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隆·马斯克最近在接受专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能重来一次,他绝不会去领导美国政府的效率部。话中透出的无奈,显而易见。这个部门由特朗普政府设立,原本目的是为了减少浪费、打击腐败,但却在成立不到两年后,提前八个月悄悄解散了。马斯克作为商界大佬跨界从事政治改革,最终却以遗憾离场。这不仅是马斯克个人的遗憾,还暴露了美国政府体制中的制度性腐败。
当初,马斯克接手效率部的职务时,外界充满了期待。毕竟,他带领特斯拉和SpaceX取得的商业成功,展现了他在高效管理方面的强大能力。特朗普任命他担任效率部负责人,目的是希望通过他的管理能力,减少政府内的冗余开支,最初的目标是节省2万亿美元。很多人相信,马斯克或许能够带领美国政府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瘦身。 改革一开始,马斯克确实展现了商业领袖的风采,效率部迅速曝光了政府开支中的诸多问题。比如,每年有上千亿美元的僵尸款项,这些钱已经花出去了,却没有明确的支付依据,实际上等于是把钱扔出去却不知道买了什么。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援助计划更为离谱,表面上宣称是给其他国家的援助,然而实际到达受援国的资金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钱成了幻影援助。财政部每年给不明身份的人发放的福利金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明显的欺诈行为无人问津。这些问题一经曝光,很多人开始期待马斯克能够改变美国政府钱袋子的管理方式。 然而,曝光的乱象只是冰山一角,大家很快就发现,效率部在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后,真正削减的开支却不到百分之四。尽管他们宣称最大节省了1600亿美元,但与最初设定的2万亿美元目标相比,这个数字几乎微不足道。更讽刺的是,美国每天新增的借款就高达80亿美元,这些节省的资金甚至不足以支付每天的利息,根本无法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效率部在试图树立威信的过程中,自己也陷入了争议。媒体曝出,他们故意夸大了节支数据,还偷偷删除了部分支出明细,完全不敢让人深入调查。马斯克个人的身份也变得尴尬,他曾是特朗普竞选期间近3亿美元捐款的主要支持者,很多人认为他当上这个部门负责人,实际上是一次政治上的分红。更为关键的是,他在担任效率部负责人期间,旗下的公司拿到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合同。这让他既是监管者又是受益者,这种双重身份彻底让改革失去了中立性。马斯克可能没想到,商业领域那套高效的逻辑,在华盛顿根本行不通。 马斯克曾以为,凭借数据和规则就能清理腐败,但他很快发现,美国的腐败问题早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贪污,而是已经变成了嵌入政治体制的合法规则。这些规则像一张大网,他越是想挣脱,反而被越紧地束缚住。最典型的合法腐败表现,就是政商之间的押注-回报闭环。在美国,企业老板为总统候选人捐款已经是常态,候选人当选后,往往会给予捐款人回报,比如安排职位,或是批准其公司项目。马斯克能够担任效率部负责人,与他为特朗普竞选捐款密切相关。而他任职期间,特斯拉公司拿到了大量政府合同,这种利益输送早已是公开的合法操作,但却没人对此提出异议。 此外,政商之间的旋转门机制将利益关系捆绑得更紧密。政府官员在退休后,经常会直接进入被监管的企业担任高管,而企业高管也能通过人脉进入监管部门制定规则。比如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卸任后直接进入了雷神技术公司担任高管,而这家公司在他任职期间拿到了大量国防订单。这种身份频繁转换的做法,让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根本无法做到真正的监督。马斯克想挑战这些人的利益,相当于与整个政商体系为敌。 另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力量也使得改革几乎无从动弹。像军工复合体、医疗集团等巨头,每年都会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游说,大部分国会议员都被这些集团掌控。效率部曾试图查找国防支出的漏洞,但国防预算却反而逆势增加。而涉及到社保、医保等核心领域时,因为牵涉到医疗集团的利益,连触碰都不敢触碰。 本应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最终却变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对特朗普政府推动的改革进行否决,改革方案无法落地。马斯克并不是第一个在这种环境中失败的人。奥巴马政府曾尝试进行政府开支透明化改革,希望公开所有支出明细,但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只能覆盖不到五分之一的联邦支出。而克林顿政府也试图精简机构,裁撤冗余岗位,但最后裁掉的岗位还不到2%。这些例子早已表明,没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任何孤立的改革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马斯克这次改革的失败,也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特斯拉股价因市场对他跨界的质疑大跌,他的汽车还遭到恶意破坏。曾经的创新领袖形象,也因为政治争议受到了打击。最终,马斯克选择回归商业领域,算是认清了现实:想单凭个人力量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根本不可能,最后只会被沼泽吞噬。 与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相比,美国的情况更加堪忧。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具有独立调查权,任何涉嫌贪腐的官员都能被追查,而美国的利益集团直接影响立法,把腐败合法化。两国体制一对比,高下立判。可以看出,马斯克改革失败并非能力问题,而是他选择了错误的战场。他本以为政府和企业一样,只要提高效率、制定规则就能解决问题,却未意识到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经深深根植其中。 当三权分立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超越了公共利益,任何试图打破现有规则的人,最终都会被规则淘汰。马斯克那句不会再领导效率部的感叹,实际上是一种对美国体制无奈的承认。效率部解散了,但政府的腐败漏洞仍然存在,财政支出的混乱也不会改变。这次失败的改革告诉我们,当腐败变成一种合法的规则时,单靠一个人的努力根本无法改变现状。马斯克回归商业领域,是明智的选择。毕竟,在华盛顿,想依靠个人力量改变体制,远比制造火箭更困难。