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对标斯坦福、主打硬核科创”的中国大学，很多人会想到近年备受关注的福耀科技大学。

但其实在福耀科大之前，早就有一所中国大学做到了——它就是香港科技大学。

这所1991年才成立的大学，只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就走出了一支堪称“中国最牛”的科创创业军团。

大疆、云洲智能、普渡科技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硬科技独角兽，背后都有港科大的影子。

据不完全统计，具有港科大背景的硬科创企业已经超过1700家，其中一位教授就批量孵化了140多家公司。

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全球智能硬件创业的热土上，“港科大现象”早已成为标杆。

今天就来聊聊，这所年轻的大学到底凭什么对标斯坦福，它的成功对中国的理工科创新教育又有哪些启示。

一、省流核心梳理：港科大的“传奇履历”

第一，港科大非常年轻，1991年才成立，但在工程科技领域创新能力稳居港校第一，三十多年间培育出超1700家硬科创企业，诞生了大疆等多个独角兽，形成独特的“港科大现象”；

第二，“港科大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核心源于三大关键因素——家国情怀奠定的发展根基、自由包容的学术与科创氛围、支撑创业的制度创新；

第三，港科大的产学研模式独具优势，既吸收了美国和德国的精华，又结合了中国产业链的独特优势，实现了“技术研发-样品落地-市场验证”的快速闭环；

第四，在科创人才培养上，港科大主打学科融合与交叉，打破传统理工科细分壁垒，适配未来产业需求；

第五，港科大的成功，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崛起，更证明了中国可以走出兼具中西优势的自主产学研新路。

港科大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很多老牌大学上百年的科创孵化之路，成为中国对标斯坦福的“科创教育样板”。

香港科技大学创立于1991年

二、三十多年逆袭：从“零起步”到“科创天团”，港科大做对了什么？

1991年港科大成立的时候，香港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本地大学培养的大多是金融、律师、医生这类人才，几乎没有能培养顶尖理工科人才的高校。

港科大从一开始，就带着“填补空白、助力香港转型为国际科创中心”的使命而来。

而奠定港科大气质的，是最初那批逆流而归的华人科学家。

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和科技的黄金时期，机会遍地都是，但在首任校长吴家玮教授的号召下，一大批华人科学家还是放弃了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尚未回归、还经历过股灾的香港。

这些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家国情怀，不仅想建一所顶尖的理工科大学，更想让科技扎根故土，连接内地与世界。

除此之外，当时的副校长林垂宙还带来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人才和经验——要知道台积电的崛起就离不开工研院，这让港科大从成立之初就具备了全球最前沿的产学研一体化基因。

这种家国情怀也深深影响了一代代港科大人。就像大疆的诞生，创始人在本科毕业设计和读研期间，得到了教授的充分理解和支持，能安心在实验室扎根研发。

而港科大的学术氛围，从来都不是“死读书、只搞论文”，而是鼓励师生把研究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用科技改善社会。

这种自由包容的环境，让很多有创业天赋的人能放开手脚，不用被传统学术框架束缚。

香港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吴家玮教授/图源：香港科技大学官网

三、制度托底：从专利到资金，港科大为创业铺好了“全流程”

很多高校的科研成果都“躺在实验室里睡大觉”，要么是科研人员没精力申请专利，要么是有了成果不知道怎么落地。

港科大之所以能批量孵化企业，关键就在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为创业打通了从技术到市场的各个环节。

首先是知识产权的专业化管理。

港科大专门成立了“知识转移办公室”，不用科研人员自己费心，这个办公室会主动帮他们整理研究成果，筛选出有专利价值的项目，全程负责专利申请。

同时，还会主动对接业界，发掘那些落地前景好的技术，帮科研人员拓展合作渠道，让技术能快速找到应用场景。

这就解决了“科研和市场脱节”的核心问题，让好技术不会被浪费。

其次是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覆盖了创业的全早期阶段。

在实验室研发阶段，如果某个技术应用前景好，学校会提供几十万到上百万的“种子基金”，帮科研人员把想法变成初步的技术原型；

到了创投阶段，学校还计划联合业界成立20亿港元的“红鸟基金”，专门支持教职工、学生和校友创业，重点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这些未来核心产业。

这种“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流程资金托底，让很多初创者不用为钱发愁，能集中精力搞技术、做产品。

大疆创始人汪韬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

四、中国优势：港科大的成功，离不开大湾区的“产业底盘”

港科大的成功，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也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这个独特的土壤。

尤其是在产学研结合上，中国的优势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港科大能对标斯坦福的重要底气。

对比美国和德国的产学研模式，各有千秋。

德国的工科教育特别注重和企业结合，博士毕业必须完成企业合作项目，解决业界的实际问题，培养出的工程师实战能力超强；

美国则是基础研发领先，学术界、科技界和资本市场联动紧密，创业氛围浓，实验室都是24小时开放，节奏非常快。

而港科大所在的大湾区，正好结合了两者的优势。

一方面，我们的科创板、港股和科技圈联动紧密，好项目不缺资本支持，和美国类似；另一方面，在产业链深度嵌入上，我们的优势全球无人能比。

就拿智能硬件创业来说，在其他国家，从有想法到做出样品，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半年；但在大湾区，从深圳到东莞再到广州，聚集了全球最完整的消费电子产业链，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制造、营销各个环节都有。

创业者有了想法，在深圳、东莞的工厂里，可能两三天就能拿到样品，一周就能完成一次迭代。

这种快速试错、快速修正的能力，是企业保持领先的关键。

港科大的很多创业项目，正是借助这个产业链优势，才能快速把技术变成产品，抢占市场先机。

可以说，大湾区的产业底盘，为港科大的科创成果落地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

五、科创人才培养，未来拼的是“融合能力”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未来的理工科教育该怎么升级，才能培养出更多科创人才。

港科大的实践，给出了一个核心答案：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学科融合与交叉。

以前的理工科教育分得很细，自动化、新材料、微电子、机械都是独立的学院，虽然有利于科研的深度，但不利于培养科创企业家。

要知道，现在做一个智能机器人，需要用到自动化、新材料、传感、微电子、能源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单一学科的人才根本无法胜任。

港科大因为规模小而精，从一开始就注重学科融合，后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更是把这种理念做到了极致——把传统的“学院”改成“枢纽”，“系”改成“学域”，不是简单换个名字，而是从组织架构和培养模式上进行革命。

比如“可持续能源与环境学域”，就是以能源和环境为基础，融合了新材料、可持续能源技术、绿色环境等多个领域，直接对接碳中和等未来产业需求。

在AI时代，无论是做纯粹的科研，还是创业做企业，既有专业深度、又有知识广度的融合型人才，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这一点，值得所有理工科高校学习。

毕竟，未来的科创竞争，不是单一技术的比拼，而是综合能力的较量。

六、港科大的样板意义，比“对标斯坦福”更重要

很多人把港科大和斯坦福对比，但其实港科大的价值，不只是成为“中国的斯坦福”，更在于它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创教育和产学研结合之路。

它证明了，我们不用完全照搬国外的模式，只要结合自身优势，就能培养出顶尖的科创人才，孵化出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对于其他高校来说，港科大的经验有太多可借鉴的地方：比如如何营造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让科研人员敢创新、敢创业；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推向市场；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培养适应未来的融合型人才。

更重要的是，港科大的成功告诉我们，家国情怀、制度创新和产业底盘的结合，是中国科创教育的核心优势。

在科技自主成为大趋势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像港科大这样的大学，既能扎根本土，又能放眼全球；既能做好基础研究，又能推动成果落地。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港科大式”的高校崛起，为中国的科创事业注入更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