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8月5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政府国资委、省总工会，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努力做到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

消息一出，立即上了热搜。然后，8月7日，河南暂时撤回了“领导带薪错峰休假”。

至少8个省（市）发过类似通知

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豫人社办〔2026〕53号）发布后，“得到社会关注，并提出意见建议。鉴于该文相关表述不够准确，程序审签不规范，待修改后予以印发”。

撤回并不影响热度。

根据笔者掌握的可能并不全面的信息，在河南这次发文以前，仅仅是今年以来，就至少已经有8个省（直辖市）出台了推动带薪休假的文件。

最早的是浙江，在1月份就发了文；然后是安徽和贵州在3月份，云南、山西、海南和陕西在4月份，天津在8月初，也都出台了相关文件。

但是要数河南这一次发文反响最为强烈。

原因可能在于，河南这一次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提倡和原则性的要求，而是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落实细则和问责机制，其中特别吸人眼球同时也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河南此次明确规定，单位主要负责人是落实带薪休假的第一责任人，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努力做到应休尽休、休满休足。

现实中，领导干部直接带头去做的事情，似乎鲜有不快速见效的。这一次，同样有理由预期，河南省（至少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带薪休假应该有很大机会实现应休尽休、休满休足的目标。

但是，应休尽休、休满休足其实只是表面的目标。这个表面目标即便达成了，也并不代表更深一层的宏观目标自动就能实现。

那么，这个更深一层的宏观目标是什么呢？通过推动带薪休假来促进消费。

因此，多休假只是手段，让人们有时间去多花钱才是真正的目标。但是后面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这得从头说起。

为什么带薪休假要领导干部来带头？

早在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就已经把“保障休息休假权益”列为消费环境改善提升行动之一了，该文要求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并鼓励年假与小长假连休。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是第一次。此后出台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也进一步提出落实带薪休假、鼓励弹性错峰休假。7月份，《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又提出，要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增强制度执行刚性。

带薪休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早在2008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就正式施行了，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落到实处罢了。

带薪年休假制度出台已经快20年了，为什么现在受重视的程度前所未有？原因不妨从这里找——

内需的重要性对于宏观经济无需多说。但是如果人们都不花钱，内需就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看，带薪年休假无疑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似乎能同时软化消费所面对的两个约束：收入和时间。

众所周知，消费不仅受收入约束，也受时间约束。就像一首多年前的流行歌曲中唱到的，“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只有让人们既有收入敢于消费，又有时间去消费，才能做到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带薪休假，字面上意义就是休假期间也有收入，对于促进消费这个目标来说，似乎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工具。

河南省这次的文件里其实也把这一点写得明明白白了，它鼓励以“周五半天+周末+年假”的方式，拼成3到7天的长假，并倡导避开五一国庆，选3到4月、9到10月错峰出行。

这几乎就等于在号召：给大家安排好假期了，请大家去花钱消费吧。

至于领导干部作为推动带薪休假的第一责任人，说到底离不开领导干部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责任人这层底色。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给人们赋予了“带薪休假”这个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行使与否，却在于个人的选择，而个人的选择，又会受到环境的约束。《新京报》的报道指出，贵州出台同类政策时，调研发现职工存在“不能休”“不敢休”“休不足”的倾向，而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否带头具有重要示范效应。

假如领导一直在岗，审批和考核评价又掌握在领导手中，那么职工就会担心依法休假会不会被认为是“工作不够投入”的表现。领导带头并承担责任，现实指向是把“休不休看领导脸色”转为按制度安排。

从行为分析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单位内部，可能存在两个稳定态，“大家跟着领导不休假”是一个，“大家跟着领导休假”是另一个。因此领导干部带头休假确实非常重要。

多休假未必敢多花钱

但是，让人们多休假的目标相对比较容易实现，让人们多花钱的目标却不那么容易。

从各省份出台的文件来看，目前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要求是最严格的，要求负责人带头，建立相应台账，并有相关的监督机制、考核指标和惩罚手段。

而对数量更多、雇用劳动者也更多的民营企业，也附上了一个限定语，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这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协商性的。当然，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严格要求，未来可能也会扩展到民营企业。

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假设真的实现了让人们多休假的表面目标，让人们多花钱的更重要的真实目标是不是一定能实现呢？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光靠增加休假时间，并不一定能够增加消费，因为更重要的始终是收入。分类讨论或许更直观一些。

首先是机关事业单位和部分效益良好的国企，假设所有措施都到位了，那么应该能够落实带薪休假。也就是说，对于这类单位的员工，假期多了，可以去消费的时间也多了，但是收入也多了吗？不一定。

在以往，这类单位的员工，由于带薪年假这项权利是一直存在的，且在理论上是可以休的，但是大多数员工选择不休，或者只休一两天。为什么这样？除了上面描述的“大家跟着领导选择不休”是一个稳定态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更加现实：因为不休年假可以给自己带来一笔收入。

法律规定，未休年休假应按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报酬。

大型规范民企的员工若休满年假，将失去放弃休假的经济补偿；而中小不规范民企的员工收入高度依赖加班费，休假意味着直接减薪，因而不愿休假。

上面的讨论表明，在劳动者（消费者）个体而言，多休假未必能拉动消费，因为休假不会增加收入，甚至可能导致收入减少。

当然，上面只讨论了收入的增减。但是可支配时间的增加，还可以使得同样数量的收入产生更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了更多的假期，那么他就有更充裕的时间去更好地安排自己和家人的休假、旅游和消费，那么即便他的收入没有增加，共消费数量也是有可能提高的。

而且，上面只讨论到了微观个体层面的一阶效应。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宏观层面的二阶效应也有可能会发挥作用。这可能正是政府决策者更加看重的：即便单个个体的消费没有增加，但是由于所有人都有更多时间去消费了，因而消费总量的提高，反过来也可能通过拉动经济增长，转而提高个体的收入。

不过，这个链条太长了，要想真正发挥作用，依赖于很多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很难满足。更好的选择可能是，在切实落实员工的带薪休假权（特别是在不休假时获得补偿的权利）的前提下，保留员工的选择权。

举例来说，假设某个员工有15天年假，那么他可以选择休5天假，同时获得不休10天的补偿。这样，他既可以增加休假时间，同时还有可能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如果以前不休也无法获得补偿的话），于是有机会增加消费。

在这个意义上，“应休尽休、休满休足”由于带有了一定强制性的色彩，反而可能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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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