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凤凰卫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21日，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宣布，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土方指控后者涉嫌在拦截驶往加沙的人道主义船队过程中犯下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罪行。虽然“红色通缉令”本身不具有国际逮捕令的法律强制力，但这一举动再次将持续升级的土以冲突推到台前。

就在土耳其启动相关司法程序的几天前，以色列刚刚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Abu al-Duhur）空军基地。以方称，袭击与土耳其可能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有关，并警告不会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叙利亚南部延伸。土耳其则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叙方也否认土耳其计划在该基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

8月18日，以军空袭后的叙利亚阿布杜胡尔基地。（图源：路透社）

土以之间的龃龉亦影响到叙利亚的外交进程。8月23日，在美国的斡旋下，叙利亚与以色列在约旦举行高层会谈，讨论停止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恢复安全谈判以及建立新的安全安排。叙方明确把“避免土以矛盾影响叙利亚”作为这轮接触的重要议题。

8月24日，《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以色列安全部门的评估称，土耳其仍被视为以色列的“竞争者”而非“敌人”，但随着中东地区力量格局变化，这种关系随时可能发生转变。以色列安全部门认为，土耳其正试图强化一个具有反以色列倾向的逊尼派力量轴线。

从曾经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伙伴，到在加沙问题上针锋相对，又在叙利亚争夺地区影响力，土以关系何以至此？

以色列方面认为，土耳其正试图强化一个具有反以色列倾向的逊尼派力量轴线。（图源：Flash90）

土以关系一度亲密

如今土耳其与以色列剑拔弩张的关系，很容易让人忘记一个事实：两国曾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埃尔多安本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将以色列视为敌人。

1949年，以色列建国不到一年，土耳其便正式承认以色列，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虽然土耳其始终宣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利，土耳其也需要顾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两国间始终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外交联系。冷战时期，两国都将彼此视为可以合作的地区力量，在1950年代甚至秘密讨论建立针对共同地区对手的安全合作机制。

真正让土以关系发生质变的是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发生变化，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对叙利亚、伊朗以及地区安全威胁的判断上出现越来越多交集。尤其，当时叙利亚被土耳其视为重要安全威胁，而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长期活动于叙利亚境内，土以两国在安全和情报领域的利益进一步靠近。

1996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合作范围包括军事人员交流、联合训练、情报合作以及国防工业等。随后，以色列开始帮助土耳其升级军用飞机等装备，两国还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色列军机获得在土耳其领空进行训练的机会。

对以色列而言，与土耳其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同时处于中东和地中海战略要地的穆斯林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可以突破自身在地区的外交孤立；对土耳其来说，以色列是其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加强军队现代化的重要伙伴。

这种合作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1990年代，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和旅游往来也迅速增长。双边贸易额从1980年代末的数千万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约20亿美元，大量以色列游客前往土耳其旅游，两国企业开始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大合作。土以逐渐打造了一个由军事、安全、贸易和旅游共同支撑的利益网络。

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为土以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政治空间。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土耳其加强与以色列乃至巴勒斯坦方面的接触。1994年，时任土耳其总理奇莱尔访问以色列，这是土耳其政府首脑首次访问以色列。此后，两国高层互访不断。

1997年4月9日，以色列外交部长戴维·利维（左）访问安卡拉，与时任土耳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奇莱尔签署协议后握手。

埃尔多安上台初期，这种合作关系也没有发生改变。虽说他比此前的土耳其政府更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但也没有立刻将以色列视为敌人。恰恰相反，2005年，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埃尔多安访问以色列，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举行会谈，并提出希望在巴以冲突中发挥调解作用。

当时，埃尔多安希望把土耳其塑造成一个能同时与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保持沟通的地区调停者。2008年，土耳其推动以色列与叙利亚举行间接谈判。埃尔多安甚至参与穿梭协调，推动双方就戈兰高地等问题谈判。

战略伙伴走向对立

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恶化，并非由某一次事件突然造成，而是巴勒斯坦问题、地区力量竞争以及两国政治路线变化长期叠加的结果。

2008年至2009年的加沙战争，是土以关系恶化的重要转折点。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为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辩护，埃尔多安当场反驳，随后离席。

真正让两国关系跌入低谷的，是2010年发生的“马维·马尔马拉号”（Mavi Marmara）事件。同年5月，这艘载有土耳其公民的人道主义船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以色列特种部队登船后造成8名土耳其公民和1名土耳其裔美国人死亡。土耳其要求以色列道歉并向遇难者家属进行赔偿，以色列拒绝了这一要求。2011年，土耳其进一步降低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级别，并暂停军事合作。

在欢迎“马维·马尔马拉号”游轮的仪式上，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挥舞着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国旗。（图源：路透社）

此后，两国多次尝试修复关系。2013年，在美国的斡旋下，内塔尼亚胡就“马维·马尔马拉号”事件向埃尔多安致歉；2016年，两国达成协议，试图恢复外交和经贸关系；2022年，双方再次恢复全面外交关系。

然而，这些和解并没有消除两国之间更深层的矛盾。随着巴勒斯坦问题重新激化，以及土耳其在叙利亚等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土以之间的摩擦从外交争执逐渐演变为更直接的战略竞争。

巴勒斯坦问题之所以成为土以关系中最持久的矛盾来源，一方面在于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逐渐将支持巴勒斯坦塑造成地区外交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于，土耳其与哈马斯之间长期保持着政治联系，这是以色列难以接受的红线。

对土耳其而言，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是外交议题，也与其争夺中东政治影响力密切相关。埃尔多安长期将土耳其塑造成一个既能代表穆斯林世界，又拥有与西方沟通渠道的地区大国。这一定位下，对以色列的批评既是土耳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立场，也是其争取地区政治话语权的重要方式。

因此，针对以色列在加沙采取的军事行动，土耳其的立场愈发强硬，从要求停火、推动谈判，转向指责以色列犯下战争罪和“种族灭绝”。

埃尔多安长期将土耳其塑造成一个既能代表穆斯林世界，又拥有与西方沟通渠道的地区大国。

2023年10月7日以来，这种矛盾全面爆发。埃尔多安拒绝将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而将其描述为争取自身土地和权利的“抵抗组织”。土耳其还加入了南非对以色列发起的“种族灭绝”诉讼案，并于2024年宣布停止与以色列的贸易。同年11月，埃尔多安宣布不再维持土以之间的外交关系。

以色列的立场则截然相反。土耳其长期接待哈马斯成员并允许其进行政治活动，使以色列对安卡拉的警惕逐渐从单纯的外交分歧转向更直接的安全问题。

这一过程中，埃尔多安与内塔尼亚胡作为两国领导人，不断通过公开演讲、媒体采访和社交平台相互攻击。随着加沙战争持续，两人的公开交锋愈发激烈，个人之间的政治对立，逐渐成为土以关系恶化的一个鲜明注脚。

这种个人化的对立放大了两国原本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对埃尔多安而言，强硬批评以色列能强化其在土耳其保守派、伊斯兰主义者以及更广泛穆斯林舆论中的政治形象；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将埃尔多安塑造成一个支持哈马斯、试图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对手，同样能嵌入以色列长期以来的安全叙事。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体现了土以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叙利亚则让这种矛盾变成更直接的地缘战略竞争。土以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利益分歧由来已久，但叙利亚内战以及此后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正不断放大这种分歧。

尤当阿萨德政权于2024年倒台后，叙利亚出现新的权力重组，土耳其凭借长期以来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成为影响叙利亚政治、安全和军事重建的重要外部力量。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重新评估叙利亚北部和南部的安全环境。

土耳其希望建立一个与自己保持密切关系，同时能限制库尔德武装影响力的叙利亚政府，并推动叙利亚重新建立具有一定军事能力的国家体系。以色列则担心，一个得到土耳其军事支持、重新恢复军事能力的叙利亚，会改变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安全格局。随着土耳其参与叙利亚军队重建、提供武器和无人机，并讨论扩大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以色列的担忧不断加剧。

这种变化在今年变得相当具体。8月18日，以色列空袭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以方称，叙利亚准备允许土耳其军队进驻该基地，这可能改变当地的安全格局，因此必须阻止这一军事部署；土耳其则否认其军事存在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并指责后者侵犯叙利亚主权。

这意味着，土以之间的矛盾不再局限于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对立，而进入了双方军事力量发生直接碰撞的阶段。

更值得关注的是，土以竞争反过来影响了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外交进程。美国斡旋下的叙以接触，不仅要讨论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以及双方的安全安排，还要面对土耳其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近日提出，需建立以色列、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的沟通和“去冲突”机制，避免三方之间因军事行动和战略误判发生更严重的冲突。

2025年5月24日，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在土耳其会见叙利亚总统沙拉。（图源：欧洲新闻图片社）

埃尔多安的战略计算

正由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发生了结构性错位，加沙战争和叙利亚政局剧变，把原本还能被经济利益、美国因素和共同安全利益压住的矛盾，一下子推到了台前。

即便如此，埃尔多安想要的并非一场真正的土以冲突，而是通过持续向以色列施压，扩大土耳其在叙利亚战后秩序中的议价空间。某种意义上，土耳其对以色列采取的是一种“双轨策略”：在政治和司法层面不断升级对抗，强化自身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地区影响力；在军事层面则尽可能避免直接碰撞，尤其避免与以色列发生不可控的军事冲突。

眼下，土耳其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及相关人员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虽然这一程序的法律效力并不等同于国际逮捕令，也不意味着内塔尼亚胡会因此面临实际的跨国拘捕，但它仍是一种相当明确的施压工具。安卡拉可以借此增加以色列政府的外交和政治成本，同时向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以及巴勒斯坦社会展示土耳其的立场。

但在军事层面，安卡拉没有表现出希望与以色列开战的意愿。在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后，土耳其虽然强烈反对以军的行动，并坚持继续支持叙利亚军事能力建设，却没有将这次袭击升级为军事对抗。

这反映了土耳其相当现实的战略计算。对埃尔多安而言，叙利亚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与以色列进行一场没有明确收益的军事冲突。安卡拉希望在后阿萨德时代保住自己对叙利亚政治、安全和军事重建的影响力，同时压缩库尔德武装在叙利亚的活动空间，确保未来的叙利亚安全体系不会脱离土耳其的战略影响范围。

以色列担心的，也不只是土耳其在叙利亚拥有几个军事设施，而是一个更大的战略变化：眼睁睁看着土耳其逐步成为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安全秩序的参与者，甚至塑造者。对于希望限制叙利亚军事能力，同时确保自身北部安全纵深的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阻止的趋势。

反过来，对土耳其来说，如果以色列可以通过军事打击阻止叙利亚恢复军事基础设施，意味着其获得了影响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否决权”，这恰恰是安卡拉不愿接受的。因此，比起与以色列开战，埃尔多安更希望实现的是另一件事：让以色列承认，土耳其已是叙利亚战后秩序中无法绕开的力量。

此外，土耳其虽然拥有强大的地区军事能力，但也是北约成员国，美国仍是影响土以关系以及整个地区安全格局的重要外部变量。如此背景下，如果土耳其能在叙利亚拥有足够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以至于以色列在制定叙利亚安全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安卡拉的反应，土耳其就已获得了它想要的战略筹码。

换句话说，军事存在本身不是土耳其的最终目的，将军事存在转化为政治议价权，才更符合安卡拉的利益。

与此同时，叙利亚也不希望成为土以竞争的战场。8月23日，在美国的斡旋下，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以色列高级代表团在约旦举行高层闭门会谈。此次会晤由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与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局长戈夫曼领衔，核心目标是平息近期因以军空袭引发的紧张局势，并探索恢复安全协议谈判的可能路径。

希巴尼直言，过渡政府“目前并不信任以色列”，但为了防范冲突外溢、保障国家安全，叙方仍选择保持外交大门敞开，并敦促以方抓住“历史性机遇”。

8月22日，叙利亚外交部长希巴尼在大马士革接受采访。（图源：路透社）

美国近期推动土耳其、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建立“去冲突”机制，本身说明，土以之间在叙利亚的竞争已经严重到需要外部力量介入、专门控制误判和冲突风险。

但对埃尔多安而言，建立这一机制未必完全是坏事。只要土耳其被纳入这一机制，就意味着安卡拉在叙利亚的存在已经成为各方都无法忽视的现实。

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所指出的，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竞争已成为一种结构性制约因素，几乎影响着所有地区议题——叙利亚、东地中海、华盛顿的游说活动以及红海-非洲之角走廊。换言之，土以关系如今不只是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而是已成为影响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条重要变量。

作者：黄瑜珊

编辑：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