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高考前夕，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公布了新一轮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名单：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其中本科项目100个、硕士项目28个、博士项目5个。

单从数字看，这是近年单次审批量的新高；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多了多少？”，而是“谁在进场、落在哪里、做什么？”

经梳理发现，新一批名单有明显的“提质”信号：多所“985”高校牵手欧洲名校与港澳地区高校，落子脑机接口、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同时，山东、湖北、四川等省份集中获批，合作方也从传统的英国进一步延伸到匈牙利、哈萨克斯坦等新伙伴。

整体而言，这不是一次简单意义上的中外合作办学扩容，更像是高等教育高水平开放的又一次加速——并且是有布局、有方向的加速。

这一动向早有伏笔。二十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也提出“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2026年6月9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在国际教育政策通报会上表示，中国对中外合作办学始终持支持态度，相关政策“不会急刹车”，审批流程已做到公开、透明、可预期。

杨丹同时透露，正在修订《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并起草一份关于建立中外合作办学合作关系的新指导性文件，预计近期出台。

通报会同时传达另一信号——下一阶段中外合作办学重心在质量而非规模，社会认可度低、缺乏实际需求的项目将有序退出，准入门槛正在实质性抬高。

这些举措对每一个刚走出考场、研究志愿手册的家庭来说，最核心的考量其实是同一个：这些新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到底值不值得报？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长发认为，中外合作办学要真正发挥价值，“关键在于师资、专业设置、课程对接和学费定价多措并举，最终还要落实到毕业生的就业出口，这才是检验质量最直接的标准。”

扩容无疑为学校和家长引入了源头活水，在这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浪潮中，哪些学校能接住这波红利，哪些考生能够抓住报考机会？

新增项目有何特点？

此次新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最突出的亮点是多所“985”高校的密集入场，这在过去相对少见。

具体而言，哈尔滨工业大学牵手法国里昂商学院共建“里昂数据科学学院”，北京理工大学与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联合设立“北理都灵理工学院”，四川大学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合作成立“奥克兰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与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共筑“未来人居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携手新西兰梅西大学成立“梅西学院”，天津大学则与香港理工大学在深圳共建“深圳未来技术学院”。

这批顶尖高校动作迅速，获批后即开启了实质性办学进程。以深圳未来技术学院为例，其于2026年5月25日刚获教育部正式批复，便随即面向全国19个省市发布当年招生计划，其开设学科全部锚定未来产业重点领域。

除设立实体机构，“985”高校在项目层面的参与度同样可观。统计显示，在133个获批项目中，有15个由“985”高校参与，涉及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吉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合作方向广泛覆盖商业分析、碳中和、生物医学工程、土木工程、材料科学及数据科学等前沿领域。

综合机构与项目来看，此次涉及“985”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载体合计超过20个，其整体规格之高，引发关注。

同时，此次扩容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下沉特征。中外合作办学布局正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数据显示，山东以27个（含10家机构、17个项目）的获批量领跑全国，湖北以21个紧随其后，北京（16个）、江苏（15个）、四川（14个）分列三至五位。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赣州、湛江等非传统高教中心城市亦首次跻身名单，显示出优质教育资源正加速向内陆腹地延伸。

据前述国际教育政策通报会透露，教育部正积极引导海外优质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特别是面向人口基数大、产业需求旺盛的省份布局。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引进海外办学资源表现出热情，不仅欢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办学机构，更在政策层面为相关合作提供支撑。

丁长发指出，本轮大规模扩容背后存在双重现实动因：一方面，国际人员流动成本攀升与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提升了学生群体在本土接受国际化教育的意愿；另一方面，面对就业新常态下的升学压力，中外合作办学也为学生开辟了更为多元的深造通道。他强调，若要确保这类资源真正惠及地方，关键在于严把外方师资质量关、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设置专业，以及将学费调整至更具普惠性的区间。

更为深远的变化在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科重心正朝着“高精尖”方向跃迁。过往合作多集中于商科领域，而近年来，随着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合作重点已转向前沿硬核理工科。以“985”高校为例，其新增合作项目中超过半数聚焦于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智能制造及高端工程等前沿领域。这种全学段、高层次合作的涌现，不仅丰富了供给结构，更标志着学科布局的实质性跃迁。

从“唯排名”到“重匹配”

中外合作办学的探索之路，始于40年前的一次破冰之举。

1986年，中国大陆首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南京诞生——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合成立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在当时，这无疑是一次极具前瞻性的教育改革试验，仅有少数顶尖高校具备试点的资格与底气。

此后的十余年里，中外合作办学多以点状模式在各地零星布局，整体规模有限，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规范。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3年。这一年，国务院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首次以专门立法推动其从零散探索迈入规范化发展。在此背景下，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一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相继落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中的“新势力”。

纵观这一时期，呈现出鲜明的“英美主导”特征。英国和美国高校凭借其传统教育优势，几乎占据了独立法人大学的核心位置。

然而，近几年的合作版图正在重构，这一点在新获批的名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合作地域看，英国虽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合作方已显著多元化。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参与度攀升；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首次亮相；俄罗斯、白俄罗斯及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频繁亮相；法国、意大利等非英语国家也已入局。

随地域多元化而来的，是合作逻辑的迭代。

过去，中方高校选择伙伴往往更看重“世界排名”，QS榜单上的高名次是核心指标；而此次名单显示，选校标准正从单纯的“品牌光环”转向“需求匹配”。合作对象既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顶尖名校，也不乏意大利设计学院、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匈牙利工程强校等专业特色型高校。

这种务实转向直接体现在学科布局上：与俄罗斯的合作聚焦数学、物理及高端制造基础学科；与东南亚合作侧重电子技术及现代农业；与中东欧合作则锁定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前沿工科。

合作层级亦在深化，如齐齐哈尔大学中俄工业技术与设计学院、柳州职业技术大学与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共建联合学院等实体机构相继获批，标志着双方从短期的课程交换升格为长期的联合实体办学。

综上所述，中外合作办学已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海外院校若想进入中国市场，不仅需要具备过硬的办学实力与品牌声誉，更须精准契合国家战略方向、区域产业发展与学生实际需求。

据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5月31日，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获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突破1700个，合作方覆盖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海外高校逾1100所，一个更为均衡、多元的全球教育合作新格局已然形成。

“提质增效”新阶段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一提到留学，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就是：学国际课程、出境生活、花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换一张海外文凭。而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另外一种途径——中国学生不用全程出国（部分项目有短期出境要求），在国内就能接轨国际教育资源。而且入读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仅能拿海外学位，还能同时取得国内高校的学历证书。

不过，面对这种“不出国的留学”，很多人心里还是会纠结，到底值不值得报考？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主要采用“国内就读+海外就读”的模式，主要分为四种：“4+0”（四年全在国内，课程全面对接外方标准，毕业可获中外双学位，最主流）、“3+1”（国内三年，第四年赴海外合作院校学习）、“2+2”（国内两年，后两年赴海外合作院校学习）、“1+3”（国内一年，后三年赴海外合作院校学习）。不同模式对应的授课标准、资金门槛与适配人群并不相同。

对于家庭决策而言，选对学校与模式固然重要，但守住“学历合规性”这条底线才是关键。无论招生宣传如何包装，“计划内统招”身份与“中留服认证”资质都是两项核心准入门槛，这直接关系毕业生未来参加公务员考试及进入体制内重点单位的资格条件。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形风险：项目可能中途停办。

事实上，中外合作办学正处于“洗牌期”。数据显示，2025年教育部对3家机构和78个项目作出停止招生处理；2026年初，又有5个机构、229个项目被依法终止。这些被淘汰的项目，大多是因为外方院校投入“放水”、课程体系“水土不服”，甚至是以办学之名行留学中介之实。

好在法规层面已有“兜底”机制。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终止办学的机构必须制定详细的学生安置方案。从实践来看，绝大多数中方高校会通过退还学费、专业分流、课程延续等方式，保障在读学生的权益。

一边是旧项目的关停清理，另一边是新机构的获批设立，这“一增一减”表明：中外合作办学正从“粗放扩张”转向“精耕细作”。

这在招生端表现得尤为明显。与那些被淘汰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头部院校的“马太效应”愈发显著。 以昆山杜克大学为例，2025年该校共收到来自全球144个国家的超过1.1万份入学申请，申请人数连续三年创下新高，竞争烈度已超越多数海外名校。

杨丹此前撰文称，着力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改革，构建公开、透明、可持续的审批制度，营造规范、宽松、灵活的办学氛围，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量质齐升。支持境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办学，鼓励中外双方共同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和创新培养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丁长发则从人口结构的底层逻辑出发，分析了这股提质浪潮的紧迫性。他提醒，中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于2032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将进入下行通道，这意味着高校依赖校区扩建、盲目增设专业的“铺摊子”时代已一去不返。在即将到来的生源总量见顶的“存量博弈”中，高校单纯追求招生规模的扩张将失去意义，唯有构建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生源下滑的背景下立于不败之地。

丁长发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自身的优质师资与专业设置是基本功，但最终的试金石在于区域就业生态的承载力——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天然的就业蓄水池，而成渝、武汉等中西部中心城市虽也在发力，但区域间的梯度差距客观存在。因此，中西部的中外合作办学要想突围，不能仅停留在引进课程的层面，必须证明自己能在当地的产业土壤中扎下根来，拿出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就业成绩单。

文｜《财经》记者 鲁伟

编辑 | 朱弢

题图来源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