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雷夫和李希贵同台谈教育,他们没有谈自己多么成功,谈的都是各自曾经的失败。
雷夫说,他最大的失败就是曾经过分看重孩子的分数,当他意识到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塑造好人”时,他已经遗憾地错过了很多很多。
雷夫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之后,就自信地以为,自己所给予学生的这一年的教育,足可以让他们受用终生。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孩子在离开他的“56号教室”之后,有的学生就开始堕落,加入帮会、吸毒,这让雷夫非常伤心。
他终于意识到,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于是启动了“星期六回校日”,邀请那些早已经升入中学甚至大学的学生重新回来,不同届别的孩子一起演莎剧,一起旅游,一起畅谈人生。
雷夫说:“我认为失败对于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我失败的时候远比成功的时候多。”
李希贵校长也讲到了自己的失败。一个学生的手表,放在教室里不到一天就丢了。那个时候,手表还属于稀罕物,作为学校教导处副主任,他开始安排全校大搜查,终于在一个女生的箱子里找到了手表。
女生被叫到宿舍,被责令当众打开箱子。手表找到了,那个女生也因此辍学了。多年之后,有人见到她在集市上摆小摊……李希贵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眼里噙满泪花。
雷夫对此深表感动,他说,“他从没见过他所供职的霍伯特小学的领导们流泪,即使学生出现意外,即使决策出现失误,那些领导就是没泪可流。”
雷夫认为,一个能为自己几十年前的错误流泪的校长,是孩子们的幸运。
其实,李希贵校长当年的举动,是大多是老师正常的举动,为孩子找到手表,查出盗窃元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站在这样的道德制高点上,其他东西就可以不予考虑。
好在很多人在像李希贵校长那样,反思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我想起创办立达学园的匡互生先生。1933年初春,匡先生生病了。有一天,一个健壮的汉子来到病床前,对匡先生说:“匡先生,你不认识我,可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你记得学园有次抓到了一个小偷,校工把他的手捆绑住,几个高大的同学拿着棍棒正要打下去,是你,喝住了同学,又是你给那个小偷松了绑。我就是那个小偷啊!那天,你把我带到办公室,教导我要自食其力。临走,你还送给了我钱……”
匡互生想起来了,是有这样一件事。他慈祥地问他:“你现在还好吗?”这个汉子说,那次匡先生放了他之后,他痛改前非,凭借匡先生给的钱,做了小本生意,现在家境渐渐好起来了。前几天他到立达才听说匡先生得了直肠癌。他听人说,治这病,要用最毒的蜈蚣。于是他专门找了十多条蜈蚣,希望能用它治好先生的病。
这才是教育应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