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工业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逐渐显现。2023年6月,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的一句“不再新建传统燃油车工厂”宣言,迅速在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在大多数车企仍然在扩张产能的过程中疾驰时,吉利已经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提前转向未来。而与此同时,比亚迪的扩张步伐却从未停歇,其位于深汕特别合作区的第五座整车工厂正加速推进,2025年年产目标为惊人的700万辆,展现出两家企业在新能源汽车转型中的截然不同的战略分歧。
产能扩张的冷热反差
吉利的“不建厂”政策,并非一时兴起。近年来,吉利已悄然关闭了多家工厂。2020年,杭州钱塘基地被转让给零跑汽车;2021年,贵州贵阳工厂停止生产;2023年,湖南湘潭基地的部分产线也被出售。传统产能的“瘦身”背后,反映出吉利对燃油车市场即将饱和的深刻认知。
李书福在内部会议中明确指出:“我们不需要新建厂房,现有的产能完全足够。”根据数据显示,吉利当前的产能利用率约为70%。为了适应新能源车型的生产需求,部分传统工厂已经通过改造升级,实现了燃油车与电动车的兼容生产。
与吉利的“收缩战术”不同,比亚迪却在大力推进产能扩张。从深圳坪山到西安高新,从长沙宁乡到常州基地,再到深汕超级工厂的建设,比亚迪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设了超过10个生产基地。2022年,比亚迪的销量突破302万辆,同比增长62%,而王传福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预测:“到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将超过60%。”为实现“用技术打败燃油车”的目标,比亚迪正以每月20万辆的增量速度加速扩张。深汕超级工厂单厂规划年产能达到百万辆,规模堪比德国大众的狼堡总部工厂。
战略路径的两种选择
吉利与比亚迪在产能策略上的差异,源于两家企业对于核心竞争力的不同理解。
吉利的选择是“轻装上阵”。通过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整合路特斯等国际品牌,吉利已形成了从中端到豪华、从燃油车到纯电动车的全方位品牌矩阵。吉利的“不建厂”政策背后,正是其资本运作和跨国协同效应的积累。吉利目前的许多车型,已经通过老旧工厂的改造来实现生产。例如,极氪部分车型由吉利的旧厂进行改造生产,而领克则共享沃尔沃的生产平台。
“吉利更注重资金的投向——研发和品牌运营。”一位接近吉利的人士透露。2023年,吉利在研发上的投入已达到248亿元,占其总营收的6%以上。吉利将更多精力集中在技术研发与品牌运营上,这也是其能够在不扩建新厂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相反,比亚迪则选择了“重资产”的垂直整合路径。从刀片电池到DM-i混动系统,再到易四方电机技术,比亚迪在新能源产业链上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自有技术闭环。为了支撑这些全自研技术的规模化落地,比亚迪的战略是通过大量建设新工厂来满足需求。“自有工厂能够最大程度保证技术保密和产品迭代的效率。”一位汽车分析师指出。比亚迪的超级工厂通常都配备有电池PACK生产线,实现了“电池-整车”的无缝对接。尽管这一重资产模式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但它也为比亚迪提供了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2022年,比亚迪的单车利润突破万元,成功超越特斯拉。
全球化征途:两种不同的扩展模式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吉利与比亚迪的出海战略再度呈现出两条不同的路线。
吉利选择了依托“国际化合作”的战略路径。通过沃尔沃的欧洲销售渠道和宝腾在东南亚的根基,吉利在海外的销量持续增长。2022年,吉利系品牌的海外销量达到了27万辆,同比增长38%。此外,极氪还将采用“直营与合作伙伴分销”的方式,计划在2023年进入欧洲市场8个国家。
“沃尔沃比利时工厂将生产领克车型,路特斯德国产线则负责电动跑车的生产。”接近吉利的人士透露。这种“本地化生产、全球资源整合”的轻资产出海方式,成功避免了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相比之下,比亚迪的策略则是“重兵压境”。继泰国工厂投产后,比亚迪的匈牙利工厂已经开建,巴西的综合体投资额更是高达55亿雷亚尔。王传福明确表示:“到2030年,海外产能占比要达到30%。”为了配套整车生产,比亚迪还在越南和匈牙利等地布局了电池生产工厂。这种全产业链的海外布局尽管成本高昂,但却可以通过自建工厂有效降低关税壁垒。比如,比亚迪海豹在欧洲市场的售价比国内高出了约80%,但仍然供不应求。
结语:不同路径、同一目标
吉利和比亚迪的战略差异折射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多元化进化。十多年前,吉利收购沃尔沃时,比亚迪刚刚推出了第一款电动车e6;如今,两家企业的市值已突破万亿,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重要力量。它们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的战略路径,虽然不同,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全球汽车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这场新能源的马拉松赛道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就像特斯拉因过度扩张陷入产能困境,而丰田的保守战略却导致其在电动化转型中落后一样,吉利与比亚迪的“双轨并行”模式或许正是中国汽车从追赶到引领的最佳路径。毕竟,通往成功的路从来就不止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