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40年的历史教授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公开发表了一篇尖锐批评文章。

文中，他不仅宣布自己离开这所世界顶尖学府，还批评了当前大学教育中存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包括对白男被排挤，西方历史课被边缘化，和学术标准下降。

他的这一系列批判引发了激烈争议。

白男，作为大家刻板印象里的“人上人”，居然还会被边缘化？这是因为这个教授的个人偏见还是说美国高等教育走向真的在变化？

高等教育转向进行中？

在汉金斯的描述中，大学不再只是探索知识的象牙塔，而成为了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高度交织的竞技场。

他举例——

在2020年的招生过程中，有白人男性申请者被告知“今年不会录取白人男性”，即便他们在学业和所展示的潜力上显然胜过竞争对手（咦，这个不是我们亚洲学生的戏码来的吗？）。他还说，类似现象不仅在哈佛内部存在，在全国其他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也有类似传闻。

这类案例背后反映的并非单个决策错误，而是整个教育生态里的一种权力与价值观重塑。

一方面，大学在努力回应社会对于种族、性别、阶层不平等的抗议，试图落实DEI的理念；另一方面，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激发了激烈的文化冲突：

什么是公平？

应当纠正历史性不平等到何种程度？

“多元”是否会变成新的排斥？

这些问题在现实中没有简单答案，但它们的争论却成为高校内部权力斗争的核心。

汉金斯还指出——

自1990年代起，哈佛历史系曾经坚持的“双书标准”——要求晋升的学者至少有两部学术专著——在性别平衡压力下被放弃。他认为，这种为了追求表面上的多样性而牺牲学术要求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的生态。在他看来，教育的目的不应是迎合社会议题的潮流，而是保持对真理和严谨性的追求，正如哈佛的校训“veritas”说的那样。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高校所提供的“美式教育”也变得更加不再以西方为中心。在人们的意识逐渐觉醒的同时，大家对于身份越发敏感，对于社会公平也越发关注。近些年来，高等教育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了身份政治和社会公平的主战场。近几年的DEI法案让很多白人直呼“不公平”，却又没有真正让身为少数的一些群体（比如我们可怜的中国留学生）受益。

觉醒时代在美国

乍看之下，这是一则关于“逆向歧视”的警示。

为了实现DEI，不少美国公司都会在招人中加入种族或者性别的“指标”。对此有怨言的人不在少数。两年前新政刚出的时候，就有人在reddit抱怨自己因为DEI指标导致招不到合适的员工，而那些堪称不合格的员工却可以拿到工作甚至享受公司的种种待遇。

但如果把镜头稍微拉远，这种叙事本身，恰恰体现了一种长期被默认的视角：当一直以来的优势不再自动生效，它会被视为“不公”。

当以前绝大多数岗位都是白男白女垄断的时候，他们当然会觉得这件事情轻而易举。但是当越来越多族裔的人开始登上世界大舞台的时候，当找工和升学对于他们来说不再像以往那样轻松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了焦虑和随之而来的无所适从。

在学界也是一个道理。以前大学里的核心课程教授的都是西方历史、西方哲学、西方古典学，而现在则愈发开放并包，把选择的权力让渡于学生。斯坦福大学早在1980年代就把一个原本以西方为主视角的核心课程改成了更加多元的"Culture, Ideas & Values"。各个大学也都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不再把西方作为主流，而是更加鼓励学生去探索自己的兴趣或者根据自己的文化进行选择。

当汉金斯发现越来越少的学生在学习Plato, Aristotle, Augustine, 和Aquinas这些传统西方哲学家的理念的时候，他感到不值。他认为学生们进入大学就是想要学习这一套西方的理论，结果学了四年之后居然对此一无所知。他也因为对此的失望决定加入佛罗里达大学，在那里他可以教授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正统文化。

（source：First Things）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大概不是每个人对于大学都会有和他一样的预期，并不是每个人上大学就是为了接触西方文化。可能对于部分国际学生来说，体验其中的一些核心课程甚是有趣，可以与自己的文化进行交叉对比；但是对于另一些来说，探索这些课程可能对他们的困难远大于收获。

文化类课程的背后是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和长期的家庭、社会熏陶。

痛苦记忆

（当时就是读这种书，异常痛苦。Source：网络）

我至今仍然记得大一的时候斗胆为了学校的核心课程选了一门罗马文学课。虽然是入门级别，但是对我这个大学刚出锅的小屁孩来说依然是有点雪上加霜。上课姑且能够跟着听一听，课下每天几十页的阅读把我难坏了。关键是这些文章本身都是用拉丁文写的，都是那么长时间以前的著作，读英文版的就是在读文言文一样的感觉，有时候词都能看懂连在一起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必须要全神贯注地投入。

最后我拼死拼活这节课也才拿了A-，虽然自己已经相当满意，但是后来我仍然吸取了教训，尽量不要离自己的舒适圈太远。后来有一个学期我为了凑学分随便选了一节讲儒家哲学课，授课者是一位白男老教授。我以为这节课对我这种从小就在学《论语》的应试教育学生来说应该是手拿把掐，但仍然在课堂上感受到了很大的差异——我们的学习方式、对于文本的解读和应用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异，更不要说在初高中学的那些一句一句的“子曰”本来就是浅尝辄止，甚至囫囵吞枣。

即便是看似舒适的课程依然能够有这么大的差异，更不要说完全不同的体系了。

身为哈佛的白男教授，汉金斯或许已经把一些背景知识当做理所当然。在全球化盛行的当下，来美国上大学的门槛不再高，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学生越来越多，每个大学的国际学生都是与日俱增，“多样性”也已经是不少学校的招牌。在这样的事实之下，“去西方化”其实才是大势所趋。

这不是文化战争，文化也从来不应该是战争。这是世界发展多极化的必然结果。

百家争鸣的全球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以“西方”为中心，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学生群体高度同质：文化背景相似，教育路径接近，默认知识体系高度统一。在这样的环境中，西方哲学家自然是“基础”，而非“选择”。但当大学真正走向全球化，当课堂里坐着来自不同语言体系、不同教育传统、不同文化经验的学生时，把同一套西方经典继续当作“默认起点”，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公平。

这并不是在否认西方思想的重要性，而是说，重要，并不等于必须或唯一。

汉金斯教授的失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错位的期待。他期待大学仍然是一个为“正统文化”服务的场所，而现实中的大学，正在逐渐变成一个为“多重世界经验”搭建的平台。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会让某些人感到被挤出中心——但被挤出中心，本身并不等于被排斥。

汉金斯选择离开哈佛，转而前往他认为“仍然守护正统文化”的学校，这当然是他的自由。但如果把这种个人选择上升为对整个高等教育方向的判决，就未免过于草率。大学并不是为某一代学者、某一类学生而存在的，它注定会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改变重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美国校园里发生的，并不是一场“反西方”的文化革命，也不是一场针对某一群体的阴谋，而是一场并不总是优雅、甚至常常令人不适的平衡重构。它会制造摩擦，会带来矫枉过正，也会留下值得批评的问题；但它同样在提醒人们：过去那套被称为“中立”的体系，其实从未真正中立。

或许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大学是否在DEI或者多元化上“走得太远”，而是我们是否仍然习惯把失去中心，误认为失去正义。

在一个真正多元的学术共同体中，没有任何文化、任何身份、任何传统，可以理所当然地要求永远站在舞台中央。

当“西方”从唯一答案，变成众多答案之一；当白人男性从默认主体，变成需要参与竞争和解释的主体；当大学不再保证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舒适区——这未必是学界在走下坡路，也可能正是它重新开始履行自身真正社会使命的标志。

文 | 小L在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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