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着光华大学附中和大夏大学附中的历史足迹，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以下简称附中）在今年6月迎来百年校庆。我曾在这所学校度过了将近两年（1964年9月至1966年6月）的正常校园生活。当时它是上海少数试验初高中五年一贯制的学校，照如今的流行说法，就是头部名校之一。去年我们纪念进校60周年，几十位同班同学回到了中州路的老校区，走入当年的教室，坐在当年的座位上，年近九旬的班主任走上讲台，精神矍铄，风采依旧。我们向老师赠送了大型的书法条幅，上书“难忘师恩”四个大字。

我们那时候的老师（67届中三甲何香生画）

那时直接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有十一二位，他们都很普通，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但他们给予我们的教育，60年后仍难以忘怀。这里记叙三个自己经历的故事。

庄老师的第一堂数学课

我还很清楚记得进入中学后的第一堂数学课。每人的课桌上都摆放着崭新的教科书《数学》（主编是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和时任复兴中学校长的姚晶），静静地等待着老师的到来。我们的目光注视着教室门口，随着一阵皮鞋叩地之声，进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教师，个子中等，白皙的皮肤保持着年轻的光泽，投向我们的眼神带着教师的威严。她走上讲台，自我介绍说：“我叫庄炳珍”，然后转身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在这干脆直接的开场白后，接下来的事情，出于我们的意料。庄老师将手中的一叠卷子分发下来，说：“这堂课测验。”这下大家都有点慌了神。因为刚过去的暑假，是小学六年中唯一没有假期作业的暑假，又加上考进了名校，自我感觉良好，因此在整个暑假我没有想要重温小学教科书，更没有做过一道算术题。大多数同学的情形应该也是差不多的。看到卷子上的题目，似乎都有点印象，但怎样正确解答，把握不大。自己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做完了卷子。等到下课铃响，大家把卷子交给老师，第一堂数学课就结束了。一般来说，数学课测试后，同学们都会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互对答案，由此知晓自己的正确率有多少，大概能够得多少分。但在这堂课下课后，同学们神情萎靡，几乎没有人互对答案，因为大家心里明白，考得有点糟糕，分数肯定高不了。果不其然，第二天庄老师告诉我们，最高分是七十多分，大多数是六十多分，还有一些不及格的，然后说道：“学习上不能自满和停步。”这个道理由此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里。

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老照片

初二将结束时，“文革”揭幕，开始停课闹“革命”，从此几乎再没有见到庄老师了。1969年6月我奔赴北大荒屯垦戍边，第一次收割大豆，手持镰刀深弯着腰，割不了多久，腰酸背疼，不由自主地直起身来歇一歇，这样割一阵，站一阵，望着一直伸向天边的豆垄，心里直发怵，不知何时能割到另一边的地头。当时贫下中农说了一句话：“不怕慢，就怕站”，听闻此言，就想起庄老师第一堂数学课给我们的教育，觉得两者蕴含的道理是一样的。

班主任童老师的“辣评”

班主任童明友，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我们进附中时，他还不到30岁，在接手我们班前，刚带完61级的一个班。我们班里有三位附中教职工的子女（其中一位是时任附中校长的儿子），可见童老师的教学水平和当班主任的能力是被认可的，否则附中教职工不会把自己的子女交到他的手上。童老师对我们第一次讲话的具体内容现在全然记不得了，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他严肃的神情与和蔼的目光。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我和他的接触基本上限于课堂，他在讲台上讲课，我坐在下面听课，自认为是不需要班主任更多操心的。

难忘师恩（右为童明友老师）

然而，童老师却为我操上了心。初二上半学期结束，拿到学生情况记录册时，我一下子惶然无措，因为在评语中赫然写着我“对己宽，待人严”。看到这句“辣评”，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过父亲签字这一关。以当时的说法，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解放后经历了一些政治运动，得出的教训是祸从口出。他看到这个评语，对我严加呵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必有祸害。我低了头嗫嚅着为自己辩白，却更激起了他的火气，就把我狠狠教训了一顿。“痛”定思“痛”，当怨恨、不服的情绪平复之后，我知道这个“辣评”击中了自己的要害。在小学时我曾担任过少先队最高“官衔”的“三道杠”，进入附中，“无官一身轻”，卸掉了原先时时事事要起模范作用的紧箍咒，对自己确比较放任，无论是入团还是学习上。

童老师的“辣评”使我惊醒，感到要有所改变，但不到半年，以“大革命”名义的动乱开始了，期末考试没有了，班主任也用不着写评语了，我无从知道在童老师眼里，自己的缺点是否有所改变。2011年以后，大部分同学退休了，聚会多了起来，在和有些同学的交谈中，得知童老师也曾给他们写过与我类似的触及灵魂的“辣评”，他们都觉得终身受用。自己在大学任教四十余年，退休前两年，试图学习童老师，对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也给出一语中的评语，于是想了一些办法，与研究生们多接触多交流，但由于某些原因无法坚持下去，只得不了了之。由此更深切地体会到童老师要为班上几十位同学写出中肯而不敷衍的评语是多么的不易。

李老师诲人不倦的精神

1995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我去看望居住在四川北路的父母，刚到父母家，父亲递给我一本书，说是前不久附中一位60多岁的老师送来的。我拿来一看，是吕思勉先生的著作《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翻开扉页，上面题写的是：“陈卫平老弟 惠存。李永圻赠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并盖有赠者的红色印章。

李永圻是附中的历史老师。他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的弟子，从中学开始就问学于吕思勉和其女儿吕翼仁。他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先在光华附中教书，后随光华附中和大夏附中合并而来到华师大一附中。吕思勉先生去世后，几十年里李老师为整理其论著不遗余力。他的历史课讲得实在好。悠久的中国历史由他娓娓道来，从生动形象的故事中引出历史重大节点，抑扬顿挫的语调带点常州话的糯软韵味，我们上课犹如听苏州说书般享受。他的课安排在上午第四节，作为上午最后一堂课，在课程后半段，同学们总会有些注意力不集中，但在李老师的课上从未出现如此情形，直到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感到意犹未尽，仍沉浸在李老师的叙述中。离校很多年后，每逢同学聚会，大家还会记起并模仿李老师讲述某些史实时的神态和语气。“文革”初起，很多老师被贴了大字报，按说李老师很难逃过这一劫，因为历史课的内容太容易被扣上宣扬“四旧”的帽子了，但奇怪的是始终没有出现矛头指向李老师的大字报。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的讲课太出色了，同学们不忍心写他的大字报。

在附中读书时，我除了听课，和李老师没有其他交集交往，因此，收到他的赠书，觉得有些意外，而其中蕴含的勉励关爱之情，则使我深受感动。李老师赠书之时，距他给我们上课已有30年了，但仍然关注着当年听课学生的成长。他所以赠书，一定是知晓我在华东师大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而吕思勉是华东师大人文学科的标志性学者，曾经在沪江大学讲授过中国哲学史课程，编写了该课程的讲义，也出版有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除《先秦学术概论》外，还有《理学纲要》等，其赠书之举，是希望我学习吕思勉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在学术领域不断取得进步。

在收到赠书后不久，我到李老师山阴路的家里登门致谢。30年不见，李老师依旧那么和蔼亲切。当时他正忙于整理吕思勉的著作，书房里、书桌上堆满了相关材料。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在这繁重的学术工作中，注意到我发表的一些论文和出版的著作，谦逊地说自己“谈点读后感”，实际上是对我进行指点。印象深刻的是，他以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为例，指出：对于历史研究既要有纵向的梳理，又要有横向的展开，这是《吕著中国通史》不同于其他通史著作的特点，而其横向展开又独具慧眼地着眼于文化；历史研究要由“沉潜”而进于“高明”，即以史明理，认为《吕著中国通史》从史事中抽绎出“理”，以此作为回应现实问题的历史依据。这对我的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以后，他又指导我撰写《吕思勉修身课》的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李老师2019年去世后，我看到一些追忆文章，都讲到他对学生的关爱，包括对毕业后的学生。

我把李老师所赠之书珍藏至今，它是李老师诲人不倦精神的象征。

中州路华东师大一附中挂上了大夏大学附中和光华大学附中的牌子

现在尽管附中没有了头部名校的光环，但她依然是校友们深爱的母校，因为她用母亲般温暖的双手为我们扣好了最初的人生纽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