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清华的通报显示,参访名额的稀缺,催生了校内教职工和学生的“寻租”行为,直接将公共资源异化为牟利工具。名校参观热是如何为“黄牛”套利创造出巨大空间的?
罗志敏:普通院校可能开放了也没多少人去,但顶尖名校一旦开放,就容易面临人太多、冲击正常教学秩序的问题。顶尖学府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教育场所范畴,它们是国家级文化地标和精神象征。清华、北大面临的参访需求,远远超出校园的承载能力,学校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不是“想不想开放”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承受”的问题。当入校资格成了稀缺资源,“黄牛”就利用巨大的供需缺口与信息不对称牟利,从而形成了地下交易市场。但顶尖名校的这种特殊性,也要求学校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走在前面,用更精细的治理来平衡海量的社会需求。
主持人:供需缺口是根源,制度漏洞是推手。现有预约制度最大的漏洞在哪里?
罗志敏:现有预约制度最大的漏洞在于身份核验与使用环节的“脱节”:系统允许代预约,但缺乏对实际到访者的强绑定核验,“线上预约”与“线下核验”未能形成有效闭环。这使得“黄牛”可以批量注册、盗用信息,将凭证倒卖。更致命的是此次通报暴露出内部权限管理的监督缺位。教职工和学生违规利用其报备权限牟利,使得本应服务师生的“审批权”异化为“牟利工具”,这是一个从管理短板到内部腐败的链条。高校管理必须从简单的“堵”与“防”,转向更为精细、开放的“治理”思维。
主持人:“黄牛”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海外名校也有学生提供有偿预约服务。那么,海外名校在制度设计上,是否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周玓珞:确实,只要存在巨大的需求和有限的名额,这种套利冲动就会出现。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现在也实行类似清华的预约参观制,同样出现了代约服务。关键在于制度反制和惩戒。舆论中最常见的偏激点在于,将校区是否开放与高校的学术和科研是否具有开放精神划上等号。校方应通过媒体曝光等方式,加大对非法牟利行为的打击。同时,通过在线图书馆、慕课平台等多种渠道,彰显开放精神。
主持人:作为清华大学教职工,李想老师如何看待教职工和学生将校方赋予的“报备权利”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李想:校内人员违规报备、违规载客入校以及参与“黑导”活动牟利,是严重违反校规校纪和法律法规的行为。受利益驱使,将学校赋予的报备权利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违背了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尤其是教职工,作为教育工作者,本应为人师表,却做出此类行为,更是严重背离了教师的职业道德。
同时,这种行为的危害是多重的。大量无关人员进入校园,一方面影响正常教学和科研活动,扰乱校园秩序,甚至带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校内人员与“黑导”“黄牛”勾结,也损害了学校的声誉,破坏了清华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影响其社会公信力。仅近两年,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已通报数起类似案例,清华大学在今年7月25日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
主持人:但公众的质疑也很尖锐:既然清华、北大等名校多次发布这样的通报,这说明内部监管的漏洞是一直存在的。校方除了事后严惩之外,能否从源头上建立一个更科学的内部监督机制?
李想:您指出的正是学校管理的“痛点”和“难点”。这样的案例反复出现,反映出学校管理确实存在漏洞,如入校报备审批流程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身份核验和预警机制,对违规行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不足等,给了违规者可乘之机。校方下一步应着重解决将“报备权”的审批流程彻底信息化、透明化、无纸化,并引入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异常批量报备或高频次报备,立刻启动内部审计程序,尽可能减少“人治”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