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几起关于教师的事件接连登上热搜,公众情绪在同情、愤怒与无奈之间反复横跳。舆论场中的真实困境,却让人不得不深思:为什么今天的教师,越来越“不敢管”了?
先看看最近的这两件事。
5月18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一名大四重修生因迟到,被老师安排在前排就坐,随后趴在桌上睡觉。老师随口说了一句“你还问我哪里有座位,结果是来睡觉”,该生认为自己“被折了面子”,当场情绪崩溃——打砸教室门、乱摔消防器材,回到讲台前对着老师连吼 “sha sha sha”。老师唯一能做的,是低头道歉,提前下课。
这条视频在网络上发酵后, 单条讨论量超过14.8万,评论区里最多的声音不是愤怒,而是害怕——数以万计的教师,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如果说这起课堂冲突还算是“个案”,那另一件事则更加荒诞。
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在一场直播连麦中对一位家长说了一句“你家孩子遇到的不是校园霸凌,只是正常的社交摩擦”,便被该家长以“侵犯隐私”“直播影响教学”为由,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反复举报投诉。 这场风波整整持续了两个月——沈奕斐被迫连日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正常科研和教学工作几乎停摆。
经历漫长调查,复旦大学最终认定沈奕斐的点评“专业客观、不逾越合规边界”。但两个月前的合理言论,一个月前的一时失控怒吼,都能让一位教师陷入长久的舆论风暴、行政消耗和精神折磨—— 这,已经不再是孤立事件。
在沈奕斐视频的评论区里,有超过1000条留言来自基层教师:有人说自己被无理家长举报到失眠,有人说为了不惹麻烦只能对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说明明用心教书却被步步紧逼—— 寒透了心。
他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据媒体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至8月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 仅7起属实。也就是说,超过90%的举报是不实或恶意的。一位教师因批评学生犯错而被家长以“体罚殴打学生”举报,核查后发现完全不实。举报成功了,算老师倒霉;举报失败了,举报者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当举报可以零成本无限发起,当一次正常的课堂提醒随时可能演变为全网声讨的“教师欺凌学生”视频, “躺平”便成了教师最理性的选择。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根据一份针对全国中小学教师的调查报告, 39.09%的教师认为自己存在抑郁、焦虑倾向,且超过60%的教师表示“不敢管教学生”,逾50%的教师“害怕发生各种安全事故”。
当一个群体中近四成的人在教育现场呈现出心理不健康的状态,当“佛系执教”成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你还能指望谁来“立德树人”?
面对这种局面,有没有系统性症结存在?
有。 首先是举报生态失衡。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曾发文明确提出要“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可在具体实践中,学校和教育部门往往习惯以“牺牲教师换和谐”的方式处理家校矛盾。只要有家长投诉,那就先处分老师、先息事宁人——这恰恰是今天教师群体集体焦虑的最直接来源。
其次是“对手思维”泛滥。 人民日报5月27日发表锐评,将这种心态描述为“把举报投诉与舆论曝光当作宣泄情绪、施压校方的武器”。一些家长陷入极端的“保护式焦虑”,将学业批评、社交摩擦一概上纲上线为权益侵害,以“维权”之名行“宣泄”之实。而在这些对立中,最受伤的恰恰是夹在中间的孩子。
第三是责任边界模糊。 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还要承担无限量的“台账记录”、迎检汇报等非教学任务,同时还要时刻面对“出事”的恐惧。正如调查报告所指出的, 68.03%的教师认为非教学任务负担过重,位居所有压力来源之首。
好消息是,5月26日教育部召开的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将“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和“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高度。怀进鹏部长用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 来定位教师的价值。
济南市教育局也已率先回应:学校需承担“第一责任人”角色,区分正常教育行为与失范行为,主动为教师提供法律和心理支持, 不再简单“牺牲教师换和谐”。复旦大学在沈奕斐事件中的做法同样值得肯定——没有因为外部压力就处分老师,坚持实事求是,保护教师的专业判断权。
但这些呼吁和个案,远远不够。
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遏制恶意举报的零成本乱象;如果学校仍以“不出事”为最高考核目标;如果家长依旧认定“我家孩子不可能犯错”——那么今天课堂上的“佛系教师”,明天就会成为教育滑坡的注脚。
与其担忧“老师不敢管”成为常态,不如反思: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教育?
是学生意气用事打砸教室,老师只能卑微道歉的课堂?还是家长动辄举报,教师疲于自证的生态?还是自上而下都恪守底线、彼此信任,让真正的教育能够有序进行的氛围?
答案其实早在五千年前便已写下。 “教不严,师之惰” ——师者若因惧怕而失教,失教的不仅是成绩,更是世道人心。
让老师站起来教书吧。
保护教师,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孩子受教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