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丘成桐，出生于广东汕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第一位获得菲尔兹奖、第二位获得沃尔夫数学奖的华人。曾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兼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

教育应着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让孩子自发地学习，学会问问题，学会主动迎接挑战，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乐趣

笔者：您在美国哈佛大学任过教，如今又在清华大学任教。对比中美学生，您觉得差异最明显的是哪方面？

丘成桐：中美学生各有所长，但在创造力方面，我觉得美国学生更强一些。

我带过一个博士生，叫孙理察，是美国人。我俩开始只是师生，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研究、写文章。如今，他已获得沃尔夫数学奖（和菲尔兹奖同被誉为数学界的最高荣誉），成为一代大师。

他为什么这么优秀？因为他思想开放，善于独立思考，能将一些重要想法通过数学语言表达出来。他的这种创造力，我在中国学生身上很少看到。中国学生遇到难题，第一反应不是钻研问题，而是查资料，看别人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又是如何突破的，然后跟随别人的脚步，亦步亦趋。这种研究思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学生的创造力。

笔者：您觉得是什么影响了中国学生的创造力？

丘成桐：中国学生多数是被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就算日后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依然保持着应试教育的思维，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在哈佛大学指导过几个中国博士后，当时他们自己发掘科研方向，已经有了一些成果。遗憾的是，回国后国内同行不懂他们做的研究，导致申请科研经费困难，于是他们改变研究方向，以便让国内同行评委们明白。对此，我很诧异。

他们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却仍然期待他人赏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热衷于竞争各类“帽子”，把“帽子”看得很重。这仍是一种应试思维，可做学问不是为了达到别人眼中的标准，而是看你为社会真正解决了什么问题。

笔者：您如何评价应试教育？

丘成桐：考试是一种有效且普适的检测手段，能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我不反对考试，但反对国内准备考试的方法。

为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国内大部分学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不断刷题，直到形成类似条件反射的解题模式。对一类题，学生通常只会也只满足于一种解法，其他解法不想知道，也接触不到。

其实，反复刷题会让学生失去学习热情。

国内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人数都在1000万左右，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为自己立下高远志向。大学毕业后，他们走上社会，然后分散在各个角落，从事各种工作。这是社会的需要，无可厚非，却也无法从中筛选出很有创造力的人才。

我希望，有才华且有雄心壮志的学生能够拥有高考之外的升学渠道，而培养这些学生，应以激发其创造力和学科研究为主。

笔者：出于升学目的，有些家长会让孩子参加各种学科竞赛。您对此怎么看？

丘成桐：教育应着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让孩子自发地学习，学会问问题，学会主动迎接挑战，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乐趣。竞赛也一样。假如竞赛是孩子喜欢的，愿意主动参与，这是好事，当然可以。

国外的各种学科竞赛，参加者都是自愿的，谁有兴趣谁去。国内因为有竞赛金牌保送之类的升学机制，很多家长出于升学目的而让孩子拼命“卷竞赛”，反而不利于孩子兴趣的培养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说，我是反对学科竞赛的。

想要成功，除了要有天赋，还要有一个好环境，还要像邓亚萍那样有决心，下功夫去练

笔者：您27岁就攻克了世界微分几何难题“卡拉比猜想”，33岁成为第一位获得数学界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旨在奖励全球40岁以下的杰出青年数学家）。能取得如此成就，您认为自己主要得益于什么？

丘成桐：得益于我有一位好父亲。

我父亲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崇基书院。他虽然不是数学家，但我能成为数学家，现在又专注于数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响。

我10岁时，父亲教我古文，第一篇是《礼记·檀弓下》的《嗟来之食》，第二篇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我当时未能理解其中深意，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在教我做人的道理。他用第一篇古文告诉我，做人要有尊严；用第二篇古文告诉我研求之乐，让我一生受用。

现在有些孩子看书，第一遍看不懂，便觉得没用。其实，有深度的书，无论哲学、文学，还是数学、物理，看一遍往往不够，要看好几遍才行。

我上小学时，父亲让我看《红楼梦》。看第一遍时，我完全看不下去。看第三遍、第四遍时，我才慢慢感到它的好。父亲去世，我再看《红楼梦》，感觉又不一样。如今，《红楼梦》我看了大约十遍，越看越觉得这本书写得好。所以，有的书，尤其是有深度的书，一遍看不进去，就多看几遍，要有耐心，慢慢地了解它、吃透它。

在看书的过程中，我对很多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假如不看这些书，我可能就不会这么深入地去思考。家长想让孩子拓宽眼界、开阔心胸、听取各方意见，就要让孩子多看书、看不同的书。这不仅能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还能让孩子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我喜欢数学，但除了看与数学有关的书，我还看小说、历史、名人传记等。14岁那年，我看到一篇文章，知道中国有享誉国际的几何学家陈省身先生，心情非常激动。后来，我看了杨振宁、李政道的传记，得知他们拿了诺贝尔奖，内心更是充满豪情。

我很早便从历史书中领悟到，要总结历史教训，回望过去，放眼将来。所以在数学研究中，我非常重视三四百年前的大数学家费马、牛顿、欧拉等人的思想和看法，而且希望我的学生也能够了解数学史，了解这些伟大数学家的生平，从而思考自己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有些学生认为数学史无助于解题，也不考试，就不想学，这其实是短视行为。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们善于向前人学习。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如果我们了解巨人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就会更容易找到成功的路。

笔者：很多家长想知道，要获得成功，天赋很重要吗？

丘成桐：要获得成功，天赋是需要的，但重要程度不会超过30%。我个人觉得成功更受环境的影响，不管是社会大环境还是家庭小环境。

比如，印度数学怪才拉马努金。他上中学时，因偏科严重，无法进入印度最好的大学。他非常喜欢数学，没人教他，就自己摸索，但摸索的很多内容是错误的。他常和热爱数学的人一起探讨问题，由此认识了英国数学家哈代。后来，在哈代的帮助下，他进入剑桥大学，这才有了后来的成就。如果没有环境的改变，他再有天赋，也不可能取得后来的成就。

没有人能够脱离环境的影响，尤其无法脱离家庭环境的影响。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个同学，次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毕业时，我对他说：“我要去读中学了，你呢？”他回答：“我要回家耕田。”当时，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想到他真的回家耕田了。

孩子的成长跟他的家庭息息相关：家长说耕田重要，孩子就会去耕田；家长说做小生意最好，孩子就会去做小生意。

另外，决心也很重要。邓亚萍曾跟我说，当年很多训练她的人都对她说：“你的个子这么矮，几下就会被对手打趴下，不可能进奥运会。”但她铁了心要拼出来，结果她做到了——打进奥运会，还拿了冠军。

所以想要成功，除了要有天赋，还要有一个好环境，还要像邓亚萍那样有决心，下功夫去练。

另外，失败后能站起来也很重要。现在的孩子多在蜜罐里长大，经不起一点挫折。考了高分，皆大欢喜；一次没考好，天就塌了。如果孩子这么脆弱，再有天赋也没用，因为他一遇到困难便站不起来了。

立志之前，要看看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兴趣确定了，坚持下去，成功便不是画饼

笔者：9月，很多年轻人会走进大学，开始人生的新征程。对他们，您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丘成桐：我想对他们强调一点，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立志。因为不立志，就没有前进的方向。立志之前，要看看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兴趣确定了，坚持下去，成功便不是画饼。

立志的时候，目标要远大崇高。我说的目标远大崇高，不是指要留在清华大学任教或者当什么院士，也不是要获得什么名誉、地位和财富，而是要能够影响一个学科的发展，能够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这样的人生过得才更有意义。

当年，我父亲忽然离世，我们一家的生活陷入困顿，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即便这样，我依然立志要成为出色的学者。为此，我奋斗一生，从未懈怠。为攻克一个难题，我不惜花五六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饱受挫折，却始终乐观，最终在坚持中迎来了曙光。

在不懈的奋斗中，我体会到：志向一旦定下，就要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千万不要因为遭遇挫折或难抵诱惑而中途改变方向。

话说回来，人生漫长，环境会变，眼界会变，人的兴趣自然也会变。刚开始，你看到一座小山，觉得风景不错；等翻过小山，发现前面还有大山；登上大山，眼前的景色更胜从前，这时你的兴趣说不定就变了。所以，今天的兴趣不一定是一辈子的兴趣，这我能理解。兴趣可以变，但应该是因为研究的原因而变，而不是为迎合别人而变。

做学问想成功，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时，遇到很多困难，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他花了十年时间，经历了许多观念上的改变和无数错误，最终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伟大构想。

从学问本身出发，改变想法是可以的，但不要为了拿“帽子”或者迎合别人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坚持初心，不受外力干扰，不屈不挠地走在求真的路上。

笔者：据说您最近率领中国数学界发出倡议，申请在中国主办203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

丘成桐：是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国际数学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会。2002年，北京举办过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当时，中国数学的基础和水平尚未跻身世界前列，但大会成为中国与国际沟通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中国在数学人才的培养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2030年在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能够激励国内更多的年轻人勇攀科学高峰。

END

作者：远 方

编辑：壮青青

文章来源：

《妇女生活·现代家长》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