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央音｜冀瑞铠：倾尽所学，只为桃李竞相开_教育文化

口述央音｜冀瑞铠：倾尽所学，只为桃李竞相开

创始人

2026-03-25 06: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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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瑞铠简介：小号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1958年至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管乐学科学习小号专业，师从夏之秋、柏林教授。自1977年起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任教。1982年至1984年，被国家公派至奥地利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深造，获得硕士学位。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管乐学科主任，中国少年交响乐团常任指挥、艺术总监等职。

一波三折，结缘“央音”

1946年4月19日，我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虽然父母的职业均与音乐无关，但我因为天生耳朵好，被选中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音乐小学（1955年成立，附设于少年班）。在业余音乐小学学了差不多半年以后，教视唱练耳的臧凤来老师看我对音乐很有兴趣，建议我试着考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于是，我跟奶奶要了一毛钱，先用两分钱买了一张招生简章，之后又花了一分钱从我家所住的河西区坐摆渡到位于河东区的中央音乐学院去考试。记得当时考我的有郑湘河、黄日照、陈园等老师，考的内容主要是视唱练耳和唱歌。考试相当顺利，但入学却费了一番周折：1958年5月我报考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还在天津，而到9月开学时，学校已迁往北京。父母坚决不同意年仅12岁的我独自赴京求学。我虽然奋力抗争，但未成功。开学后，学校发现我没有报到，专门派了虞疆老师来到天津家中做工作。老师耐心地向父母介绍了学校在京的教学条件和住宿环境，最终说服他们。1958年10月10日，在父亲的陪伴下，我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起初，我跟随黄日照老师学习中音号和长号，二年级以后转到夏之秋先生门下，开始学习小号。那时的校园生活简单而充实，学生勤奋好学、力争上游，老师爱生如子、辛勤耕耘。在这样一个和谐、美好、温馨的氛围中，我健康、快乐地成长。

在附中学习时期的冀瑞铠

然而，岁月无常，造化弄人。附中毕业时，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我由于父亲被错划成右派蒙冤入狱而被剥夺上大学的资格，被分配到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成为一名电工。而这一干，便是13年。那段岁月，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最令我感到痛苦的并非身体的劳累，而是无法继续在音乐道路上攀登。我没有一把像样的小号，更无暇吹号、练号，有一段时间几乎要忘记那熟悉的声音。然而，音乐早已深深地融入我的血液里，我离不开小号。后来，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又重新拾起小号，并自学了和声、作品分析等音乐理论课程（曾有幸得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姚锦新教授的悉心指导）。

转机出现在1977年。当时，学校兼职小号教师陈嘉敏准备出国，空缺出的岗位急需有人接替。尽管我并无大学学历，但夏之秋老师还是极力向赵沨院长举荐我。赵院长力排众议，最终将我调回母校。在附中教了五年书后，我又有幸于1982年被国家公派到奥地利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师从维也纳爱乐乐团小号首席阿道夫·霍勒教授。德奥音乐表演学派以严谨、理性而著称，不仅注重音准、节奏等基本功的训练，也很重视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和实践能力，这些对我后来的教学有重要影响。

2019年，冀瑞铠教授与原附中校长陈南岗教授夫妇（站立前排右5、右6）和附中管乐学科师生合影留念

加入“少交”，受益匪浅

1958年我报考附中时，“少交”的前身“红领巾乐队”虽未正式成立（成立于1959年，后曾更名为中国少年交响乐团，现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交响乐团，简称“少交”），但已初具规模。我至今还清晰记得第一次观看乐队排练时的情景：一个小伙子指挥一个20多人的小乐队，曲目是《啊！多美好》。乐队队员们专注的神情和精彩的演奏，令我羡慕不已。入学后我才知道那个动作有些夸张的指挥叫邱天虎，长得十分帅气的首席叫张云璋，满头大汗的小号手是陈嘉敏，吹巴松和演奏长笛的分别是吴志音、鲍元恺……

1960年，我如愿加入“红领巾乐队”。学校非常重视乐队训练，每次排练，管弦学科的老师都亲临现场进行指导。记得有一次排练时，我得意忘形地躺在椅子上“喇叭朝天吹”，被大提琴学科的陈园老师狠剋了一顿。这件事让我深刻认识到，乐队训练是演奏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必须认真对待。在郑小瑛、徐新等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乐队的演奏水平逐步提高，团队意识进一步加强。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电台录音，吹大管的林铭述同学感冒了，为了不出杂音，他硬是坚持到乐曲结束5秒钟后才咳嗽，脸都憋紫了。那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大家最盼望的就是演出，因为演出后都会有夜宵。有一次，乐队去参加一个重要外事活动，演出结束后，大轿车把我们从人民大会堂送到前门的一家大饭店。吃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同学们将桌上的辣椒酱一抢而空的狂喜场面。小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20世纪60年代初，“红领巾乐队”在演出，指挥徐新

1962年，在徐新老师的带领下，红领巾乐队首次到外埠进行巡演。那个夏天特别炎热，而武汉、上海、广州等城市，又都以酷热潮湿而著称。我们乘坐绿皮火车一路南下，白天还好一点，夜里则更难熬。但小队员们各有各的办法，有的爬上行李架，有的钻到座位下，睡得东倒西歪。那时候的学生都很皮实，无论旅行条件多么艰苦，一到演出现场总能保持良好状态。其中在武汉的演出，最令我难忘。剧场里没有任何降温设备，一场演下来，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拉出塞进裤子里的白衬衣，汗水能撒一地。而在“大火炉”的烘烤下，我们铜管专业学生更是苦不堪言。号嘴放在嘴上一个劲的打滑，必须使劲控制，才能不“放炮”。记得首演那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演奏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组曲时，不知道哪位好心人在钢片琴前加了个麦克风，结果声音奇大无比。徐新老师立即中止演奏，亲自调整设备后才又重新走上指挥台。这种对艺术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临场应变能力，为我们上了生动一课。

“红领巾乐队”铜管组在演奏，右4为冀瑞铠

（摄影：李兰英。载《人民画报》1962年5月）

专业学习与乐队训练并重的双轨制教学模式，让我受益匪浅。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我因家庭出身问题被迫离开学校，乐队也因后来的政治原因被取消。而我与它再续前缘，是从奥地利留学回来以后。当时“红领巾乐队”虽已恢复，但排练并不正规（有演出任务时，才把大家集中起来排一排），且无专职管理人员和指挥。我在奥地利留学时，深刻感受到了欧洲音乐院校对合奏训练、乐队课教学的重视。而我也在主攻小号专业的同时，学习了一些乐队知识和指挥技巧。为了帮助乐队走出困境，我于1985年接管了它。开始只是做一些人员组织和乐务、谱务等管理工作，后来由于实在请不到固定的指挥，只好自己上阵，成为乐队的艺术总监和常任指挥。

1987年，冀瑞铠教授指挥“红领巾乐队”参加附中30周年校庆活动

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把乐队课作为一门必修课，循序渐进，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加以训练。最初，每学期只能排练一两首像样的曲目，但我坚信只要坚持，就一定能看到成效。我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有时为了一个和弦的精准，我会要求他们反复练习整节课。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乐队的演奏水平得到提升。

2019年，冀瑞铠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少年交响乐团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排练和指挥乐团演出

1988 年秋，“红领巾乐队”以“中国少年交响乐团”之名，由左因校长带队，赴瑞士、意大利两国进行访问演出（汤沐海、徐新指挥）。第一次走出国门，学生们即以精湛的技术和纯真的音乐征服欧洲观众，让世界听到中国少年的心声。从欧洲回国后，乐团又成功出访中国澳门（陈佐湟指挥）。

1989年1月，由左因校长带队，“少交”赴中国澳门演出（指挥陈佐湟）

两次成功出访，使乐团的名气飞速提升，在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乐团受邀参加的演出活动越来越多，如1990年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艺术节和闭幕式演出，1993年中国申奥委员会组织的北京国际艺术节等。乐团的快速发展让我们愈加意识到，一个高水平的常任指挥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经费和档期的原因，这样的指挥家非常难找，于是我们开始培养自己的学生，而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指挥家的张艺（现任中央芭蕾舞团音乐总监等职）。小提琴专业出身的张艺，很小就进了乐队，并且通过努力一路坐到首席的位置。他在排练中展现出较强的音乐感悟力、理解力，是一个学指挥的好苗子。为了更好地培养他，我为他提供了指挥“少交”的锻炼机会，并积极向当时的指挥系主任徐新老师推荐。他考上指挥系后，我又组织学生志愿（名为“少年爱乐乐团”）为他举办了一场个人音乐会（1991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工作，担任“少交”常任指挥。张艺执棒稳健，年少有为。1994年“少交”赴上海演出，1994年、1995年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都由他指挥。演出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在马来西亚，该国国王和王后亲临音乐会现场且听完全场。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华侨林启明先生不仅出资赞助了本次出访，还为钢琴协奏曲《黄河》在该国的“解禁”，付出了巨大努力。

1995年“少交”出访马来西亚，指挥张艺

此后，乐团又曾成功出访中国香港，并与声歌系合作演出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以上同为1996年）。这些排练和演出，不仅磨练了学生们的乐队演奏能力，也拓宽了他们的审美与艺术视野。

采访中，冀瑞铠教授倾情讲述他与“少交”的深厚情缘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少交”走出了吕思清、陆威、李腾、翟耀光、王晓明、于雅媚、田博年、梅第杨、曾韵等一批世界级演奏家。这些学生身在海外，心系母校，经常回附中举办各种音乐活动。这种传承精神，正是“少交”最宝贵的财富。

走上世界舞台的吕思清、田博年、梅第杨、曾韵，与“少交”联袂演出

承上启下，初心不变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队伍中，我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是夏之秋先生那批在建校初期就来学校任教的老教师。他们不仅挚爱音乐，学有专长，而且对学生关爱有加，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们为学校的建设、为各类专业音乐人才的培养，贡献了学识与才智，挥洒了热血与汗水，可谓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而在我们后面，也就是目前在学校挑大梁的，则是陈光这批70后、80后。我们这代人，经历了那个特殊时期，生活坎坷，命运多舛，因此也更加怀念在母校学习、工作的点点滴滴。

我对母校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特别是那些曾经给过我帮助、给过我温暖的老师们。首先一个是我的专业老师夏之秋先生。很多人知道夏先生，都是因为他的那首著名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孰不知他多才多艺，不仅会作曲（也曾教过作曲），还能演奏小号等乐器。他于1954年调入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担任小号专业教授，直至1986年退休。在专业教学上，夏先生有他的独到之处。由于他早年曾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作曲理论组学习，因此对学生音乐素养的要求非常高。他认为，基本功扎实，技术全面，音乐理解到位，是所有演奏专业学生都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他曾对学生提出“三点忠告”：一是要学好钢琴，二是要学好视唱练耳，三是要练好音阶与琶音。其中，他特别重视视唱，认为视唱好才有可能吹得好，视唱不好肯定吹不好，吹得好必定唱得好。这些至理名言，让我受益终身。

中年时期的夏之秋教授在练号

夏先生治学严谨，对音准、音色的要求近乎苛刻。记得有一次，我为了一个高音反复练习了整整一下午，嘴唇都吹肿了，夏先生仍然不满意。他说：“音乐不是杂技，不能只追求高度，更要注重美感。”这句话成为我日后教学的重要准则。

除了夏先生，在附中学习期间，我还有幸得到钢琴系李昌荪教授的特别关照。李老师不仅在学习上给予我指导，还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后来更是收我为义子。他经常领我去看画展，听音乐会；带我听大量的不同版本的唱片，引导我提高音乐鉴赏能力。他还教我弹钢琴，帮我从和声、织体、结构上分析作品，告诉我只吹好小号一个声部远远不够，必须全面地了解其他声部甚至乐队里的各种乐器。正是他的言传身教，让我真正领悟到了音乐的博大和深邃。

此外，我也对俞慧耕校长感恩不尽。附中毕业后，我因家庭出身的原因无法继续求学。在填报毕业志愿时，性格倔强的我一口气填写了三个“北大荒”。俞校长看到后非常心疼，劝我留在北京。她对我说：“情况会有变化的，你留在北京可以骑马找马，真去了北大荒，就算将来有机会你回来也难啊！”幸亏我当时听从了她的劝说，才能够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后，破格回学校任教。

我回附中教书时，学校的师资队伍正处于新老交替、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我十分珍惜这次重新归来的机会，努力工作，不负师恩。在继承前辈教师优良传统的同时，我也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了聂影、张辉、文智涌、曲凯、陈光、张楠、鲁潇霖、宋胤、王晨醒、张嫄、刘艺、刘一、常懿丹等一批优秀小号人才。在学生们的眼中，我既是严师，也是慈父。我从不计较上课时间，经常留学生在家里用餐，为他们添衣并给予生活费。我深信，这种师生情谊的传承，比任何技巧传授都更有价值。如今，我的这些教育理念也在我的学生身上得以延续，形成了一种温暖的传承。

201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少年交响乐团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与小号专业弟子合影（从左至右：张嫄、王晨醒、陈光、陈南岗、冀瑞铠、张楠、曲凯）

2003年我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以后，在上海创办了非营利性质的“冀瑞铠音乐艺术培训中心”。很多人不解我为何不安享晚年，我的回答很简单：“音乐是我的生命，教育是我的使命。”在这里，我完成了从培养尖端音乐人才到开展普及音乐教育的转变，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设计出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我还开发了大量游戏化的练习，把音乐课室变成“游戏厅”，让孩子们通过学习音乐，收获更多的快乐与成长。这既是我的小号教学生涯的延续，也是美育理念的一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