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妹妹的案子迟迟没有开庭，长孙增理一个人开着车，想找个地方透透气。

天很蓝，云很淡，是难得的好天气。他拐进一个村子，把车停在村口。遇见晒太阳的老人，他递过去一根烟，站在路边攀谈起来。

这个村子距离他家不到二十公里，是杀害陕西女护士董某卉的凶手师某豪的老家。2024年6月，31岁的董某卉向长期施暴的男友提出分手，遭其割喉杀害。生前，家人发现她遭受家暴，曾报警求助。

半年后，同样的悲剧发生在长孙增理妹妹长孙苗苗身上。在忍受了长年家暴，多次报警求助、两次起诉离婚未果后，她被丈夫殴打昏迷，抛下土崖身亡。

来自同一个县城，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女性，在长孙增理脑海中重叠。2025年11月这个下午，他突然想来看看那位凶手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个下午。

此后，更多关于家暴致死案的报道闯入他的视野：2025年6月，四川泸州54岁的祖祥翠，报过警、找过妇联，被长期施暴的丈夫用菜刀杀害；2023年5月，湖南刘宝美因家暴报警后，逃往东莞弟弟家，丈夫追来，杀害了她和弟媳；2021年1月，湖北阚某芳遭家暴多年，找过妇联、社区，在第二次起诉离婚期间遇害。

每当看到评论说“她尽全力去逃了，但是还没逃掉”，长孙增理就止不住哽咽。

2026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第十年。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曾统计，2016年-2019年，公开报道中，家暴案导致1214人死亡，其中至少有920人为女性，占76%——平均每五天，至少有三名妇女因家庭暴力致死。

我国反家暴制度在不断完善。202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扩大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2024年，九大部门出台意见，进一步细化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这也直观体现在数据上：2016年到2021年，全国五年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9.5万份，而2023年一年，就开出近10万份，显著提升。

即便如此，依然有家庭暴力受害者在生前求救时，没能得到有效帮助。

凤凰网接触了长期处理家暴警情的一线民警、基层法院办案人员，以及反家暴领域的律师和学者，沿着家暴致死案受害者生前的求助轨迹一路追问，看到了庞大的系统惯性下，基层执法人员的困惑，也看到了《反家庭暴力法》10年落地过程中，支持系统究竟堵在了哪里。

遇害前四个月，长孙苗苗报过警。那天，长孙增理正在工地干活，接到妹妹声音发颤的电话。他顾不上别的，反复安慰她别怕，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警察。报警后的每一步，他都在电话那头陪着妹妹。

就在前一天，丈夫张鑫强行将长孙苗苗拽上车，反锁车门，开往70多公里外的偏僻山沟。报警录音里，她说周围没有人，只有野狗在叫。直到凌晨两点，她才回到家，腿上、胳膊上满是伤。她说一回想就身体发抖，她还提到丈夫之前动了刀，说“要去杀妈妈和哥哥家的小孩”。

民警没有置之不理，专程从县城赶来。“这边路程可不近，我们几个人也忙了一整天。”录音里，民警这样对妹妹说，“今晚我当着他们一家人（指长孙苗苗婆家）的面，去你住处，把事情说开……咱劝和不劝散。”

为什么妹妹遭受的暴力和恐惧，比不上“劝和”重要？很长一段时间，长孙增理想不明白。

像他一样，受害者家属往往对民警的处理方式存有疑问。2024年陕西女护士割喉案中，父亲董守仁曾看到女儿董某卉脖子和手腕上的伤，得知系其男友所为，坚持报警。他向凤凰网回忆，做完笔录后警方答复他，这是“家庭矛盾，感情纠纷”。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2021年云南宣威纵火烧妻案，父亲拿起刀时，儿子报警，“警察说这是家庭纠纷，管不了”。2020年拉姆案中，前夫持刀闯入家里，说要杀害全家，家属报警同样被告知“这是家务事，管不了，让我们自己解决。”

“如果警察在现场说‘这是家务事，管不了’，被当事人录下来，这个警察会摊上事”，一线民警赵峰对凤凰网说，近年执法在规范化，直接将家暴警情说成“家务事”，不是规范的执法用语。

事实上，法律划出了“纠纷”和“暴力”的界限。《反家庭暴力法》里提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只是基层执法人员改口容易，改掉执法惯性难。实际落实到基层办案，一线民警向凤凰网呈现了“家暴”警情的复杂一面。

赵峰在一线工作10年以上，自认是会规范处理家暴的那一批民警。在他身上能看到一种矛盾，他认为不能轻易放过施暴者，同时不断被各种因素拉回“调解”的惯性思维里。

赵峰说话时，偶尔冒出一些老派的表达，会顺口说：“有些警情，就是女同志太蛮横了。”追问原因，不过是男方聚餐完，“回去没洗澡就睡了”，根本只是两口子在吵架。

但他清楚，家暴远不是吵架那么简单。在他辖区的派出所，家暴警情高峰时能占总出警量的1/4，超过一半是真“动了手的”。

按照规范处理流程，头一回报警的，哪怕只是被扇了一巴掌，赵峰都会按照告诫制度给施暴人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下称告诫书）。更严重的暴力，他更倾向于行政拘留处理，“一次就到位”。

他接触的家暴警情里，约五分之一为“重复报警”，他也希望能一次出警就把事情了结。毕竟重复报警意味着矛盾没有真正化解，影响考核，“上面会问，这个警为什么没有处理好”。

可行政拘留大多数情况下很难落实。

他说，有报案人是为了让警察来骂骂施暴者，出出气，不是真想让对方“进去”；也有报案人是为了拿到警方出具的“罚款决定书”，为后续离婚诉讼留证据，这相比于拘留施暴者流程更快；也有报案人被反复殴打，实在受不了才报警，可真到行政拘留施暴者那一步，又会因为不忍心而放弃追究。

如遇到双方有孩子的情形，考虑孩子受父母影响，行政处罚有时陷入两难。遇到坚决要严惩施暴者的报案人，赵峰会先问“有没有孩子”，接着提个醒：“任何一方受到行政处罚，将来孩子考公、政审，可能会受影响。”此话一出口，至少一半以上的人会“算了”。

除了受害者的犹疑之外，另一股力量来自民警自己。

一方面是观念本身。赵峰提到，直到现在，抱有“这是家务事管不了”观念的基层执法人员，“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是工作时长。家暴警情的后续处置很耗时。“太忙了”，他说，办案只是民警的工作之一，早上要为学生守护学岗，晚上要巡逻。家暴警情大多发生在凌晨酒后，民警赶过去，如果不当场调解，而是当案件办理，光是受案、询问、取证就得三四个小时，如果要行政拘留，还得带受害者去医院验伤，再把施暴者送拘留所，又得花两三个小时，一个通宵就过去了。

于是，忙了一天，面对可能反悔的报警人，不少民警更倾向于选择调解， “调解最省事，做一个笔录就行了”。但赵峰个人并不赞同简单粗暴的“调解了事”：“后面万一打太狠，出人命了呢？”

再加上部分地区，矛盾纠纷的高调解率、化解率，本就被纳入派出所或社区民警的绩效考核里，接到家暴警情后，调解就成为一种低成本的解法。

赵峰提到，自己的方式已经是规范处置，九成家暴警情都能在现场解决。

“调解”，正是长孙增理在妹妹死亡后最无法释怀之处。他回忆，妹妹报警后，民警先去了丈夫张鑫家，打电话让她过去，劝和的态度明显。“如果不是到了那个程度（指求助保命），我报警干嘛？”

那次报警最终还是以“调解”收场。直到悲剧发生，为妹妹的事奔波，长孙增理才知道报警后应该要做伤情鉴定，这是保留证据的重要途径，也是行政、刑事拘留重要参考依据。他懊悔自己“法律意识不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些。

不过，即便受害者伤情达到了“刑事拘留”的标准，后续的司法链条也未必走得通。

另一位在基层办案20年以上的民警告诉凤凰网，这两年他按程序较过真，受害者的伤情经鉴定构成轻伤，施暴者涉嫌故意伤害罪。他依法立案侦查，并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不批（指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案件情节轻微，没有逮捕必要。

他还遇到过的情况是，即便迈过检察院这一关，“法院也是不判的”，“认为不构成犯罪，层层退回，前功尽弃”。

他和司法系统的人探讨过原因，对方提出一种担心：在家暴致伤案件中，如果直接给施暴者判刑，但双方没离婚，等刑满释放，双方感情难以维系，很难共同生活，而且一方留有刑事记录，会影响子女，“孩子当不了兵、考不了公了”。

如此一来，干预家暴又回到了原点。“这不是单纯公安的惯性问题”，他说。

当报警无法让施暴者付出代价，长孙苗苗剩下一条路，离婚。同样的系统惯性，等在前头。

长孙增理文化程度不高，但爱看书，算是妹妹身边会拿主意的人。这次报警后，他教妹妹一步步攒证据，受伤照片、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虽然这不一定是法律认可的“铁证”，但他相信，把事实摆出来，婚一定能离成。

遇害前的三个月，妹妹第一次起诉离婚。开庭当天，法院劝和，让撤案。妹妹舍不得孩子，打电话问长孙增理，他答“听国家机关的吧”。他很后悔，以为撤诉也算“告过一次”，以为只要再起诉一次，按惯例也能离了。

两个月后，长孙苗苗第二次起诉。这一次，她态度坚决，为证明家暴，递上医院显示有“焦虑性躯体恐惧”的诊断，手臂和腿上的淤青照片，还有和丈夫张鑫“打你是我的错，我的错我改”等聊天记录。

但法院依然没判离婚，理由是“夫妻感情尚未破裂”。14天后，长孙苗苗遇害。

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家暴认定，要穿过一道窄门。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曾分析2017年-2020年1073份涉家暴的离婚判决书，只有66份判决认定存在家暴，仅占6%。即便认定存在，仍有25%没有判决离婚。多数案件被归为“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

“如果有非常齐全的证据证明存在家暴，我一般会判离。”在基层法院工作六年的民事法官张薇薇对凤凰网打了个比方，“我们像厨子，只负责炒菜，食材需要当事人自己准备”，但家暴离婚官司，难就难在提供证据上。

她说，许多原告没有保留证据的意识，而一些人自认为的“家暴铁证”，在法律上证明力并不够。比如长孙苗苗案，尽管同情她的遭遇，但就证据本身的力度来看，淤青照片可以证明受了伤，却未必能证明伤是配偶造成的。

更强有力的证据应该是监控拍到的家暴画面，即便没监控，挨打后立刻报警，在警察做笔录时明确要求对方承认存在家暴行为，事后去验伤，证明伤害程度，“这些环节缺一个，都会极大影响证明力”，张薇薇表示。

证据门槛之外，家暴案件在基层法院中，还存在一种审判惯性。

柳月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一座县城的法院里担任法官助理，已经独立处理案件，在她五年的一线实践里，只要被告坚持不愿意离婚，没有一起家暴离婚案在第一次诉讼时能成功离婚，“即使存在严重家暴行为”。

尽管《民法典》里明确规定，实施家庭暴力，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家暴案里，原告会提供报警记录、住院病例，但柳月经手的案件里，她“没有启动过家暴鉴定程序”，哪怕原告已经提交了充分证据，程序也不会开启。

理由很现实。“第一次本来就不会因为家暴判离，又何必去做家暴鉴定？”柳月说，第二次按照“惯例”会判离，也不用做鉴定。

这几乎成了她工作中一种默认的办案路径。这种惯性甚至渗透进判决书的写法。柳月对这套模板烂熟于心，“写他们如何相识，如何登记结婚，如何生子，最后写两人感情还不错，所以不要离婚”。至于庭审中原告反复提到的家暴，“如果第一次就是不判离，（判决书里）是不可能写‘家暴’的”。

第二次诉讼不判离的情况也存在。柳月经手的一起案件里，一名长期遭受丈夫家暴的女性第二次起诉离婚，庭审现场，被告突然情绪失控，当庭威胁原告：“如果法院判我们离婚，我就砍死她，也砍死你们法官。”最后，法院没有判离婚。

“他（被告）已经这么极端了，我们担心原告的人身安全，也担心法官自己的安全。”柳月说。

这种对暴力升级的恐惧，在家暴案件中反复出现。据澎湃新闻报道，2026年5月，云南镇雄县一女子因家暴多次起诉离婚，但法院均以“感情未完全破裂”驳回。这之后，其丈夫潜入该女子父母家中，将两位老人刺成重伤后逃跑。

柳月表示，自己和法官只是没有话语权的基层人员，即便“有些法官思想比较新潮，一审坚持要判离，不愿离婚的一方一上诉，中院也可能改回来”。在她看来，第一次诉讼难判离，“既然已经成为行业惯例，我们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改”。

这类办案惯性也与基层法院巨大的工作量有关。

“法官的工作强度真的超出想象”，张薇薇说。她所在的法院，2025年目标是月均审结50件，全年600件，比前一年全国法官人均办案量高出七成。这意味着，一名法官每个工作日要完成两三份裁判文书，还要照常开庭。最忙时，她一天开四个庭，即便最简单的案件，庭审也至少要一小时。

案件积压，人手紧张，而一旦判决离婚，法官还要再处理后续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问题，“大家当然愿意少处理一点难题”。因此，张薇薇有时会建议急于离婚的当事人，就只起诉离婚，财产分割等另案处理，“这样判离的可能性，会稍微高一点”。

证据门槛，叠加“不轻易判离”的审判惯性，都让家暴受害者的离婚之路艰难。

长孙增理至今仍为妹妹第一次撤诉而懊悔：“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错在我这里”。本来他还盘算好年底回家，一家人再商量商量。他相信总有办法离掉，但没想到，一切都来不及了。

柳月读过长孙苗苗的案情，她陷入了困惑：“就算当时法院判离了，她就能逃过危险吗？”

但她很快想明白，判决代表的是一种可能和态度。如果在实务中，“一旦确认家暴，第一次诉讼一定会判离。”她说，这代表着司法“对于家暴零容忍的态度”，只要能严格践行，可以切实改善很多人的处境。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会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通过案例强调“对于认定家暴事实的，迅速做出离婚判决”。但要在深厚的系统惯性中践行“零容忍”，依然前路漫漫。

2026年5月第一次开庭，长孙增理见到了被控杀害妹妹的凶手——曾经的妹夫。让他胸口发堵的是，一年多不见，凶手看起来“还长胖了”。

他说，妹妹拼尽全力求一条生路，可悲剧发生前，施暴者没有因为任何一次暴力行为，付出过实实在在的代价。

沿着长孙苗苗们的求助轨迹追问，公安机关倾向调解、法院不轻易判离，背后是一线人员观念惯性、工作繁重和案件复杂性在相互交织。

“最终还是要回到制度。”张子男是宁大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长期承接家暴案件，接触过大量基层办案人员。他认为，把干预失效简单归咎于某个机关，这不公平，也让讨论陷入对立。

在他看来，用刚性制度来排除个人观念干扰，才能真正改善受害者的求助困境。而当前的症结在于，法律授权不足、程序指引不清，才导致部分基层人员“我能管就管，不能管就不管”。

过去十年，中国以《反家庭暴力法》为基础的制度不断完善，成效明显。

邓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关注反家暴，多次参与立法修法咨询。在她看来，《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就是“非常勇敢的社会行动”，以法律的形式向全社会宣告：暴力不会因发生在家里而被容忍。此后制度细化，也为干预家暴提供了具体的法律工具。

以《告诫书》的应用为例，它为情节较轻的家暴提供了介入手段。民警赵峰记得，一个五十多岁的装修工，大热天里嫌老婆唠叨个没完，抬手就扇了她一巴掌。老婆报警，他到了以后开出《告诫书》，“那人接的时候，手一直在抖”。这份国家公权力盖章的书面警告，“有震慑性”。

只是，制度落地还有待改进的地方。李莹是北京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从事反家暴工作超20年，她将实践中的偏差归纳为两种。

一种是“该发不发”。她有当事人被丈夫当街殴打后，申请《告诫书》，警方以“担心激化夫妻矛盾”为由拒绝。她还遇到过几次作为律师去交涉，才为当事人要来的情况。

另一种是“该罚不罚”。李莹介绍，《告诫书》针对情节较轻的家暴，不能替代行政处罚，更不能替代刑事追责。她代理过一个案子，施暴者将受害者打到眼眶骨折，鉴定为轻伤二级，达到故意伤害案件的刑事立案标准，处置却仍停留在一纸《告诫书》，措施没有升级，施暴者继续施暴。

与之类似，下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下称保护令）面临着更复杂的难题。这是法院发出的民事裁定，可以禁止被申请人实施暴力，以及骚扰、跟踪申请人。在实践中，无论是人力投入还是措施的强制效力，都还有所不足。

邓丽提到，对比告诫制度，保护令的执行细则有待完善：法院签发后，由谁来持续监督？如何及时查处？她透露，保护令制度的设计之初，就面临着谁来执行的难题，“它的效力应该比告诫更高、更强，但现在执行力度，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

这些工具在现实中面临“有态度、难落实”的深层困境，受害者及家属的感受最直接。妹妹去世后，长孙增理才第一次知道告诫书、保护令的存在。他并不熟悉法律条文，但妹妹血淋淋的代价让他朴素地认为，“制度要严一点，该抓的人抓，该判的人判”。

张子男认为，核心问题是，《反家庭暴力法》影响力巨大，但它更像一份“宣言”，亮明了态度，却缺乏更明确的制度性和惩罚性的条例。

尽管其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它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衔接，仍未打通。“家暴执法难，就难在这。”他表示。

现行家暴案件的处置机制呈现阶梯式——从告诫到治安处罚，再到刑事追责——这在实践中极易卡壳。对于单次未达轻伤、又难认定为虐待的反复施暴，只能停留在告诫或者治安处置层面，而后者在实践中又容易被引向“调解”。

至于刑事追责，张子男介绍，家暴目前主要适用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伤害罪刑事追诉通常高度依赖伤情鉴定，虐待罪则受限于情节恶劣的程度，都是以造成的结果为追诉前提。以近期受关注的商文娟案为例，她遭受家暴长达13年，丈夫最终是因“虐待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张子男转述，一线民警也有困惑，面对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管到哪一步、依据什么标准采取强制措施，仍缺少足够统一且刚性的指引。“不是基层民警不负责，而是没有法律性的背书和依据，会造成管了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补上了一处断点，首次将“拒不执行告诫书”明确列为治安违法行为，列明处罚细则。

在他看来，这是一大进步，但对于危害程度更高的恶性家暴，刑法层面的回应仍显不足。

因此，张子男一直呼吁，将持续、反复施暴所造成的危险性纳入刑法评价，改变目前只能套用故意伤害罪或虐待罪等罪名的现状。制定更明确的认定和裁量标准，才能减少个人观念对执法的干扰。

2025年，全国政协委员张凯丽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她建议考虑增设“家庭暴力罪”，明确构成要件和量刑幅度。

不过，是否需要为家暴增设独立罪名，目前还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家暴中的杀人、伤害，现行刑法中已有相应罪名，可以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能否真正填补制度空白，也需要更严密、审慎的论证。

事实上，不论是采用什么手段，各方指向的是同一个结果：必须让不同严重程度的家暴，都有清晰、可执行的处置路径。

“就像医生治病”，李莹说，即便再好的药也无法治愈所有癌症，但制度的意义，就在于能让绝大多数问题“有依据可解决，有机制可解决”。

回到那个下午，长孙增理来到董某卉案凶手师某豪的老家。村子里很安静，老人们聊庄稼，拉家常。阳光和煦，空气清凉，可看着眼前这些普通的面孔，长孙增理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情绪。

“你没有跟一个人生活过，永远不知道他有多恶，或者有多善。”他说，就像初见张鑫时，绝不会想到这个普通的男人有一天会成为杀害妹妹的凶手。

在他看来，如果暴力得不到约束和惩罚，恶就会在漫长的沉默和纵容中，悄悄长成日常。

妹妹遇害后，长孙增理不断追问着悲剧的根源。他思维敏捷，喜欢琢磨。妹妹遇害后，他翻阅了大量的家暴案报道。每一件案子，他都看到了施暴者不断挑衅法律和道德的底线，直到暴力彻底失控。

说到这里，他忽然停住，沉默两秒，“我也有过家暴”。

长孙增理第一次动手，是在亲戚结婚那天。他说，当天妻子又因疑心他拈花惹草而闹了起来，他认为那是妻子的控制欲，这让他恼火，争执不下，“打了她几拳”。

他说后来还有过好几次对妻子拳脚相加，其中最严重的一次，让妻子彻底对他绝望，回了娘家。他给她道歉，点外卖，以为认了错、她消气，这件事就翻篇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道歉并没有走过心。

2019年7月12日，两人和平离婚。在这之前的五个月，他说花费无数，来回奔波，只想把妻子追回来。有一回，他抱着孩子找到她的出租屋。妻子很生气，认为这是在拿孩子要挟自己，但长孙增理不肯承认。最极端的一次，他用自残的方式，想要看看妻子是否还在乎他，吓得她那晚凌晨打车回了家。

“我跟他（张鑫）比，能好到哪去？”妹妹的案子发生后，他在张鑫身上看见了曾经的自己。区别只在于，张鑫失控了，实施了更加恶劣的暴力行为。

这种对“恶”的深刻警惕，或许正源于某种隐秘的自我审视。

长孙增理说，让他停下来的，不只是离婚，还有父母、亲戚一遍遍劝他停手，表哥动手教训过他。他才一点一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他承认，这段叙述已经美化过了，之所以敢讲出来，是想说，不是每个施暴者身边都有人愿意制止；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在暴力发生时站到受害者那一边。

“施暴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受害人’。”蒋月是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长期深耕反家暴实证研究，她解释，这里的“受害”并非减轻其责任，而是指部分施暴者因家庭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认知偏差和心理问题。她在调研中发现，即便民警到场，有的施暴者在未喝酒、清醒状态下态度依然嚣张，“指责受害者报警把警察招来家里，他没有认识到家暴违法”，而这，正需要干预机制来矫正。

作为曾经对妻子实施暴力的人，长孙增理承认，“特定关系”里使用暴力比朋友之间打架更频繁，因为在家“打了不用负任何的责任”。这是一种因惩罚缺位而产生的“心安理得”，对暴力的容忍，让暴力一次次重复上演，直到某一天，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妹妹一次报警后，他听说妹夫张鑫当着家人的面掐住妹妹的脖子，使劲摇晃她说，“我都已经给你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做”。

这让他想起儿时的一幕。他在麦田边捡到一根两三米长的树枝。粗细合手，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和一旁的伙伴为了争抢它扭打。多年后，他仍记得自己动手时的状态，越打越兴奋，身体发抖，几乎停不下手。

如今回看，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暴力带来的瞬时权力快感。

现实中，暴力酿成了桩桩惨案，那些被家暴悲剧改变命运的人，仍要在废墟中继续生活。

两年过去，董守仁一提起遇害的女儿，还是止不住哽咽。他告诉凤凰网，自己仍不敢踏进医院，看到穿着白大褂的身影，就会想到当护士的女儿董某卉。

刘宝美的弟弟刘阳，整夜失眠，如今还在四处奔走，想为家人讨回公道。2023年5月，姐姐不堪家暴，报警后逃来东莞自己家躲避，却被丈夫追上门杀害，刘阳的妻子上前呼救也没能幸免。两条命，凶手二审改判死缓，他咽不下这口气。

成都小谢是少数幸存者。2023年4月，最后一次被打成重伤抢救出院后，她在枕边放一把刀才敢合眼。她不敢背对卧室门，不敢进入深度睡眠。直到丈夫贺某阳被判刑入狱，她才慢慢感觉安全下来，在一个普通的一天，把刀放回了厨房。

生活终究要向着光亮走。和前妻分开已经7年，长孙增理也有了新的陪伴。问起这些年是否再对身边的人动过手，他说：“没有。”

他顿了顿，像是对自己又说了一遍，“没有”。

应对方要求，文中赵峰、柳月、张薇薇

董守仁、刘阳、小谢为化名

作者 李秋涵 ｜ 编辑 燕青

排版 魏蔚 ｜ AI制图 丛敏

1. 一桩事先张扬的杀妻案，黄依琳，新京报，2026年6月29日

https://mp.weixin.qq.com/s/pgqaj3e2_4AifANaxMB4dQ

2. 河北孟村，一个“完美妻子”之死，王雯清、王之言，凤凰网，2025年9月5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2395401605573178&wfr=spider&for=pc

3. 警察持刀杀害闪婚妻子，曾多次家暴并写保证书，被害人女儿发声，谢茂，极目新闻，2025年9月27日

https://news.ifeng.com/c/8mzFTxEXEft

4. 从家暴到割喉，女护士五年的“漫长死亡”，高敏，凤凰WEEKLY，2025年11月22日

https://mp.weixin.qq.com/s/p_PUs4BGB2dUlIb257eY4A

5. 妻子逃离家暴，男子跨省求和不成杀妻及妻弟媳，二审改判死缓！死者家属均表示不服，决定申请再审，韦星，红星新闻，2025年5月16日

https://mp.weixin.qq.com/s/iXWp2YYuPmoKdVlLapRNPQ

6. 两年被家暴16次，受害者小谢的自我救赎，李晶晶，北青深一度，2024年12月29日

https://mp.weixin.qq.com/s/AafFVHAIy7OH6LRqLEffQQ

7.内蒙古男子“酒后打死妻子”背后：家暴认定与量刑之争，隋坤，新京报，2024年1月9日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04719944169834.html

8. “闪婚”女子不堪家暴起诉离婚被丈夫杀害曾多次留遗书安排后事，苏定伟，封面新闻，2021年11月13日

https://www.thecover.cn/news/bSo3z5BUJ2Q=

9. 控诉“父亲烧毁母亲”，一位年轻人与乡村的决裂，吴淑斌，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8月18日

https://news.sina.cn/2022-08-18/detail-imizirav8669084.d.html

10.被夺去生命的拉姆，吴淑斌，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10月22日

https://zx.sina.cn/2020-10-22/zx-iiznezxr7526157.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