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七十多年前,成渝铁路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意外掘出一件古人类头骨,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资阳人”。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的第一件古人类头骨标本,来自沱江边的黄鳝溪桥墩基坑,一件残缺的头骨,带着许多待解的细节,把我们的视线拉回数万年前湿热的四川盆地。
1951 年,成渝铁路正在紧张修建,资阳九曲河黄鳝溪一带要修建铁路桥,施工向下开挖桥墩基坑,挖到地下八米左右的位置,泥浆之中露出一块泛黄的古人类头骨残件。
现场参与文物调查的张圣奘教授辨识出这是古人类化石,这件头骨也因此被命名为 “资阳人”。
出土的化石并非完整头骨,颅顶部分保存较好,眼眶、部分上颌骨留存,面部与下颌已经缺失。
之后考古团队又在同一地点开展补充发掘,除大量剑齿象、犀牛、水鹿等远古动物骨骼之外,还找到一件加工过的骨锥。
这件骨锥底部残缺,残长十多厘米,器身留有清晰刮削打磨痕迹,锥头圆滑,是远古人类处理兽皮的工具。
受当年施工条件限制,头骨是工程开挖时被扰动出来,并非考古人员按照地层一步步发掘所得。
化石已经脱离原生埋藏层位,这也为后来年代判定埋下小小的难题。头骨原件之后送往北京,如今珍藏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四川各地博物馆展出的,都是复刻标本。
头骨送到北京之后,裴文中、吴汝康等国内顶尖古人类学者开启系统研究,1957 年正式出版《资阳人》研究专著,这也是我国早期古人类学重要著作。
从头骨骨骼愈合、骨缝闭合状态判断,头骨属于一名中老年女性个体。
整体头骨形态已经十分接近现代人:额头饱满,颅骨轮廓圆润。但依旧保留一部分原始特征,颅骨部分骨嵴比现代人更为发达,部分骨骼构造还能看到古老痕迹,学术上将其归为晚期智人,和山顶洞人处在相近的演化阶段。
最大的争论集中在年代。早期根据伴生动物群,初步判断距今 3.5 万至 4 万年。
但因为化石是工程扰动出土,无法百分百确定它原本属于哪一层土层,有学者曾经提出过年代更晚的不同看法。
后续经过多次实地复查、取样测年,多数学者倾向其属于晚更新世,大致处在距今四万年前后,但地层扰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至今没有被完全消除。
透过这件残缺头骨与少量出土遗物,我们可以拼凑出一点远古生活片段。
数万年前的资阳,沱江支流河谷水草丰茂,剑齿象、犀牛、各类鹿类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位 “资阳女性” 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依靠狩猎、采集植物果实为生。
从体质特征来看,资阳人的头骨特征,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存在不少相似之处,说明西南地区的晚期智人,已经显现出现代中国人部分体质特点。
它代表的,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四川盆地的本土古人群。
但也要客观看待:黄鳝溪地点并没有发现房屋、火塘、大量居住遗存,出土遗物数量有限。
我们只拥有头骨与一件骨锥,很难完整复原当时人群的社会组织、丧葬习俗。头骨为何埋在这里,是就地埋葬,还是后期水流搬运至此,学界至今还没有统一答案。
这也是这件化石最特别的地方,它抛出很多问题,等待更多遗址来给出答案。
在资阳人被发现之前,西南地区晚期智人实物材料十分稀缺。
这件头骨的出现,填补四川旧石器晚期人类化石的空白,证明数万年前,四川盆地就有晚期智人长期活动,不再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
同时,这次发现也带来现实层面的启发。
当年铁路施工偶然挖出古人类化石,让全社会意识到大型基建之下,地下埋藏着大量史前遗存,推动国内逐渐形成重大工程前期开展文物调查的工作思路。
当然,它也提醒我们考古研究的复杂性。
化石被工程扰动脱离原生地层,就会给年代、埋藏背景带来争议。
很多结论不是一锤定音,需要不断结合新遗址、新测年数据持续修正。
近些年资阳濛溪河等旧石器遗址陆续发掘,大量石器、动植物遗存出土,也正在帮助我们,进一步还原四万年前沱江两岸古人类的真实生活。
一件从铁路基坑重见天日的头骨,让我们看见,在三星堆青铜文明到来之前,四川大地上,早已上演过漫长的人类生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