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力专栏】

体系化建设驱动：学校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型

原创作者|徐武力 林宏 黎航宇

本文为作者原创投稿，首发《师者》杂志

一、体系化建设的三维内涵和治理维度

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学校治理从传统模式转向体系化治理已成为必然趋势。要深入理解这一转变，需从核心概念的学术界定与理论基础的跨学科整合入手，厘清其内在逻辑与深层内涵。

（一）管理与治理：范式差异的本质

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概念着重突出行政权力的单向控制特性，借助由上而下的指令传达以及监督执行来达成目标，其核心特点体现为权力的集中化、规则的刚性化以及过程的标准化，该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维护学校秩序、保证教育政策得以落实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也逐步显现出灵活性欠缺、主体参与匮乏等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治理”理论积极倡导多元主体协同开展治理工作，着重突出权力的分散特性以及共享模式，同时注重规则有弹性与适应性，并且强调在整个过程中要进行互动协商，在学校治理的具体场景当中，治理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打破由行政主导的单一局面，构建起一种决策机制，该机制覆盖了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区代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其中，借助对话、合作以及监督等方式来达成教育目标。从“管理”转变为“治理”，其本质实际上是从机械控制思维朝着有机协同思维进行的范式转变。

（二）体系化治理的三维内涵

首先是结构性，参照系统论里的“结构功能主义”，体系化治理着重于治理要素的层级化以及模块化配置，学校治理体系恰似一台精密的机器，要把组织架构、制度规则、资源分配等要素进行科学的分层，以此形成决策层、执行层与监督层的有机衔接，借助模块化设计让教学管理、学生发展、后勤保障等职能独立成为单元，保证各部分能各尽其责，又可协同运作，达成“1+1>2”的整体效能。

其次是关联性，依据复杂系统的“涌现理论”，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信息流通乃是体系化治理的关键所在，不同主体恰似系统里的节点，借助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渠道构建起联系，形成信息共享以及决策协同的网络，当各个节点的互动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产生超越个体能力的“涌现效应”，促使学校治理朝着更高层次迈进。

最后是动态性，当引入耗散结构理论后，体系化治理着重强调系统有自适应以及进化的能力，学校属于开放系统，需要持续和外部环境，像教育政策调整、社会需求变化等方面，展开物质、能量以及信息的交换，依靠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与优化，来维持有序状态并且达成持续发展，比如面对“双减”政策时，学校可迅速对课程设置、课后服务模式做出调整，这就是动态性的直观体现。

（三）体系化治理的重要性

在当前教育改革持续深入推进的情况下，学校从以往传统的管理模式朝着体系化治理方向转变，这是适应时代发展进程、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然举措，有着相当的意义以及必要性。从教育发展的趋势来分析，《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清晰地提出要推进教育治理走向现代化，在传统管理模式之下，科层制存在弊端以及碎片化管理等诸多问题，已经很难契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了，而体系化治理可构建出科学的治理方略，达成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高效利用。就学校自身发展的角度而言，体系化治理可解决学校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整合学科资源以及部门资源，推动“五育并举”育人目标的达成，打破学科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壁垒，提高协同效率，使治理行动围绕育人核心来开展，在外部适应性方面，体系化治理可提高学校对政策变化以及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缩小与政策要求之间的落差，融入教育生态，保障学校在复杂环境中持续、稳定且高质量地发展。体系化治理是学校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路径。

二、体系化治理的逻辑起点与建构路径

在教育深化改革浪潮中，学校治理向现代化转型已成必然趋势。体系化治理作为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途径，其推进必须精准把握逻辑起点并科学规划建构路径。

（一）逻辑起点：现代学校治理的“双重矛盾”

1.外部适应性矛盾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清晰地提出要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着重强调构建起政府、学校、社会相互之间的新型关系，打造出科学的教育决策机制与评价体系，不过实际情况是学校治理能力和政策要求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部分学校依旧采用传统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决策过程比较封闭，信息流通也不顺畅，很难快速应对政策的变化。比如说，在“双减”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一些学校由于缺少统筹规划以及灵活调整的能力，出现了课后服务形式单一、作业管理不科学等状况，这显示出治理能力在对政策要求的适配方面存在不足。

2.内部结构性矛盾

当前学校育人着重强调“五育并举”，希望能够追求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以及劳动教育等方面实现全面发展，这一整体性目标促使学校治理需形成协同一致的强大合力，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学科以及部门的分割致使管理单元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学科组各自为政，学科之间融合课程的推进面临诸多险阻，德育处、教务处、后勤部门等存在职能交叉以及沟通壁垒，就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有可能因为心理教师、班主任、校医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而导致干预延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数据说明，83%的学校存在“治理目标与育人目标偏离”的问题，这充分印证了这种内部结构性矛盾的普遍性以及严重性。

（二）建构路径的理论模型

1.目标系统

要构建科学的目标系统就要建立育人目标和治理目标的转化机制，借助目标分解矩阵图把“五育并举”的育人总目标逐步分解成具体且可操作的治理子目标，把“美育目标”细化成课程设置、师资配备以及活动开展等治理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间节点，保证治理行动一直围绕育人核心来开展，达成目标系统的精准对接与有效传导。

2.组织系统

“蜂窝型”治理结构依据矩阵式组织结构理论构建，着重突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制衡，以及项目制单元和常设部门协同合作，其设立了由学科骨干教师以及专家学者构成的学术权力层课程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导课程研发、教学改革等学术事务，行政权力层的校务委员会负责资源调配、行政管理等工作，二者相互监督、协同做出决策。针对特定任务组建项目制单元，例如“智慧校园建设项目组”，打破部门之间的界限，整合技术、教学、后勤等资源，与常设部门形成互补关系，以此提升组织系统的灵活性与效率。

3.制度系统

制度系统的优化参考公共管理的“需求-回应”理论以及制度生命周期理论，不再采用以往那种零散且孤立的“制度工具箱”模式，而是转向有机联系的“制度生态”，以需求作为导向，借助师生调研以及数据分析来精准识别治理需求，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制度，在制度执行的过程当中，构建动态评估机制，利用大数据监测制度的实施效果。依据评估结果及时进行修订完善，形成从制定、执行、评估到修订的闭环，以此保证制度系统可持续优化且充满活力。

4.文化系统

构建治理文化可从认知、情感以及行为这三个层面着手，在认知层面，借助共享心智模型理论，凭借开展培训、组织研讨等途径，培育师生对于治理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此形成共同的治理价值观，在情感层面，依据社会资本理论，搭建沟通平台，组织团队活动，以此增进主体间的信任，营造出合作的氛围。在行为层面，参考惯习理论，把参与式治理理念融入日常管理当中，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决策、监督，使参与治理成为一种习惯，内化为学校的文化基因。

（三）模型建构：“ST-C治理模型”的协同增效

“ST-C治理模型”融合了结构、协同、文化这三个子系统，其中结构子系统为组织构建了框架并给予制度方面的支持，协同子系统促使主体之间可实现资源的共享以及信息的流通，文化子系统可凝聚价值共识并激发内部产生动力，这三个子系统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发挥作用，达成治理效能的乘数效应，推动学校从传统的管理模式朝着现代化、体系化的治理模式迈进。

三、体系化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突破理路

（一）现实困境的理论剖析

制度变迁理论里的“锁定效应”说明，组织对于现有制度的依赖会产生路径惯性，对创新变革造成妨碍，在学校治理方面，科层制在长期主导下所形成的垂直权力结构、标准化流程以及刚性规则，虽说保障了秩序的稳定，可也对治理创新形成了限制，就像传统的科层体系把决策权集中于管理层，基层教师与学生很难参与到关键决策当中，致使治理方案和实际需求出现脱节。这种惯性让学校在推进体系化治理的时候，容易陷入“新瓶装旧酒”的状况，难以达成真正的范式转换。

根据角色理论可知，个体于不同情境当中需要扮演多个角色，然而在角色转换进程里的认知偏差容易引发冲突，在体系化治理的情形下，教师从传统的“被管理者”转变成“治理主体”，角色内涵的转变给予了认知方面的挑战，一部分教师由于长期适应指令性工作模式，对于参与治理的权责边界认知模糊，缺少主动参与的能力，又存在对权力重构的焦虑情绪。这种角色冲突减弱了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导致多元共治难以切实落地。

从批判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数字化治理工具过度运用存在技术理性僭越风险，学校引入智能管理系统以及大数据评价平台等技术手段，尽管治理效率得到了提升，然而教育的人文关怀有可能被数据量化所取代，比如部分学校把学生行为数据简化成分数指标，忽略了其背后的情感与发展需求，教师教学过程被监控系统全程记录，教学自主性受到了抑制。技术的工具化应用正在侵蚀教育治理的温度以及人文内核。

（二）突破理路的学术探索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着重突出系统于动态环境里自我调整的能力，于学校治理范畴之中，若要引入“治理弹性理论”，那么在制度设计方面应当预留“例外条款”以及“试错空间”，举例来说，可以准许学校在课程开发、教师评价等相关领域设置创新试验区，突破常规制度的约束，鼓励进行差异化探索，还要构建动态反馈机制，依据实践所取得的效果灵活地调整制度，以此达成规则刚性与创新弹性的平衡。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着重突出系统于动态环境里自我调整的能力，此能力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坚持守正创新”理念极为契合，在学校治理工作当中，当引入“治理弹性理论”之际，可以借助党建引领下的“揭榜挂帅”机制来激发创新活力，比如说，有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联合党委组织开展了“党建 + 课程改革”试点项目，鼓励学校针对红色文化传承、思政课程创新等方面进行揭榜，在制度框架范围之内设立创新试验区，以此突破常规课程设置的限制。构建“党组织督导-党员教师反馈-群众评议”的动态闭环机制，这样能保障制度的刚性，又能为教育创新预留试错的空间，实现治理规则与时代需求的动态平衡。

舍恩于1983年提出的“行动中反思”理论说明，实践者所拥有的经验性知识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价值，在学校治理这一领域当中，需要提高教师实践性知识在决策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借助构建教师议事会以及教学创新工坊等各类平台，把教师在课堂实践以及学生管理等方面所积累下来的经验，转变为治理智慧，以此让决策可更加契合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提高治理方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鲍勃・杰索普于1998年提出的“元治理”概念着重指出，政府在整个治理体系里应当充当“元治理者”的角色，它借助政策引导、资源调配以及制度设计等方式，来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学校治理这一范畴内，政府需要实现从直接干预向间接引导的转变，比如说，政府可以制定宏观的治理框架，搭建校际之间的协作平台，完善监督评估机制。如此一来，便可为学校的自主治理营造出制度环境，防止因过度干预而致使治理活力的丧失。

四、体系化治理的学术生长点与展望

跨学科研究不断深入，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治理主体关系矩阵，以此量化校长、教师、家长等角色之间的信息流动以及合作强度，揭示协同治理的关键节点与薄弱之处，同时引入演化博弈论，建立多主体决策模型，模拟不同治理策略下主体的行为选择以及系统演化路径，为政策制定提供动态预测方面的依据。基于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着重研究“政党逻辑”与“专业逻辑”在学校治理中的协同机制，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深入挖掘“和而不同”“民惟邦本”等传统文化里的治理智慧，并将其融入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现代治理理论注入本土文化的基因。

作者简介：

徐武力，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本科双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四川师范大学校长任职资格高级研修班结业，吉林财经大学在读硕士，安徽省亳州市第三中学副校长，西北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校外导师。林 宏，西南大学教育管理硕士，高级教师，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长。黎航宇，清华大学本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安徽省亳州市第三中学校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