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学校慢了，孩子等不起；建快了、多了，过几年可能用不上。”

文 /巴九灵

中国的基础教育，正在上演一幕冰火两重天。

2016年，我国的出生人口达到了阶段性高峰的1786万，此后呈下跌趋势，2025年已降至792万，再创历史新低。

很自然的，这几年幼儿园关停潮、小学合并潮、基础教育教师就业压力大等一系列现象接踵而至。以小学为例，2022年至2024年，全国累计减少约1.28万所，总降幅达8.6%，且减势逐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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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大盘缩减，学位应该不紧张了。可就在2026年，多地出现了“萝卜”远比“坑”多的“学位预警”。

所谓学位预警，本质上是一种教育部门提前发布的“入学供需预警”。

具体而言，在入学报考季，提前告知家长，当年的入学供需情况，如“某些片区、学校或学段，报名的孩子可能比学校能提供的学位还多”。

据不完全统计，学位预警信号已出现在全国超40个城市，覆盖18个省级行政区。

比如广东和浙江，都涉及9个城市，并列排名第一。其中，广东仅小学就有144所发出预警；而浙江一共只有11个地级市，相当于全省绝大部分地区都在预警名单中。再往后，上海、四川、山东等省市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预警。

同一个国家，同一年，有的学校招不满要合并，有的学校一个班塞到50人。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学位预警”撞上“教育资源盈余”

要理解这个悖论，先看一组时间线。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近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已于2020年达到顶点，小学、初中、高中的学龄人口高峰则分别出现在2023年、2026年和2029年。

图源：中国教育学会

这几个节点不难理解，它们分别指向了2016年前后新生儿波峰段孩子们的各入学年份。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杨德才指出，2026—2035年，我国学龄人口变化将呈现“梯次传导效应”，资源供给不足会产生矛盾。

2026年前后的特殊之处在：它既是这批孩子集中步入初中课堂的年份，也是出生人口进入下行通道的时期。此时，多地公办小学一、二年级的班级数已普遍下降，教育资源盈余开始释放。

再往后看，2029年也将是一个转折节点。随着出生人口持续下滑，初中及以下学段的人口将大幅减少，教育资源盈余会进一步显现，再之后，这一趋势会传导至高中。、

综合来看，全国学龄人口的时间演变路径如下：2020幼儿园见顶→2023小学见顶→2026初中见顶→2029高中见顶。

但时间这个维度展现的是整体趋势， 空间上，教育资源并不会自动跟着人口迁移，当人口持续向部分城市和区域集中时，总量宽松与局部紧张便可能同时存在。

梳理各地的学位预警发布记录：2023年前后，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等一二线城市预警较为密集；近两年，德阳、东莞、宁波、温州等城市也陆续加入预警名单。

图源：小红书

这一变化，与过去几年人口的流动趋势相吻合。

宏观层面，人口持续向以东部沿海、内陆省会为主的高线城市聚集。尤其是适婚年轻人的到来，意味着学位需求会逐步增加。像广东、浙江这些前些年“抢人大战”的深度参与者，无一例外都是2026年学位预警的重灾区。

微观层面，城市内部也在发生结构性分化。新城区、开发区人口激增，而部分农村、老城区的生源持续流失。“人流动了，但老校区没搬走”，会形成一定的局部资源错配。如果学校布局、人口居住与家庭择校之间未能很好匹配，产业新区、热门学区、新建居住片区就更容易出现阶段性的学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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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周期困境

把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结合起来，就会显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就是抢人越积极，学位越容易相对紧张。城市抢人的初衷，无非是提振经济、对冲老龄化。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抢来的人越多，教育等公共服务压力就越大。

更微妙的是，这里还存在一个隐蔽的时间错位：由于抢人政策瞄准的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来了以后，大概率不会马上生育，即学位压力不会在抢人当年就爆发。但等到5—8年后，这批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生下孩子并恰好达到入学年龄时，学位需求才会真正迎来井喷。

换句话说，若没有提前规划五年以上的教育用地和校舍，城市会陷入“孩子该上学了，却没准备好”的境地。

面对激增的入学需求，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新建学校、改扩建校舍或购买民办学校学位来补充缺口。大多数城市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比如2026年，广州计划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5万座，其中1.5万座为普通高中学位；成都提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及幼儿园40所，新增学位5.8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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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么做，也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比如，增加学位成本不低。以广州天河区高唐路东边新建的一所学校为例：一所12班小学加30班初中的九年制学校，共2040个学位，投资总额约2.56亿元人民币。

折算下来，每个学位的建设成本高达12.5万元。而这仅仅是建设费用，还不包括每年支付教师工资、校舍维修、教学设备更新等持续开支。同时，相关的落户门槛、进城务工子女入学等政策也要跟进调整，统筹难度不小。

再比如，“梯次传导效应”已经明示学生的人口结构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剧变。随着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今天挤破头的学校，说不定过几年就会面临“生源荒”。到那时候，眼下花大价钱建起来的学校，又该何去何从？

简而言之，建学校慢了，孩子等不起；建快了、多了，过几年可能用不上。这正是教育资源配置中典型的“跨周期困境”，一个要求城市政府在五到十年的尺度上精准预测人口走向并提前布局的难题。

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意见》，提到学龄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应做好存量学位资源的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并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学位比例。

这一政策的出现，正是对人口流动与公共（尤其教育）服务错配问题的回应。

图源：中国政府网

“人口财政”的探索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增长依赖的是土地财政逻辑：卖地、修路、建园区、建厂房，通过招商引资把土地变成财政收入。但城市化进程到一定阶段后，增量放缓，红利收缩，城市发展过渡到了开始探索“人口财政”。

所谓“人口财政”，就是城市重新计算“人”的价值。一个年轻人进入城市，除了工作、创业，还要租房、消费、缴税，之后可能成家、生育。 年轻人口越多，城市未来的产业、消费和财政也更有想象空间。算下来，每个年轻人都是一笔未来的稀缺“资产”。

在“人口账”逻辑下，抢人的上半场，主要用补贴、工作岗位和创业机会把人吸引来。比如杭州针对应届毕业生设置生活补贴，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10万元；宁波为青年人才提供租房补贴，每人每年1万元。

图源：杭州市民卡

许多城市还会拿出资源，进行多维度的扶持，比如长沙、成都等，推出青年人才驿站免费短住、保障性租赁住房低费长租、人才公寓减费购置等一系列举措，让年轻人从“来求职”到“住下来”。

然而，补贴并非万能。它能吸引人来转一圈，但如果来了之后找不到好的工作机会、看不到长期的职业前景，最终还是留不下来。

因此，抢人之后的留人，更要靠两样东西。

◎ 短期看，要有好产业。有活力的产业带来足够多、足够好的岗位，年轻人才能有经济基础去考虑安家。

◎ 长期看，要有好的公共服务、好的生活品质。当年轻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打算成家定居，子女教育问题就变成了“留住人”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学区、学位，通常会直接决定一个年轻家庭最终是落脚还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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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这个逻辑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近年来，人口流动正在从“单身外出”转向“举家迁徙”，家庭化流动已经并将长期占据人口迁移的主导地位。

根据统计，全国范围内有约18%的人口常住在城镇，但因为各种原因，户口还在农村。在庞大的未落户群体中，仅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尤其是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因为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往往比全国平均数更高。

这些家庭对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综合性、长期性公共服务的需求十分迫切，而子女教育问题，是最敏感、最紧迫的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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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抢人”的逻辑链条从头梳理一遍，是这样的：

城市用补贴吸引年轻人→年轻人因为好产业、好岗位而选择留下来→安定下来后考虑结婚生育→此时子女能否就近入学、能否上好学校，决定了这个家庭是否长期定居→如果学位紧张、入学困难，年轻家庭可能选择离开→城市前期的“抢人”投入就打了水漂。

这就是抢人大战下半场的新竞争格局： 抢人的账是当下的、显性的，留人的账是长期的、隐性的。补贴花了多少钱，当年就能算出数字；但学位够不够、教育质量好不好，往往要3—8年后才显现出后果。

当然，“留住人”并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子女教育确实重要，但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产业、岗位作为长期支撑，年轻人连留下来的经济基础都没有，子女教育问题也就无从谈起，正向循环同样走不下去。

综上，抢人大战的下半场，要把产业、岗位、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因素放在一起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市对年轻人的“综合吸引力”，缺一不可。

主编 | 何梦飞 | 图源 | VCG、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