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一堂课上：人到没到、手机放没放、头有没有抬起来，这些指标都是最容易被统计、被记录的。但教育真正发生的时刻，常常是无法被即时捕获的——一个学生突然听懂了什么时的沉默、一个问题在心里埋下种子、一次短暂交流后隐隐松动了的成见。这些变化缓慢、隐蔽，甚至要隔很久才会显现，因而天然地站在量化管理的反面。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当治理的手段越来越精确，它对教育里那些“慢变量”的感知就可能越迟钝。

今天，一读为大家带来一位教育从业者的所思所感。他关注的不是一堂课的纪律好不好，而是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当管理不再只是手段而渐渐成为目的，我们还能守住课堂初心吗？

近期，听一位老师说他听课的经历，不禁感慨。

进教室时，第一排摆着个塑料收纳箱，箱子上贴着“上课前请自觉存放手机”的手写纸条。他数了数，四十人的班，交了三十七部。还有三个学生说“手机忘带了”，辅导员在旁边的小本子上记名字。

那节课，老师讲得满头大汗，PPT翻得飞快。底下学生眼神发直。他旁边坐着个男生，笔记本上画满了五子棋格子，一节课没抬几次头。

课后他在走廊拦住他，问：“这课你觉得怎么样？”

他挠挠头：“老师挺认真的，但这些东西我自己看教材也能懂，B站上还有讲得更细的，还能二倍速。”

听了他的经历，我一直在想：我们这是在追求育人实效，还是在做“痕迹工程”？

手机收进了箱子，照片拍进了相册，汇报写进了总结，台账摞得越来越高。可学生的脑子到底进没进去，常常缺少真正关心。当然，这不意味着所有课堂都陷入了形式主义。不少教师已在积极探索教学改革，许多学校也在尝试更科学的评价方式。

01

“组合拳”背后的路径依赖

客观而言，“收手机+考勤+排名”之所以成为常见做法，不是没道理。

它简单、统一、见效快，就像工厂流水线，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动作，检查起来一目了然。手机收没收，拍照就能证明；抬头率高不高，数据直接说话；辅导员到没到，签到表不会撒谎。这些指标填进表格、写进报告、放进台账，整整齐齐，正好对上标准化管理的胃口。

可课堂不是车间，学生不是零件。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从来就没法量化。一个学生突然问了个“刁钻”问题，把全班讨论引向另一个方向；老师临时改了个案例，沉默几分钟后有人冒出一句让人心里一震的话：原计划讲三节，结果一节就讲完了，因为那一节学生是真听进去了——这些才是课堂该有的“活气”。

它们打不了分，排不进名次，总结报告里写不下，照片更拍不出来。于是治理的重心就滑向了那些容易出“痕迹”的事，把课程怎么更新、教师怎么培训、评价怎么改革这些硬骨头，悄悄搁在了一边。当督查的重点集中在手机收没收、签到表填没填、抬头率数据是否达标，而学生听进去多少、课堂有没有真正触动思考，缺少同等权重的考查时，管理的导向就可能从服务教学滑向完成指标。

久而久之，课堂管理变成了“做台账”，脱离教学本质，成了应付检查的事务性任务。以管控替代改革，以留痕替代实效，当留痕从手段变成目的，课堂治理就可能偏离育人的初衷。

02

走神背后，是教与学的错配

学生走神，不能简单归结为学生学风问题，更需要从教学供给一侧找原因。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他们不再满足于课堂上单向地“被灌输”，更想要的是思维训练、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价值冲突时的判断引导。

可有些老师还在用老办法。课件几年不换，课堂上几乎没有互动，学生提了问题也得不到及时反馈。这样的课，当然留不住人。更值得追问的是治理逻辑：教学适配出现难题，是去推动课程更新、提升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还是挑更省事的路——加强管控，把学风建设的担子一层层往下压？

眼睛只盯着学生是不是在座位上，压力只往一个方向传，若不补上教学本身的短板，不改治理机制，课堂质量，只会“越管越虚”。

学生不是天生抗拒课堂。去年我参加一次教学座谈会，有个大二学生说，他平时上课总犯困，但有一回老师讲医疗纠纷中的知情同意，放了一段真实案例的视频：家属坚持不告诉老人癌症诊断，医生左右为难。他说自己爷爷去年查出肿瘤，全家就为“告不告诉本人”吵了好几回。那节课他听得特别认真，因为“终于觉得课堂上的事和家里有关”。

现在的学生被绩点、保研、找工作这些短期压力追着跑，他们当然在乎“这节课能带走什么”。但说到底，如果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学生自己看视频、翻教材、问AI都能学到，那他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学生说B站上的视频讲得更细，这不是对课堂的否定，而是一面镜子：如果课堂提供的仍是学生自己能获取的内容，那课堂的独特价值在哪里？

学生偏爱“快餐式”学习，不能简单说他们就不爱思考。很多知识课堂上讲明白了，学生也不一定能内化。得和现实里的某件事碰一碰，经过自己的琢磨、比较、验证，才可能从“知道了”变成“想通了”。

同样的内容，有社会经验的学员容易聊开，因为他们带着问题来；对于知识，如果找不到和自己生活的连接点，讨论就容易浮在表面，很难真正触碰到思考。

课堂能不能冒出“活气”，不光看教师愿不愿意、能不能做到，也得看学生有没有被触动的经验、兴趣和耐心。

03

教师投入课堂，制度如何托底

课堂是育人的主阵地，教师的作用不可替代。但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是：教学业绩在评价中的权重，与课堂育人的重要性之间，仍存在落差；而帮助教师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培训支持，也尚未完全跟上。当教师花精力改进课堂却难以在评价中获得充分体现时，投入的热情就难免受到影响。

得把课堂教学质量真正纳入教师发展的核心评价，让“教得好”和“研得好”一样受重视。教师自己也得主动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学生特点，多在价值引领、思维训练、创新方法这些AI替代不了的地方下功夫，用真本事让学生愿意抬头、主动思考。

但改起来真不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有现场感的表达，得下慢功夫；就算做到了，评职称的时候也未必比照着PPT念更有优势。于是，有些课堂占用了宝贵的共同在场时间，实际上提供的仍是本可被AI替代的知识搬运。

这种课堂，既比不上快餐的效率，也留不住现场该有的温度，两边不讨好。

04

权责边界需要厘清

治理得先把权责捋清楚。当抬头率被纳入辅导员考核时，初衷虽好，执行中却容易偏离本意。为了应对指标，辅导员课前收手机、课间巡查、课后撰写整改报告，这些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事务挤占了本职工作的时间。课堂管理的重心，还应回归任课教师和教学管理部门。

课堂教学质量，任课教师是第一责任人；学情分析与教学改进，是教务部门的统筹职责；学风涵养与成长服务，是辅导员的核心使命。三者各司其职，才能避免责任虚化与层层转移。

当治理逻辑变成“什么好考核就考核什么”，责任自然滑向最基层、最弱势的环节。责任向下传导容易，向上回溯困难，这种压力结构客观上容易形成治理的薄弱环节。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转移问题，其背后往往藏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制度明知有些东西没法量化，却偏要量化；明知好课堂离不开教师的个人风格和现场发挥，却偏喜欢整齐、稳定、可控的样子。考核要排名，要出成绩，压力一层层传下来，课堂自然就被往更可管理、更可预制的方向推。

得让教学口和学生口坐下来，列个协同清单，把课堂治理每个环节谁负责、怎么衔接，都掰扯清楚。制度把边界画明白，权责把担当定扎实，责任虚化、层层甩锅的乱象，才能从根本上刹住。

05

让技术回归教学辅助的本位

推进教育数字化，得守住一条底线：教师主导、技术辅助、学生主体。

但技术本可以有另一种用法。借助智能技术做精准施教和学情分析，帮教师了解学生哪里卡住了；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数字素养，自觉克服数字化学习惰性。关键是，技术应为育人所用，不是为管控所用。数字化是赋能手段，不是偷懒理由，更不是把学生圈起来的电子围墙。

得建立人工智能课堂使用规范，把技术代写、敷衍听课这些行为列进负面清单，给智能设备应用划条红线。但红线之外，应该留出空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数字素养，自觉摒弃数字化学习惰性，而不是一收了之。

技术迭代放大了传统课堂治理的结构性短板，但问题根源在于治理思维固化，不在于技术本身。

06

让课堂回归课堂

说到底，课堂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学风是人才培养的生命线。

我倒不觉得课堂已经没救了。真正在走下坡路的，是那种只把学生当听众、只把老师当知识入口的旧模式。

还值得守住的课堂，应该留住那些没法被标准化复制的东西：让学生先说出自己的判断，再追问依据，再把不同人的判断放到一起比较。这东西急不来，也没法提前打包好。

这几年，我也常去课堂听课。以前总觉得课时紧，老师得把知识点讲完，所以拼命讲。现在我发现，能让学生自己看明白的，少讲；讲不清楚、必须当面碰撞的，多留时间。

上周听一位老师讲医疗资源配置，他没有先给结论，而是让学生先表态：如果你手里只有一台呼吸机，两个病人都急需，你给谁？

有人说给年轻的，有人说给病情更重的，有人说抽签最公平。老师不急着评判，只是让他们互相追问：你这么选，依据是什么？如果换作你是那个被放弃的家属，你还能接受吗？

课堂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个人都意识到，医疗资源分配从来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价值选择。

这种现场冒出来的东西，视频给不了，AI也给不了。

整治课堂乱象，表面看是在管学生听不听课，实质上是在纠治教育领域的老毛病，完善的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守护的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课堂治理如果还有意义，恐怕就在于它还能保住那些没法被完全标准化的“活气”。不是靠收手机、不是靠打卡、不是靠排名，而是靠教师肯下功夫、制度肯给空间、学生肯动脑子。

要顺应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得有刀刃向内的劲头，避免形式主义，用实实在在的改革给课堂注入活力，靠规范的治理守住育人这条底线，把学风校风慢慢养起来。

这样，教育强国建设才有扎实的课堂根基。

说到底，课堂质量连着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质量上去了，教育强国建设才有底气，民族复兴才有实打实的人才支撑。

课堂不该是知识的搬运场，而该是思维碰撞的发生地。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还得从改变治理思维开始。让学生愿意抬头、主动思考，这既是教师的功课，也是制度需要留出的空间。

来源：杏林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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