观上点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则认为，随着劳动过程被无限度细分，特定岗位上的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日趋单一，由此形成系统性的“去技能化”趋势。当复杂的技艺被拆解为若干简单的、可被任何人快速掌握的标准化步骤之后，劳动者的独有技艺便不再拥有市场议价能力。

这一逻辑在AI时代呈现为两层更隐蔽的问题。一方面，当劳动者自身缺乏独立的判断力和价值洞察时，AI便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工具，而可能直接从“辅助者”变为“替代者”。另一方面，AI正在以一种看似高效的方式，将原本复杂的创造性工作拆解为“给AI下达指令”和“校准AI输出”这样的标准化操作。创业者的核心精力被消耗在调试工具与筛选结果上，深度思考的空间被不断挤压，定义问题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决策自主性也随之同步衰减。OPC创业者容易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这种“工具提速、人力补漏”的循环，即表面上效率飞升，实质上思考力退化。

不要跟AI比速度，而要跟AI互补深度

真正的解放，从来不取决于技术能够替代什么，而取决于我们如何为技术设定边界、如何为个体构筑保障、如何让人始终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站立于技术之上。一人公司的浪潮，实际上是一个需要个体、制度与价值观念协同作答的时代命题。

个体层面，保持批判性审慎，在工具理性之上守住人的主体性。AI越普及，人类独有的价值判断、创意洞察、情感共情等能力就越稀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刻意训练批判性思维和情境判断力。我们不要跟AI比速度，而要跟AI互补深度——学会向AI提出精准问题、设计高效工作流、批判性地评估其输出，这些“元能力”远比掌握具体操作技能更为重要。唯有保持对问题的敏锐感知、对用户的深层共情、对价值的长期坚守，才能让工具服务于人，而不是被工具捆绑甚至被替代。同时，不能把一人公司的创业浪漫化、理想化，更不能将其视作轻松获利、快速致富的捷径。它本质上是将市场风险内化于个体的高要求生存方式，需要从业者拥有远胜于被雇佣劳动时的专业素养、自律精神、抗压韧性、判断力、审美力与迭代能力。

制度层面，政府应当主动作为，为个体承担的风险托底。比如，完善社保体系，为OPC创业者构筑基本安全网，拓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渠道。比如，降低公共服务门槛，通过算力补贴、公共数据开放等方式降低创业成本。再比如，完善创业支持生态，建立OPC行业协会或服务联盟，打破创业者的孤立状态。

在更深层的维度上，我们需在技术变革中重新锚定人的价值坐标，反思工作的本质。技术进步的历史合理性不在于它能替代多少人，而在于它能将多少人从重复性的生存挣扎中解放出来，使其有可能从事更具创造性、更富意义感的劳动。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单一手段，而是回归为自我实现与社会参与的多元路径。如果一人公司能嵌入这样的制度框架与价值图景中，它就不只是一种应对技术变革的创业模式，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趋近自由劳动理想的一个时代样本。

不管将来我们会不会真的注册一家一人公司，“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能力要求已经摆在每个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判断、驾驭工具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结、相互支撑的勇气，技术造福人类的通道才能真正向所有人敞开。

（作者分别为上海华略智库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上海华略智库人才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