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成果替代博士论文，不要沦为新的利益输送窗口
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一年多来，多个大学已做了很好的试点。
相信，初期的“实践成果”大多数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但长期下去，如何保证质量，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今年两会，有大学领导提出，希望进一步提高大学招生的自主权。逐步削弱高考“独木桥”的地位，让更多有能力的人才能够进入优秀的大学培养。这种自主招生模式，在国际知名大学里常见。但要在国内推广，被很多人质疑，虽然他们认为高考存在缺点，但他们更不相信大学的领导们能在招生阶段做到公正、公开、透明。
已经有了两个反面案例。一是大学招聘。在多个大学的招聘公示名单上，被网友发现有境外野鸡大学的毕业生，还有被发现有明显的萝卜坑要求（某岗位要求某个与岗位无关的特殊才能，且应达到特定水准）。 另一个是协和的“4+4”项目，这来源于境外知名高校的成熟做法，但在国内执行时，受到了各种因素干扰。
博士硕士“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大学自主招生，目标都是打破一个僵化的（甚至落伍的）机制，但如何建立起新的能经得起考验的、公平、公正、透明的体系，同样是难题。规则好写，但遵守难。例如，“实践成果”，在企业里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个获奖项目，前几位获奖者均未实际参与项目的研究，而实际项目的完成者只居于名单末尾，甚至有的主要完成人都没能列入获奖名单。大学里如何评价这样的“实践成果”？这不能靠导师把关，因为导师早已是利益链中的一环。
近期，论文有不少负面，甚至知名人物的学术论文都被轻易发现造假。而这些论文，成为他们获得权、钱的重要支撑。论文考核机制确实需要改革。取消论文，尤其是本科生论文，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但关键是如何建立起经得起考验的新的考核体系。回答好这个问题，才是关键。否则，“实践成果”比论文更难考核，更容易被利欲熏心的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