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特斯拉的天价薪酬计划再度引发关注。据路透社报道，代理投票顾问机构ISS敦促股东否决特斯拉给予马斯克的薪酬计划。这是机构股东服务公司连续第二年呼吁投资者否决马斯克的薪酬方案。

此前，特斯拉公司董事会提议为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制订一份规模空前的薪酬方案——最高理论价值可达1万亿美元。这是全球企业史上最庞大的个人激励计划，几乎让所有分析师、股东与媒体都陷入了同一个问题的争论：他，值这个价吗？

这份方案的提出时间点耐人寻味。特斯拉刚刚完成了其首辆Model Y全自动驾驶交付，从奥斯汀工厂驶向用户家门口，全程无驾驶人、无远程控制；；同时，公司正在加速Robotaxi和人形机器人Optimus的商业化试验。而在资本市场上，特斯拉股价近几个月波动明显，投资者既期待“第二增长曲线”的出现，又忧虑核心业务的放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在这时，董事会抛出一份几乎无法忽视的“超级薪资计划”。

为什么会出现“万亿薪酬”

这份薪酬方案的核心，并非一张巨额支票，而是一场持续十年的对赌。根据彭博社与路透社报道，马斯克的激励计划以极高的业绩目标为前提——包括特斯拉市值达到8.5万亿美元、实现年交付2000万辆汽车、构建百万级Robotaxi车队等。只有当这些几乎重新定义汽车产业的目标全部达成时，他才能解锁全部奖励。

而要理解“天价”薪酬，必须回到特斯拉及其掌舵人的定位。董事会对外界的解释并不复杂：马斯克被视作公司长期愿景的核心——从电动车制造商向出行平台、自动驾驶与机器人等更高价值科技业务转型的发动机。董事会提出的激励把目标设定为长期且具体的业绩门槛（如市值或营收/盈利级别的阶梯式触发），旨在把CEO的“上行收益”与股东的长期回报进行强绑定。据路透社与彭博社报道，类似提案把股票奖励与多项艰巨的运营与财务里程碑挂钩，董事会强调“非零收益只有当股东真正受益时才会实现”。

这不是普通的年度薪酬，而是一份“长期赌注”：董事会愿意赌马斯克能带来超常增长——无论是把特斯拉打造成全球规模最大的Robotaxi平台，还是实现人形机器人、车载AI等新业务的高估值兑现。支持者的视角是典型的“创新溢价”逻辑：在高科技赛道上，真正能交付颠覆式成果的创始型CEO稀缺，为其提供巨额、长期且有条件的奖励，可以防止人才与愿景的流失，从而保护公司长期价值。

但把“防止流失”和“激励增长”两件事混为一谈，会带来一个极端后果：只要目标设定过宽、或触发条件含糊，激励就可能演化为对现任管理层的利益超额转移。这也正是许多中性观察者与反对者警觉的核心所在。

马斯克“值这个价”吗？

评判“马斯克值不值这个价”，表面看是个估值问题，深层则是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治理边界的角力。把视角拉回到特斯拉当前的业务与市场表现，会发现理由并不单纯支持“天价”结论。

首先，市场增长出现放缓迹象。多家海外媒体和研究机构指出，特斯拉在部分核心市场的销量已显疲态：有报告显示其季度交付在某段时期出现同比下滑，竞争格局也被中国车企等追赶者强烈挤压。与此同时，Model 2等被寄予厚望的“更大众化”低价车型推进迟缓或被调整，而公司又在大量资源上押注自动驾驶与机器人等尚未商业化的大规模收益点。把有限的研发与资本投入在高风险高回报的“未来业务”上，本身是一种合理的战略选择——但要以可被验证的进度和透明的里程碑来支撑，否则投资人与市场将难以给出信任溢价。

其次，战略兑现存在显著不确定性。以Robotaxi为例，理论上其一旦规模化，确实能把公司模式从“卖车”拓展为“运营出行业务”，带来估值跨周期放大。但现实的监管、技术安全性、消费者接受度、以及大规模运营成本等因素，都让商业化之路充满障碍。特斯拉方面虽展示过路测、试点服务，以及举办无人车发布会，但独立的外部分析与公司内部模型对Robotaxi的盈利路径并不一致，甚至有高层对该商业化时间表持怀疑态度。换言之，董事会若以遥远且不确定的成功为交付条件来发放巨额激励，等于在把日渐模糊的未来溢价提前兑现给管理层——这与“激励应当与股东价值同步实现”的原则并不贴合。

第三，治理与委任的权衡。特斯拉长期以来的治理风格、马斯克个人的高流动性与强主导性，使得外界对该方案是否会强化个人控制、削弱董事会独立性产生担忧。虽然董事会宣称有多项“保底”条款（例如需达到具体运营指标、需要马斯克继续担任公司要职等），但支持这些条款能否在长期运作中限制实际执行层面的操控，仍是市场关切。

总体来看，从严格的财务与风险管理角度，市场并不容易接受用极高的名义价值去博取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未来；但从战略推进与人才锁定角度，董事会也有其考虑空间。是否“值”——取决于这些里程碑的具体可测性与可执行性，而不是单纯的名义上限数额。

遭受的阻力

但从战略推进与人才锁定角度，反映出三类深层阻力。

第一，代理机构与大股东的审视更严。知名代理投票顾问（如ISS、Glass Lewis）以及部分机构投资者对超大型、以未来估值倍增为触发条件的方案持谨慎乃至反对态度。他们关心的不只是金额的大小，而是方案是否包含清晰可衡量的触发点、是否会削弱股东权益、以及是否存在短期稀释或其他不公平条款。代理机构的反对往往能影响大量被动基金和机构投资者的投票选择，从而对方案通过构成实质性障碍。

第二，公众与监管的舆论压力。高管薪酬过高在全球范围内都容易引发道德与治理争议；当公司业务还面临增长压力、需大量资本投入或进行成本优化时，巨额激励更容易被解读为“管理层自我奖赏”。此外，监管层和司法路径亦可能介入：过去特斯拉有关薪酬的历史案例表明，法院与监管机构会对履约条件、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董事会程序的合规性进行审查。这一点使得拟议方案承受法律与合规的双重压力。

第三，市场信心的即时反应并不一致。与早前某些报道所述的“股价大跌”不同，公告或相关报道发布当日，特斯拉股价的短期波动表现为震荡与短期回调并存，且在后续交易日内受到更广泛市场消息（如交付数据、宏观因素、行业新闻）影响。把方案视为“直接等于股价暴跌”的简单正相关判断并不准确；更现实的情形是：激励方案加剧了市场对特斯拉治理与战略路径不确定性的担忧，从而与公司已存在的增长质疑叠加，形成对估值的压制。这也解释了为何诸多机构在短期内强调“观察并投票”，而非立刻做出彻底的交易性判断。

在衡量这场争议时，必须把它放在特斯拉当下的经营与战略转型语境中。过去几年，特斯拉从Model Y等量产成功中获得规模与现金流；但近来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在中国与欧洲的本地竞争者崛起、以及在低价车型和新业务路径上的不确定性，都在改变市场对其“成长确定性”的预期。董事会的薪酬提案，既是为锁定马斯克以保留愿景的策略行动，也是一次高风险的治理下注：如果这些未来业务按计划兑现，股东回报可能远超今日成本；若这些赌注失败，不仅是数额，更是公司治理与投资人信任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