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注定要被写进历史里。对很多孩子来说,它不只是一场考试,更像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坎儿。十七年前,他们出生在非典的阴影下;十七年后,又撞上新冠病毒的蔓延。同样的疫情,不同的年纪,命运仿佛开了一个沉重的玩笑。但也就是在这样的年份里,依然有那么多年轻的面孔拼尽全力往前冲,甚至冒出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天才少年。中国人常说鲤鱼跳龙门,高考就是那道门,哪怕门前的河水再急,也得跳。





刘学红这个名字,当年可是轰动了整座北京城。她的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被刊登在报纸上,一时间人人传阅。可谁会想到,就在一年多前,她还在乡下插队,过着完全不一样的日子。下乡的日子里,没人关心你书读得好不好,字写得美不美。村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简单粗暴——看你体力行不行。体力好,工分就多,吃得就好些。至于知识?在那样的环境里,几乎没人当回事。顶多在文艺晚会上露一手,博大家一笑。她以为这辈子大概就这样过下去了。 可命运偏偏在1977年10月拐了个弯。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知青点整个炸了锅。刘学红和大家一样,激动得几乎睡不着觉。报名费只要五毛钱,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掏了。接下来的日子,她们白天一边上工一边互相抽背知识点,劳动间隙和晚上也全都扑在书本上。最后半个月,甚至集体请假,关起门来拼命复习。 1977年12月10号到11号,刘学红走进人山人海的考场。那一刻,她的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考完之后,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回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整夜整夜睡不安稳。直到一个月后,通知书送到她手上——她被北京大学新闻系录取了。当时政策规定不公布成绩,所以她一直都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多少分。直到很多年以后,人们翻阅历史档案才发现,她那年语文考了99分,离满分只差一分,正是北京市的文科状元。 如今的刘学红已经退休,安享晚年。她的一生,从迈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天起,就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报》当编辑,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主编的位置,再到2000年成为单位的总经理。后来有记者问她怎么评价这一生,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感谢高考。2007年,她把自己当年的高考准考证捐给了国家博物馆。她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把那一代人的记忆,连同那场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高考,永远留存在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