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I 光明社教育家

作者 I 唐江澎

面对办学规模的扩张，一些学校采用年级部管理的模式以提高管理效率。

在此过程中，管理效能看似得到了提升，但学科教研组的功能却悄然弱化。

这样的管理模式如何影响学科的深度发展？怎样在管理效率与学科建设间取得平衡？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又在哪里？

一起来看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当代教育研究所所长、江苏省锡中教育集团总校长唐江澎的文章。

01 能否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他们学校一个年级的学生就超过5000人，请相信这绝非耸人听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许多地区的高中新校舍拔地而起，规模成倍增长，一个年级的人数也大多超过从前一所学校的规模，万人大校更是直追大学。

据说国外判定学校规模是否合适有个简单的标准，就是看校长能否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而在我们这里，高中校长能认得出三五千学生里的几个人？恐怕能叫出每位教师名字的高中校长也不会太多。

有一回，此言刚落，便有校长接了一句：恐怕叫不出中层干部、学科组长名字的高中校长也不会太少。

学生多了，学校规模大了，只能去寻找新的管理办法。比较通行的办法，是将教育教学管理的重心下移到各个年级，实行年级部管理：高一的事儿归高一年级管，高三的事儿归高三年级管。教师们也告别了原来学科教研组的办公地盘，分坐到各年级的管理区域。

在年级部管理的体制下，年级部主任对整个年级的教育教学总负责，而且实行三年一贯的考评。年级部主任权责明晰，目标具体，工作也都积极主动，他们会积极争取优秀师资力量的配置份额，会加强对日常教学行为的监控，会高度关注预期质量目标的达成。

推行年级部扁平化管理，看似效能明显，其实潜藏着一些问题：一个年级部，说到底是为了这个年级三年目标的实现而设置的行政组织，但三年之后，这个组织就不复存在了。

想让一个只有三年期限的行政化组织有长远的追求，防止短期行为，避免急功近利，是否有些强人所难？

02 教研组长们，去了哪里？

与年级部及年级部主任的强势作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教研组和教研组长突然不见了。教研组长们去了哪里？

前些年曾有人开玩笑，“可以在工会组长的位子上找到”——因为教研组长在忙于福利发放、组织文体活动、打球照相、说拉弹唱；“可以在教务管理的传令兵那里找到”——教研组长在上面开了会，回来传达布置便可交差。在无数个不必出现的场合都可以找到他们，但唯独在教研组长的位置上找不到他们！

应邀到许多高中去评估考察，我喜欢问教研组长们一个数字：一个学期教研组集中活动几次？许多教研组长回答：三次。

凭经验判断，三次活动应该是期初布置工作、期末总结工作各一次，还有一次大约就是期中质量分析。

这样的教研组除了教学行政事务之外，教研的功能实际已严重弱化，更遑论长远规划、学科建设、教师培育了。

当然，他们也会回答：“教研组活动现在主要分散在备课组里。”这是事实，但备课组的功能及活动毕竟与学科建设取向相去甚远，当教研组成了各备课组结成的“独联体”时，教研组差不多就名存实亡了。

教研组之名始于何时？又因何而兴呢？这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推测，孔夫子于洙泗之间聚徒讲学时，是没有教研组的；去石室中学参访，见“文翁”兴官学，并选才俊赴长安拜师，学成归来任教，知道那时便有了吃官俸公办的专职教师，但也未见有教研组；在“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岳麓书院，确信“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也明白“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但“湘学”与教研组的关系，也查无确证。

也有人认为，教研组是“舶来品”，是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产物。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中心的刘月霞副主任“通过梳理晚清实行新学制以来的研究史料、查阅民国时期的校史档案”，得出结论：教研源于中国本土实践。“一批民国时期学校通过实验研究以适应教学新法，逐渐探索形成较体系化、制度性的教研经验。”教研组并非“以俄为师”的结果，而是与新学相伴的产物。

对于这一结论，锡山高中前身匡村中学史料可以提供确定无疑的证据。根据《无锡私立匡村中学校刊》记载，学校层面的教学行政由“教务处”管理，具体处理“关于规定有系统之学科及实用之教材，每学科分量之分配，各学科之联络及进行，决定每学科教学之概况”等事务。

而学校层面的教学研究则由“教务会议”研究决定，承担“报告教务事项，讨论关于教务方面之问题，厘定各项标准”等三大任务，会议由教务部主任和各科担任教师参加，每月一次，最终议案以表决形式通过。

学科层面的教学研究，在“教务会议”之下设立了国语、算术、常识（包括自然与社会）、技能（美术、音乐、体育、工作）等四大“分科研究会”，这便有了教研组的雏形。而功能则完全是学科教研——“解除教学上困难问题与改进及试验新教学法”。

教研组长，那时也有了，只不过称为“学科首席教师”，必须每月召集一次“研究会议”，开会时称为“学科研究会主席”。开会之外，校史资料还记载着研究成果如何物化刊发、教师间如何相互观摩等教研活动的内容。

教育部1952年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明确规定，“中学各学科设教学研究组”，自那时以来，学校就“由各科员分别组织”成立教研组，并“以研究改进教学工作为目的”展开活动。

03 我们强化了什么，又弱化了什么？

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不论在什么时期，教研组作为学校的基本建制单位，都在发挥着独到的作用，怎么到今天其功能突然大大减弱了呢？

不论在哪个地区，教研组长总像大学里的院系主任一样，以学科权威的角色，发挥着培养青年教师、推进学科建设的积极作用，怎么到今天其地位反倒尴尬了呢？

有一天突发假设：假如大学不设学院，也设大一级部、大二级部会是怎样？——荒唐的假设突然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学院系科的运行机制，就没有了学科建设，学校也就失去了学术发展的动力源。大学如此，中学尤其高中也如此。

看起来顺畅高效的级部管理体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强化了行政管理，是否弱化了学科建设？强化了近期目标，是否弱化了长远规划？强化教学管理，是否弱化了课程研究？强化了教师使用，是否弱化了专业培育？

一所学校长期依赖行政化体制运行，学术地位式微，学科建设薄弱，是否会导致学校发展后续乏力？更重的问题是，长期以高三考试为目标的备课组研究导向，会否使学科发展无法指向立德树人的教育追求？学科的终极教育价值会否被考试的工具价值长期遮蔽？

锡山高中有意识地推进学科建设始于2006年前后，当时的重点放在学科领袖的培育上，启动“找回教研组长”计划。

活动重点是抓教研组长“三力工程”建设：

一是增强凝聚力，要求组长努力成为全组教师的专业伙伴、人生知己，用自己的情感力量把大家凝聚起来；

二是提升感召力，要求组长努力成为团队领导、学科领袖，具有组织协调的人格魅力；

三是扩大影响力，要求组长努力成为本学科教学专家、学术权威，成为这所学校这一学科教学与研究水准的标高。

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一位教研组长在区里有影响，这个学科就在区里有地位；而一位教研组长在市里、省里、全国有影响，那么这个学科就在全市、全省、全国有地位。

因此，如果能够系统提升教研组长的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造就一批学科领袖，进而带动学科建设，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学科教研组长在哪里？今天他们在做些什么？校长们似乎应该常有这一声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